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漢政權在西南民族關係、地方管理及巴蜀文化方面產生了哪些影響

成漢政權在西南民族關係、地方管理及巴蜀文化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後世治理西南地區提供了眾多經驗。成漢政權始終未實行“夷漢分治”，而是將少數民族與漢人都納入郡縣管理，並統一徵收賦稅，

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南地區的民族交流與融合。

大成國建立者李雄為更好地管理西南少數民族，還仿晉制在巴蜀設立了西夷校尉、南蠻校尉，在南中設立了南夷校尉等職務，專門處理少數民族事務，加強了對少數民族的管理，有利於民族矛盾的調節。李雄還因地制宜任命南中大姓夷帥來管理南中地區，給予南中大姓夷帥實權。這些措施都促進了民族關係的穩定，為後世管理西南民族提供了許多經驗。

一、西南民族關係

李雄對不同地區的民族矛盾處理方式截然不同。李雄佔領寧州後，以李壽為寧州刺史，但李壽壓迫南中大姓夷帥導致“建寧民毛衍、羅屯等反，殺太守邵攀”。南中地區一向是大姓與夷帥聯合，這場叛亂

應

也有部分夷帥參與。李雄為了緩和矛盾，於是在咸和九年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建寧爨深為交州刺史。”霍彪、

爨

深為南中大姓的代表，李雄透過任命南中大姓為官來穩定大成國在南中的統治，

之後南中地區未發生大規模叛亂，民族關係較為穩定。

益州越巂郡也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民族叛亂。《華陽國志》載：“太寧元年（公元323年），越巂斯叟反，攻圍任回及太守李謙。遣其徵南費黑救之。”越

巂

斯叟一叛亂，李雄便遣徵南將軍費黑前去鎮壓，這場叛亂持續了4年。直到“咸和元年夏，斯叟破。二年，（李）謙移郡民於蜀。”一場民族叛亂持續了整整4年，可見越

巂

斯叟叛亂規模較大。但大成國對這場少數民族叛亂採取嚴厲鎮壓的政策，最終鎮壓下來，並將當地百姓遷徙至蜀地以加強控制。

李雄對南中地區的叛亂採用柔和手段，透過任命南中大姓為地方官來籠絡南中大姓與夷帥，緩和南中地區與中央的矛盾。但對益州越巂郡的叟人叛亂卻採取

嚴厲

軍事鎮壓。原因應為南中地方勢力十分強大，多為大姓與夷帥聯合，情況複雜。而越巂郡僅為叟人叛亂，故李雄能夠採取軍事鎮壓。這也為之後的統治者處理西南民族矛盾與民族叛亂提供了經驗。

除為後世提供管理西南民族經驗外，李氏割據西南時還發生了一件西南民族史上的大事，即引僚人入蜀，對西南民族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太平寰宇記》引李膺《益州記》言：“李雄據蜀，李壽從牂柯引僚入蜀境，自象山以北，盡為僚居。”《華陽國志》載：“勢驕淫不恤國事，中外離心。蜀土無獠，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為、梓潼，佈滿山谷，大為民患。”

《北史·僚傳》載：“李勢在蜀，諸僚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據李膺《益州記》記載，引僚人入蜀應在李雄在位時期。李壽於咸和八年攻下南中，李雄於咸和九年去世，即引僚人入蜀發生在公元333年與公元334年中。李期、李壽在位時，尚無入蜀僚人的相關記載。但李勢繼位後“耽於淫樂，不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因李勢作為國君“驕淫不恤國事”，激化了民族矛盾，入蜀的僚人才會四處叛亂，成為益州大患。

史家將僚人入蜀看作成漢政權崩潰的原因之一，甚至將其稱為“天性暴亂”，“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如此片面評價實在有失偏頗，僚人入蜀絕不僅是災難。

流民軍與趙廞、羅尚交戰後，“三蜀民流迸，南入東下，野無煙火，擄掠無處，亦尋飢餓，”“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大量蜀民逃亡至荊湘與南中地區，蜀地空虛，甚至經過李雄休生養息三十年餘年，到李壽時政權中心成都仍是“郊甸未實，都邑空虛”。

大量僚人入蜀至少補充了蜀地流失的勞動力，但因李期、李壽、李勢執政後都貪圖享受，喜愛奢靡，對入蜀僚人並未進行很好管理，故《晉書》載：入蜀僚人“布在山谷，十餘萬落”。“落”作為人口單位比“戶”稍大，按一落為五人計，入蜀僚人都達到五十餘萬，數量相當龐大。但入蜀僚人大多生活在山谷地區，與漢人交流甚少，對蜀地經濟恢復作用有限。直到李勢的殘暴令人難以忍受之時，僚人才“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

僚人出山後，給巴蜀社會帶來動盪的同時，部分僚人選擇與漢人一同居住，促進了民族融合。

僚人入蜀後，成漢政權只存在了十餘年，因被統治者忽視且時間較為短暫，故成漢政權時期入蜀僚人並未為蜀地經濟恢復發展做出太多貢獻，但為之後統治巴蜀的政權提供了大量人口。

僚人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都有其獨特的技術。《後漢書》載：夜郎國人“邑聚而居，能耕田”，《華陽國志》載：牂柯郡“畬山為田。”“畬山”即火耕，僚人將火耕技術運用在蜀地山地上，盧華語先生指出唐宋時期四川盆地周邊山地的畬田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大量興起的。故僚人對巴蜀山地的開發做了很大貢獻。

成漢政權從始至終未將夷人、漢人分治，還引大量南中僚人入蜀，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西南民族交流、融合，入蜀僚人雖在成漢政權時期未有機會展示其農業和手工業技術，但在成漢政權滅亡後明顯為蜀地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西南地方管理

李雄在地方管理上因地制宜，成漢政權疆域主要為巴蜀及南中地區。巴蜀早在秦國滅古蜀國、古巴國時就已納入中央管轄，實行郡縣制，對中央管理制度接受程度高，故李雄在巴蜀實行郡縣制。而南中地區在秦統一後修築了五尺道並置官吏管理，後漢武帝開南中時又將其納入郡縣管理，但仍屬“邊郡”，地方勢力強大，故李雄在南中地區實行郡縣制與大姓夷帥管理並行的雙重統治。該管理體制為之後東晉、南朝、北周所沿襲，為後世治理西南地區提供了許多經驗。

巴蜀地區雖長期接受中央郡縣管理，但地方大姓勢力仍較強大。

流民軍政府時期

僑

舊矛盾十分尖銳，巴蜀大姓對六郡流民抱有仇恨。大成國建立者李雄稱帝后有意調節僑舊矛盾，任命了部分巴蜀大姓擔任官職，但大多並未給予其實權，僅僅作為大成國朝廷點綴。而大漢國時期，統治者李壽與李勢不得不更加倚靠巴蜀大姓，故巴蜀大姓地位逐漸提高，開始掌握朝政。但因李壽、李勢驕奢淫逸，殘暴非常，故

僑

舊矛盾並未消弭。成漢政權為後世管理巴蜀地區提供了經驗，之後的政府都有注意僑舊關係。

李雄管理南中的措施是沿襲自漢武帝開西南夷以來中央對西南地區的治理方法。西漢武帝開西南夷後，雖設郡縣，但因距離中原遙遠且西南夷部族勢力極大，故實行“土流雙重統治”，林超民先生解釋為“流官治其土，土官世其民”，中央既派遣太守、令、長進行管理，又任命當地土長為王、侯、邑長，實施雙重統治。兩漢均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統治西南夷地區，擴大了漢帝國政治秩序與政治文化的影響力。

蜀漢諸葛亮平定南中叛亂後，透過重新劃分郡縣，向南中地區收取賦稅，以及“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等方法加強了對南中的控制。

自此大姓擁有部曲成為合法，壯大了大姓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南中形成了“四姓”局面。

此後南中成為蜀漢一個相對穩定的大後方，併為其提供了大量物資兵力，使蜀漢政權得以維持。

李雄吸取了兩漢及蜀漢管理西南夷地區的經驗，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南中大姓夷帥，與其早有暗中交流，所以五苓夷帥於陵承攻陷寧州州治後才會“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攻下南中後，李雄也以南中大姓夷帥為官，《華陽國志》記載：“寧州北屬雄，復為郡，以朱提李壯為（平樂郡）太守。”“及雄定寧州，復置郡，以興古太守朱提李播為（南廣郡）太守。”

李雄曾想以李壽為寧州刺史總統南中，但引起南中叛亂，李雄只得退步，“分寧州置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建寧爨深為交州刺史”，重新以南中大姓夷帥來管理南中，並增設交州來削弱南中地方勢力。李雄、李期在位時，南中尚較穩定。但李壽稱帝后，意圖從南中大姓夷帥手中奪回南中地方管理權力，引起大姓叛亂，南中不穩，從而加速了大漢國的滅亡。

李雄在地方管理上能夠因地制宜，在巴蜀實行郡縣制，增加了巴蜀對中央管理制度的接受程度，

在地方勢力強大的南中地區實行郡縣制與大姓夷帥管理並行的雙重統治。

此外，李雄為更好地管理西南少數民族，還仿晉制在巴蜀設立西夷校尉、南蠻校尉，在南中設立南夷校尉等職務。此後東晉、南朝、北周都吸取成漢經驗，重視巴蜀大姓勢力，採取雙重管理體制管理南中，並沿設西夷校尉、南蠻校尉、南夷校尉等職務來管理西南民族。

三、巴蜀文化

巴蜀自古就盛行神仙思想和巫術，這為東漢末年天師道盛行於巴蜀提供了條件。成漢政權建立者李氏為天師道世家，透過涪陵徐輿與巴蜀天師道首領範長生結成聯盟。範長生不僅資助其物資，還用天師道神化李雄，為其稱帝造勢。

李雄稱帝后，立即封範長生為四時八節天地太師、西山侯以及丞相，並在事實上將天師道作為大成國國教，為天師道進一步在巴蜀傳播創造了條件。但成漢政權並不是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李雄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在確立天師道地位的同時，李雄也倡導儒學，大成國穩定後就“興文教，立學官”，“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大成國的君主李雄、李班、李期都明白僅靠天師道難以維持其統治，故在推行天師道的同時並未摒棄儒學。

李壽稱帝后，因其是在巴蜀大姓支援下起事的，為交好巴蜀大姓並確立自身威信，故更加重視儒學。《十六國春秋》載：“（李壽）醮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李壽甚至將儒學修養與侯位聯絡起來，可見其興儒學的決心。

李勢繼位後也沿襲其父政策，在位期間蜀地知名儒士常璩、譙獻之等擔任要職，可見李勢親儒士之意。

但李壽、李勢畢竟出自世代信奉天師道的

賨人

世家，難以完全擺脫天師道的影響，而且巴蜀天師道氛圍濃厚，李壽、李勢也需要天師道來統治人民。故李壽、李勢在位時期仍以範長生之子範賁為丞相，並未限制天師道傳教活動。所以李勢投降後，範賁才能在短時間內集到一萬餘人以稱帝。

成漢政權統治時期，天師道得到極大發展，但統治者也並未忽視儒學，這大大促進了巴蜀天師道與儒學的復興，為南北朝、隋唐時期巴蜀天師道與儒學融合提供了條件。

總結

大成國的興盛主要在於第一任統治者李雄採取了折中的政權建設方案，努力調節

僑

舊矛盾、民族矛盾，平衡天師道與儒學的關係，加之當時社會局勢混亂，其餘割據政權難以入侵巴蜀，使大成國得以偏安一隅。而大漢國的滅亡除了東晉的逐漸強大外，更重要的原因為大漢國統治者失衡的政權建設激化了

僑

舊矛盾與民族矛盾，也未能利用好天師道。大成國的興盛與大漢國的衰落都為後世治理西南地區提供了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