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獻大講堂演講實錄 | 葛兆光 X 劉志偉：什麼才是好的學術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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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志於學的人來說，何為好的學術書是一個根本問題。根本問題任何時候都有價值，在今天也許尤其如此。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回到根本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談論何為好的學術書要涉及兩個同心圓：一是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一是學術與時代的關係。4月27日，社科文獻出版社邀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與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劉志偉在北京市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辦社科文獻大講堂暨鳴沙史學嘉年2021年系列第一期，兩位老師從學術史的角度展開討論，分享他們對於學術書的獨到理解。

以下為本次講座實錄：

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

那麼第三點，現在國際學術的走向是怎樣的？我不敢瞎說。我跟劉志偉教授可能有一個共同經歷，2011年春天在上海浦東，哈佛中國基金會開了一個會，會上大家都在討論什麼是現在研究中國最重要的關鍵詞。這個會後來又開了兩次，我印象非常清楚，大家共同留下來的關鍵詞，包括“邊境與疆域（領土）、中心與邊緣、離散與比較、認同與背離、國際化與本土化、帝國與國家、中心與邊緣、民族或族群、（跨語際）交流與翻譯、糾纏/交錯的歷史”，這些是當時討論的結論，就是說，這些話題是國際學術界應該共同關心的，不管是中國學界還是美國學界，還是日本學界。

現在已經到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了，那麼，什麼才是國際學術界會關注的大話題呢？以前楊聯陞先生講過一段話，他在《書評經驗談》裡說，做學術最重要的一條要懂得“行情”，這跟做商人是一樣的。以我個人的一點經驗來揣測一下，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最近這十年，也就是從2010年以後，世界史的書特別受歡迎，出版得特別多。比如理想國的M系列，社科文獻的甲骨文品牌就出版很多，也很受歡迎。為什麼這十年來全球史、世界史的書，那麼受歡迎？我覺得這實際上背後隱含了一些對中國的思考。當然，這些書比較會講故事，有世界的眼光，而且敢於想象和推論，書寫的東西我們覺得很陌生，陌生就會有新奇感。除此之外，其實很大的程度上，是來自中國人對中國的焦慮。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書，特別引人注目。比如說，納粹時代還會再來嗎？異域是不是有跟古代中國一樣輝煌的文明？世界上各種帝國為什麼會有興衰？都是這樣一些問題，其實都不是思考世界，實際是透過世界來思考中國。可是，我們有一個很悲哀的現象，何芳川先生曾說，中國歷史學界的現狀是，沒有世界的中國史和沒有中國的世界史。現在的歷史學學科設定裡，世界史跟中國史分成了兩個一級學科，結果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中國史和世界史之間真的有那麼深的鴻溝嗎？我看不見得。社科文獻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套非常有名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19世紀史”三部曲。有一年我到他（奧斯特哈默）家去，在德國的弗萊堡，他拿出來三本書——范文瀾的《中國通史》、陳旭麓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還有徐中約的《中國近代史》，他問我，中國學者對這三本書的評價如何？我很感慨，奧斯特哈默是世界知名的全球史的研究者，據說德國總理默克爾在生病住院的時候都在看他的書。他作為一個全球史的研究者，那麼關心中國，我們中國史的學者為什麼不可以關注世界？所以，我想簡單舉兩個例子，假定說我們能夠調整我們的方向，改變我們的研究角度，把中國帶進世界，把世界帶進中國，也許我們的中國史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成就，有一些新的看法。

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一、二、三卷）

［德］ 于爾根·奧斯特哈默 著

第一個例子是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戰。我在國內的論著中，只看到北大的王小甫先生曾經對它有非常重點的評價，但很多學者可能覺得，這場戰爭在唐代不算是什麼大事件。唐太宗、唐高宗兩朝逐步把西邊北邊的突厥、吐谷渾、吐蕃的問題解決了，轉過身來就把東邊的事情收拾收拾，這在唐史裡面沒多重要。所以，如果你只是站在中國史的角度寫這場發生在663年朝鮮半島的戰爭，它就是一個不起眼的事件，因為《舊唐書》的《高宗本紀》、《東夷新羅傳》都沒記這事兒，而《新唐書》的《高宗本紀》也就一句話。可是，如果你是朝鮮人或者韓國人，就會認為這場戰爭開啟了朝鮮的唐風時代，也就是整個朝鮮的中國化，因為新羅透過這一仗，漸漸統一了整個朝鮮半島，但它是依靠唐朝軍隊的幫忙，於是它就拼命的唐朝化。也就是說，朝鮮半島因為這場戰爭而整個的中國化。然而，這一場戰爭對日本更重要。日本學者研究白村江之戰的著作非常多。這場戰爭正在從“乙巳之變”到“壬申之亂”之間，有人說是所謂“韓政”時代，這一戰也促使日本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古代國家。當時，天皇邀集了各種各樣的貴族軍隊來幫忙，結果，這場戰爭的徹底失敗削弱了貴族的力量，日本天皇的稱號和國號都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但同時，因為貴族參與了這場戰爭，天皇不得不向貴族讓步，於是，古代日本就無法形成像中國秦漢以後的郡縣制，而必須是封建制，貴族各擁有一部分權力，所以，最終形成了所謂的律令制國家和貴族制國家的糾纏，這對日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我們放寬中國史的視野，把白村江之戰放在更大的區域背景下去討論——也許可以說，白村江之戰是決定東北亞歷史走向的一場戰爭，這樣或許會解釋出一些新的內容來，更何況，如果中國學者能夠運用韓國（朝鮮）、日本的史料，對白村江之戰細節的瞭解，就會更加詳細。

第二個例子，是9世紀日本和尚円仁隨遣唐使到中國求法，他寫了一部日記體的書《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部書有很多人研究，研究它的日本人更多，可是為什麼我們說哈佛大學教授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的研究特別有意義，他的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円仁唐代中國之旅》）是一個好的學術書？因為賴肖爾在世界史範圍內，做了一個非常好的解釋。他指出，第一，對於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人來說，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行記》是世界名著，馬可波羅在中國旅行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円仁在中國的旅行比馬可波羅要早4個世紀。而且第二，馬可波羅只不過是一個異域之人跟隨蒙古人來中國遊歷，他根本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瞭解中國，因為他既不懂中國話也不懂漢文。可円仁不一樣，他不僅通漢文，用漢文寫作，而且他還是一個佛教徒，跟中國文化有密切的聯絡，所以他對中國的理解要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第三，円仁親歷了9世紀世界史上羅馬帝國和隋唐帝國的衰落期，這對於世界史來說實在太重要了。儘管後來的蒙古時代也很重要，但是這個時代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兩大帝國在9世紀上半葉同時發生了對宗教的迫害，円仁剛好碰到了唐武宗滅佛。在賴肖爾看來，滅佛這件事跟當時唐帝國的衰落是相關的。正是在這個時候，拜占庭帝國發生了利奧三世和利奧五世破壞聖像運動，因為拜占庭帝國在阿拉伯人的威脅下，領土逐漸縮小，原來佔有土地的傳教士紛紛回到拜占庭帝國，他們擁有大量的財富，又老是干預政治，所以就使得利奧三世和利奧五世採取激烈的手段打擊宗教。這件事也跟東羅馬帝國的衰落有很大的關係。而円仁親歷了那個變動的大時代。賴肖爾的解釋，使得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本書研究得非常透徹的日本人也大為歎服，他能把這個事情放到那麼大的視野裡去研究。所以，這樣能夠有宏大的世界史的視野，又對一個事情做精細的研究，這就是好的學術書。

所以說，什麼才是好的學術書？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好的學術書。從學術史的角度講，你要了解這個時代的學術潮流、學術前沿，然後才能知道什麼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好的學術書。我們經常講，博士生有一個大問題，就是不會選題，他們就好像套模子似的，老師做什麼他也做什麼，老師怎麼做他也怎麼做，其實，選題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斷學術界的潮流，像楊聯陞先生講的那個“行情”，或者像陳寅恪先生講的“預流”，所以，如果你要看好的學術書，去講壇、課堂、會場和書店去看看，你就知道什麼是好的學術書。

石巖

中國史博士、社科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編輯

葛老師的演講非常精彩，如果記錄下來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而且我覺得論述的展開方式，以及證據之間的關係，都是好文章的典範。如果大家熟悉兩位老師的研究就會發現，雖然他們的研究領域不是很一樣，但其實在學術理念上有很多相通之處，比如對邊緣文獻的重視，對中國和周邊關係的重視。可能這也說明了確實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潮流，你要想做一個好學者，必須在這個潮流裡頭。可是我想，另一方面，其實不同的學者在歷史學不同的具體領域，像思想、政治、社會，要處理的材料和要回答的問題還是不太一樣的，所以我們特別期待劉志偉老師從他的專業領域來評議葛老師的演講以及談談他自己的看法。

劉志偉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

一看到什麼是好的學術書這個題目，我馬上想到的就是葛老師自己的書，在我初入學術之門的時候，《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就影響了我們一代當年的青年學者。這個不是吹噓，也不是說葛老師年輕時候這些著作就非常成熟，但當時的確是開風氣的，對於正在探索史學新方向的一代人具有引領和示範的影響，改變了我們這一代。這兩本書讓我們耳目一新，也讓我們重新思考進入歷史之門做歷史研究應該要有新的氣象，新的局面，新的話題，甚至新的寫作方式。我們就是從葛老師的書中，明白原來學術書、歷史書可以這樣寫，當時我們真的認為這是應該模仿的。我認為這就是好的學術書的一種樣板。

葛老師剛才講的已經完全超越了思想史、學術史的範疇，差不多就是我們整個史學的一個宏觀梳理，但他是抓住了一個核心線索來展開的。下面，我結合我自己走過的學術之路來談一點體會。

首先，什麼是好的學術書，剛才葛老師講了三個標準，我們是非常認同的，而且從我們進學術之門開始，老一輩的學者，我們的老師們都給我們講過，發掘新史料研究新問題，還有定規矩立規範。特別是葛老師剛才講到新史料新證據這個問題，我記得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的韋慶遠教授，在這方面給了我很大壓力。他說，如果你的論文沒有做到90%的資料都是別人沒用過的，那就沒有價值。當然，這個話誇張了一點，我沒有做到；說實話大部分學者大概也做不到。韋老師是檔案系的，他畢生都在使用清代的檔案，所以他能夠做得到。90%這個數字也許誇張一點，不一定會這麼精確。但是文章基本的立論，最重要的貢獻是必須要有新材料和從新材料中形成的新思想做支撐。所以後來我給學生講，我們當時用史料基本不像現在一引幾千字，我們那個時候是手抄，很累，但關鍵性的新史料是要全部抄錄的。對新史料的理解，我想稍微補充一點。剛才葛老師講到第二點新思路新概念的時候，講到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還有《隋唐淵源略論稿》，在陳先生著述中，這兩本書是最流行的。葛老師剛才特別提了一句，陳先生用的史料都是大家看見的。這意思是說，所謂新史料，除了要發現別人沒看過的材料以外，還包括在常用的史籍文獻裡，別人看過但沒讀出來其意義的，這也是新史料的意義。這是陳寅恪先生對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他用的材料人人都看到，基本上就以《新唐書》《舊唐書》為主，加上《通典》《太平御覽》等等，但只有他從這些人人都能看到的史料中，看出了新問題，發現了新史實，只有他把史料的內在意義給聯絡起來了。

關於新史料的發現，其實不僅僅是要千方百計去找別人沒看過的，更重要的是有新思路、新概念，不然新史料放到你前面你會視而不見。葛老師剛才講的第二個標準甚至第三個，這三點是結合的，聯絡在一起的。

我的專業是明清社會經濟史，明清社會經濟史對於史學的貢獻，不是隻講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怎樣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而是在20世紀以來，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都是歷史學的新問題，因為它不是從傳統史學體系直接衍生出來的，完全是在19世紀以後的社會科學正規化下提出問題並展開研究，所以它研究的問題一定是新問題。既然明清社會經濟史需要面對新問題，就只能去找新材料。比如《食貨志》是舊材料，依靠《食貨志》建立起來的我的看法，就回答不了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很多問題。有很多人說我的研究走過兩個方向，一個是傳統制度史，一個是後來去鄉村做調查，大家把它們看成是對立的，我認為這對我來說是一回事。我在閱讀的食貨志之後，產生了很多新的問題之後，再回到社會科學的理論和分析架構下面去思考。這些回答不了的問題，必須到鄉村去找答案，到鄉村去就必須做歷史人類學田野調查。制度史和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怎麼整合起來，是我現在正努力做的事情。所以說，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之所以特別重視新材料，是因為從一開始就有新問題，新問題不是我們個人研究者發現的，是這個領域一定會有新問題，所以這個要打通來理解。有了新問題，就一定要有新材料，接下來就是要努力去建立新概念，特別是建立新典範。我們要承認，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現在還沒有真正建立起這個領域的研究典範，我們現在做的，可以重複的，可以為後來的研究開路的，不能說絕對沒有，但是沒有做得很好好。所以把葛老師講的這三個標準都打通起來，可能就是我們以後做學術研究，包括我們寫書的一個努力的方向，這是關於第一個問題我的一個體會。

《食貨志》

第二，葛老師講到“預流”的時候，我非常有共鳴。我們這些做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之所以最近這十多年慢慢在中國學術界被人們瞭解，就是因為我們預的是現代學術之流。葛老師講的五點變化與幾十年來我們的追求是一致的。我們從一開始就認識到這五個方面變化，就是我們應該承接的學術傳統。我們最近三四十年做的研究，有人以為我們是另闢蹊徑，其實不是的。比如西域、南海之學，在我求學和服務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我從入學開始就被老師告知，我們系的學術傳統就是西域-南海史地研究。我們系的岑仲勉先生、陳寅恪先生都是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奠基人，他們的學生蔡鴻生、姜伯勤老師也長期在這個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傳承著這個傳統。雖然我研究的領域是比較後期的歷史，但是老師們建立起來的學術傳統，從一開始我們就明白是要繼承下來的。當然，後來我的研究沒有直接在這個方向展開，其中一個主要的障礙就是語言問題。做西域、南海研究，需要有很好的語言基礎。我個人在語言上缺乏應該有的基礎，我英文都沒有學好，更不要說中亞中古的語言，所以我不敢直接涉足，但不等於我在學術理念上不受這種影響。至於另外幾個方面：超越精英走向底層、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田野調查、超越經典文獻，這些全都是我們這幾十年努力在實踐的。在這一點上，我想特別提一下，可能學界很多朋友以為我們都是在福建、廣東跑鄉村，所謂“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其實，最近這十幾年，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關注東南亞，鄭振滿和丁荷生教授最近幾年在東南亞做了很多研究。我們和香港大學合作舉辦11期歷史人類學高階研修班，最後一期就是在馬來西亞辦的，後來，我們還在香港大學開了三次以亞洲為主題的會議，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了三本書，書名主標題都是“asia inside out”， 分別從時間、地點、人三個角度去討論。這與葛老師這些年極力提倡的從四夷來看中國這樣的視角也是有同樣的旨趣的。

剛才葛老師講到“把中國放進世界”，當代學術的趨勢其實還是跟著這樣一個大的學術趨勢走，不是說我有能力跟得那麼快，而是說我們隨著年齡越大就越想花精力去推動某些方向。我相信葛老師現在也在極力地推動，希望年輕一代的學者知道這樣的學術趨勢，知道什麼是學術的潮流，也知道按照什麼趨勢做才是符合學術規範的。關於規範我想多說一點點，現在我們學界講得比較多的學術規範，只限於不抄襲、要有註釋等等，我認為這個只是學術道德，不是學術規範最根本的東西。所謂學術規範，最基本的是必須“預流”，必須有新材料、新問題，必須跟著學術研究的趨勢前行。而學術研究的趨勢跟大眾閱讀是有關係的，葛老師剛才講的一點，我覺得對我很有啟發，就是大眾閱讀。現在很熱的是世界史的書，這些書看上去是大眾閱讀、大眾興趣、大眾關懷，但其實它背後是有一個學術趨勢隱藏在裡面，我們學者需要把握住。尤其葛老師提到的學生論文選題，就要在學術趨勢裡面選。另外，葛老師說，要到講壇、課堂、會場、書店去看看，我自己非常喜歡去書店，但是到書店我一般最後看專業書，前面我一定是看別的，目的就是為了瞭解大眾的閱讀興趣，也為了瞭解學科同行裡面的趨勢，要知道我自己思考問題應該怎麼走，跟哪個方向走。

借題發揮 劉志偉 著

石巖

中國史博士、社科文獻出版社歷史學分社編輯

劉老師的評議特別精彩，總的來講有四個要點。第一，他補充了葛老師關於新材料的看法，另外就是劉老師把新材料和典範打通來講，很給人啟發。再一個，劉老師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學術研究的進展，他們已經不是進村找廟的階段了，他們已經開始走向東南亞。最後，就是劉老師講到學術“預流”，不僅是跟學界的方向走，還需要到書店去看大眾的閱讀興趣，這也有可能刺激你思考問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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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顧：

原標題：《社科文獻大講堂演講實錄 | 葛兆光 X 劉志偉：什麼才是好的學術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