二百年間，這小角色們奠定了東亞千年格局

在討論中日文化交流問題時首先要糾正一個流俗的誤解，即中國唐代文化在一開始影響了日本，後來因為唐朝衰亡，日本就發展出獨自的國風文化，從而中斷了對唐文化——或者說中國大陸文化的全面吸收。一些非常極端的人甚至對“日本保留了中國的某些傳統”這種俯拾皆是的事實產生了一種神經質反感，一旦聽到有人如是說就會罔顧事實的跟人狡辯。甚至還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證明他們的觀點：今天日本的審美，不但不是對中國崇拜的延續，而是反叛。

但事實，在日本“唐物”就是指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奢侈品。比如隈研吾的《

十宅論

》講到日本歷史上的唐物崇拜，其中千利休生活在大致中國同時代的嘉靖到萬曆年間，而這時的唐物指的就是大明朝的器物。也就是說不僅僅是唐朝，其實宋、元、明、清的中國文化一直在輸入並影響日本文化，如水墨畫、禪宗、朱子學、陽明學、建築、瓷器、錢幣、豆腐、醬油、茶道、文人趣味、雕版印書等。

之所以中國會被日本人稱之為“唐”當然不是因為日本到了唐朝才和中國往來。因為歷史上的日本大和朝廷至遲到了東晉後期，也就是海西公時期，便透過韓半島南端的百濟王國介紹，加入了和中國南方朝廷的聯盟，並且得到了晉朝的冊封。此後數代大和國的君王都得到過南朝的承認在國際上才算合法。雖然很多熱衷於“考據”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出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透過對各種歷史資料的重新“解釋”，從而宣稱的歷史上日本從未向中國稱臣，也從未納入中國的朝貢體系，並且得出日本不屬於漢文化圈云云——但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白江口之戰後，已經投降唐朝的百濟大將禰軍曾奉命前往日本，迫使日本天智天皇去掉帝稱號向唐朝稱臣_這是大和朝廷的君王在稱帝之後第一次向中國天子稱臣，也是日本大和王權統一後日本本州之後第二次向中國稱臣（第一次是南朝的倭五王）。《

禰軍墓誌

》中以那種拜占庭式的駢文誇張記述了此事：

千秋僭帝，一旦稱臣。

NHK大河劇《大佛開眼》——這部劇不僅還原了奈良時代的日本，也折射了真實的唐朝。

此後就是遣唐使的時代到來。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AD，唐貞觀四年）至日本寬平六年（894AD，唐乾寧元年）將近三百年的時間內，日本朝廷共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其中成行併到達長安的有十二次。帶著唐使回國的共有三回。準確的講，天平寶字五年（761AD）的那一次外交往來是越州浦陽府折衝別將沈惟嶽奉命護送遣唐使回國，而真正銜唐天子聖旨出使日本的有兩回分別是，舒明四年（632AD）高表仁和寶龜九年（778AD）趙寶英的安撫東夷。不過在第二次唐使到來之後日本朝廷就寶龜唐使的接待規格究竟是宗主國欽差還是外國使臣而產生了不少爭論。這也就是為何日後唐朝不再像日本派遣使臣的原因之一。而從唐朝這邊來講，對待對日本遣唐使也一直十分客氣。一個原因是相較他國藩使，日本使節明顯有文化、好學、風度翩翩、禮貌謙謙。《續日本紀》卷三就有這樣的記載：

“

唐人謂我使曰：’聞海東有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浄，豈不信乎’？”

而唐玄宗在接見藤原清河時說：

“聞日本國有賢君。今見使者，趨揖自異，禮儀國之稱，洵不誣也。

不過對於日本來說，每一次派出遣唐使都是一筆昂貴的花費。因為除遣唐使外，還有遣唐學生和學問僧，這些人的川資盤纏也是由日本朝廷提供，而日本與唐朝之間除了海路之外還又漫長的路程，所以日本朝廷就會找出任何機會來降低成本。日本延歷十五年（796AD，唐貞元十二年），被日本稱為高麗的渤海國使團進入日本平安京，當時的日本朝廷就委託對方將三百兩沙金轉交給在唐的日本學問僧永忠等人，而此時，至少永忠已在長安滯留了二十年……

幸好，一般來說遣唐使使團的大多數成員入唐時間的期限只有一年，之在結束了外交使命和國際貿易之後就要回國。而唐朝對遣唐學生和學問僧的留學申請也有要求，也就是說，絕大部分遣唐使並不會在中國長期居留。而能夠最終獲許留下的遣唐學生和學問僧，也通常都是日本貴族家庭的優秀子弟，或是十分優秀的青年僧侶。申請通過後，遣唐學生將進入國子監所屬六學館，各自學習專業；學問僧則主要在長安、洛陽等地各大寺院鑽研佛教。

遣唐使可以說是人類文明交流史上最偉大的企劃行動之一。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在

《日中文化交流史》

中考證，可知姓名的遣唐學生、學問僧總數為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實際入唐者只有一百一十八人，臺灣學者高明士在《

唐代官學的發展與衰落

》中更是作出了具體統計，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留學生總計二十八名（含新見井真成墓誌，韓昇考證應為使團判官，非留學生）、學問僧總計九十二名。

聖武帝一家。

在歷史上頗有爭議的孝謙女帝。

特別是頻繁派出遣唐使的聖武、孝謙天皇兩朝，也就是相當於盛唐、中唐的天平、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年間，奈良文化直接與盛唐氣象對接，以東大寺大佛開眼為標誌，迎來了璀璨文明的巔峰。當時浮海到達日本的，不僅有學成歸國的吉備真備、僧玄昉、沙門空海，也有唐朝高僧道璿、鑑真、法進、義靜等，還有婆羅門高僧菩提仙那、波斯人李密翳、林邑國僧佛徹、西域胡安如寶、崑崙人軍法刀、占城國善聰……這個時期確實可以說是東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期。遣唐使船所承載的文化載體，包括文獻、人員和物品，對於當時的每一個來說都是如此珍貴，都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守護。天平勝寶四年（752AD）遣唐使船第四船在歸途中遭回祿之災，舵手川部酒麻呂的手被烈火燒傷了，但是他仍舊牢牢的把住舵不肯鬆手，直到船隻平安抵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