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嶽樓是運河文化的代表名樓

長城是中華大地上陽剛的一撇，運河是華夏沃土上陰柔的一捺。萬里長城、京杭運河在東方大地上寫成了一個大大的“人”字，這就是中國。

全面開鑿大運河始於隋煬帝，他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至杭州，北至涿郡，全程2700公里。

公元618年，統治僅38年的隋王朝滅亡以後，又經歷了唐、五代十國、宋遼金等朝代更替。到了13世紀，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了中國，定都大都（今北京）。中國的政治、軍事中心由中原地區移到北方，而經濟財富中心仍在江浙一帶，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運河體系已不能適應當時的形勢需要，於是，元王朝繼隋之後又一次大規模地開鑿運河。從公元1283年始，先後開鑿了三段河段，把橫向的繞道中原的大運河，改造成以北京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地圖上所看到的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路線，它比隋朝大運河縮短航程近一千公里。

聊城在這一時期，加入到運河城市的行列。據史料記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在濟寧地區開鑿濟州河，南經泗水接江淮，北經東阿與濟水（元代大清河，今黃河）相連至利津入海。後因海口阻淤，又從東阿舍舟登陸運200裡到臨清入衛河，北合漳水以輸京師。而陸運較水運更加艱難，“到經茌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春秋霖潦，牛僨幅脫，艱阻萬狀。”

因此，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壽張縣令韓仲輝和太史院令史邊源提出建議，從安山（今山東省梁山縣安山西南）至臨清開挖運河，以利漕運，並減輕民眾的負擔和運輸之苦。根據這一建議，鑿成了一條長達250公里的漕河。從安山起，經陽穀、聊城至臨清，引汶入濟，入於渭漳。“建閘31座，以節水勢。”從此，南來河船無需陸運，可由水道直達京師。元世祖還親自將該河賜名曰“會通河”。

“會通河”的開通，使一直邊緣化的聊城一改舊貌成為一座重要的運河城市，以扼運河咽喉而被譽為“漕輓之襟喉，天都之肘腋”。聊城的政治地位、軍事地位、經濟地位、文化地位陡然升高。

1367年朱元璋在應天（今南京）即吳王位，10月朱元璋任“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中原”（《明史· 太祖紀》），揭開了北征討元的序幕，徐達亦攻克濟南。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稱帝，改國號為明，建元洪武，二月常遇春循運河而上，克東昌。次年剛剛上任的平山衛守禦指揮陳鏞為了加強東昌府這一運河咽喉城市的防衛能力，急忙將宋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築造的土城改建成磚城，這在李廷相嘉靖四年《重修東昌城記略》對此有較詳細地描述。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守禦指揮陳鏞，始甃以磚石，周七里有奇，崇尺三十有五，闊殺尺三十有五。為門凡四：東‘春熙’，西‘清遠’，南‘正德’， 北‘宣威’。城上登望之樓，凡二十有七，前代所謂‘綠水’、‘望嶽’二樓在焉。樓卒之所舍四十有八。每門有水門、有吊橋、有潛洞，有暗門，池深二十尺，廣加十尺蓋皆拓而新之。

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陳鏞用以修城之餘木料在古城中央修建了一座高大的樓閣，以“嚴更漏，料敵望遠，報時報警”，初名“餘木樓”。後因地而名“東昌樓”。（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有一位西平人士李贊（考功員外郎），在他“題光嶽樓詩序”中說：“餘過東昌，訪太守金天錫先生，城中一樓高壯極目，天錫攜餘登之，直至 絕閣，仰視俯臨，毛髮欲豎，因嘆斯樓，天下所無。雖黃鶴、岳陽，亦當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無名稱，不亦屈乎？因與天錫評，命之曰“光嶽樓”，取其近魯有光於岱嶽也，因和敖翰林詩一律，以歸天錫，不知斯樓以為何如”。此後歷代重修碑記都一直沿用“光嶽樓”。

光嶽樓高達百尺，在魯西平原上拔地而起，極好的彌補了東昌府這座運河古城在防禦上的先天之缺。

1992年維修光嶽樓墩臺時，曾拆開北門石匾額（武定），發現石匾背後有題記一行，四字，“洪武五年”，字跡為陽刻線，較為潦草，可認定是當時民工無聊之時雕刻上的。這一新史料的發現又使我們對明初的社會狀況和建樓經過有了新的認識。

按照古代的習慣，記載一項工程，一般都是在工程竣工時或竣工之後一段時間內記載這件事，對光嶽樓的記載也不會例外。可以想象，像建造光嶽樓這樣浩大的工程，在國家草創之初，國力尚不強大，工程技術力量尚不完備，至少還沒有把建設規程梳理的十分流暢，而且，就光嶽樓這樣複雜的木結構體系，單從設計而言也不是一躇而就的。因此，在陳鏞和當時城市建設規劃專家的設計裡，光嶽樓的建造與東昌城的改造應該是一攬子工程，也就是說在陳鏞改造東昌城時就已經考慮光嶽樓的建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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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聊城在古城內四大主幹道開挖地下管溝，管溝基槽寬6米，深4。5米，此地層伴生有大量宋代遺物出現，基槽底部發現有黑色的“千層土”，疑其恰恰是宋代原地面。管溝至光嶽樓廣場形成環狀管溝基槽，此時開挖時發現磚瓦等文化遺存並在管溝基槽壁上陸續發現八個構築物破壞點，此構築物為青磚壘砌，拱形結構，上緣距地表約3。5米，底部基礎距地表約5米，高約150釐米，寬約70釐米（疑為古地道或城市排水系統），東西平行走向，共兩條，對稱穿越光嶽樓，南面一條距光嶽樓南牆基礎約7。5米，北面一條距光嶽樓北牆基礎約7米。對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管這兩條青磚構築物是古地道還是城市排水管道，都是先於光嶽樓建設前建造的，而且在建造之時就已經確定了光嶽樓基礎的具體位置了。

另外，光嶽樓最主要的木構架是內外雙槽金柱，共32根，高度均為11。58米，直徑0。6米。近期，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對金柱和三樓的重要結構構件進行了檢測，認定這些木材樹種均是本地楊木，年代均是元末明初。因此，極有可能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陳鏞即開始著手規劃東昌古城了，古地道或城市排水系統與光嶽樓應是與古城牆同時規劃，分步建設的。而光嶽樓的墩臺工程也於洪武五年之前就已經開始建設了。只有這樣，到洪武七年，光嶽樓的建設工程才可能竣工。

關於光嶽樓的設計，由於在封建社會統治者對技術工程的輕視，一般不予記載，而從現代觀點來看，光嶽樓木結構的設計和施工水平都有很高階的專業水準，我們不得而知當時技術人員的情況，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所以，我們只能從光嶽樓的建築風格上進行推測了。

光嶽樓外觀為四重簷歇山十字脊頂過街式樓閣。佔地面積1185平方米，通高33米，從構造上分為墩臺、主樓部分。墩臺為磚石砌成的正四稜墩臺，垂直高度9米。

墩臺之上為四層主樓，高約24米。第一層分為樓身和外廊兩部分，樓身七開間，簷柱24根，外槽金柱20根，包在1。2米的磚牆內；內槽金柱12根，形成副階周匝身內金廂鬥底槽。二層面闊和進深七間，四向於明間闢門，兩側為方眼格窗，東、西兩次間為梯井通上下層；金柱一圈內以板壁圍成長方形室，在室內仰視，上為空井可見四層樑架。三層為暗層，面闊、進深各五間。金柱32根皆自下貫穿直上，在此由平枋額枋相連線，形成一巨大的框架結構。四層面闊、進深皆三間，平面正方形，四金柱有卷殺，鏤空雕刻精美，空井上懸吊蓮花元件，彩繪精美，結頂為歇山十字脊，脊頂裝一高3米、徑1。5米的透花鐵葫蘆。

光嶽樓從形式而論，磚臺、重簷十字脊與內部空井等，仍襲宋元樓閣遺制。細部以柱礎言，從明洪武初所建南京宮殿已開始用古鏡式，而此樓則仍為宋元以來的覆盆式未改，就結構來講，柱的側角升起，樓置暗層，內外等高雙槽柱列，斗拱疏朗配置，以及柱頭科斗口未加寬等，也都上承唐宋以來的傳統做法。但同時與其它明初建築相較，如山西大同洪武初的城樓（洪武五年、1372年）、鐘樓（明初），結構上做法上有若干相似之處。而與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七年（1384年）“秦藩”所建西安鐘樓相比較，就以斗拱一端而論，攢數驟增，看來已是“官式”建築的開始。所以光嶽樓是建築史上從宋元嚮明清過度的珍貴實物。

著名古建築學家陳從周曾經這樣評價過光嶽樓，說它的建築年代是“明初復明初。”的確，光嶽樓現存的主要木構架上體現的是宋元建築風格，是以宋代《營造法式》為法度。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在元朝一代北方經濟、文化遭受了極大破壞，人口銳減。何止元代，早在北宋時期，女真金人南侵中原，靖康被虜，高宗南避臨安，中原士人再次南渡，漢族文化又一次南遷，建築技術以《營造法式》為代表也南遷臨安。

因此，在元末明初動盪的年代裡，東昌府人口凋零，百業具廢。既無人力又無技術，東昌當地人修建光嶽樓的可能微乎其微。有史料為證，追隨常遇春北伐的不僅僅有守禦指揮陳鏞家族，還有平山衛軍政昭勇將軍鄭環家族，恩賜八十散官劉山家族，這些家族攻克東昌以後有很多人就留下駐守聊城。有理由相信徐達、常遇春北征隊伍中一定會有陳鏞一類的人才，既掌握《營造法式》技術，又精明強幹，善於營造，所以才會在動盪的年代以極快的速度修建了雄偉高大的東昌古城，並在城中心修建了同樣雄偉高大的光嶽樓。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崩，慣於征戰的燕王朱棣擁兵北平，威脅著帝位。朱棣以“清君側”為名，組織起“靖難軍”嚮明惠帝朱允文發起進攻。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朱棣率軍進攻東昌，守軍盛勇迎擊，戰敗燕王的“靖難軍”，並斬其將張玉。朱棣敗陣後，被追殺到聊城東關隆興寺（即鐵塔寺）南的白玉橋邊，藏到了橋下，方免於難。

但，到了建文四年（1402年），燕師越過東昌而趨師徐州。至此，雖有長江天險也無濟於事了。

永樂元年，朱棣遷都北京後，政治地理形勢再次發生變化，東昌府重新處於北方政治中心與江南財富之地聯絡的紐帶地位。

明洪武二十四年，會通河因黃河決口而淤塞。

永樂初。載重300石以上的糧船經淮河、海河抵陳州潁歧口入黃河，運至陽武、轉陸運，至衛輝再入衛河，再用可載重200石以上的淺船運輸北上。勞費甚巨。

明永樂九年，成祖採納濟寧同知潘敦正建議，以會通河作為整浚運河的主要河段，任用工部尚書宋禮總管，徵調十六萬民夫修治一百九十公里的河道。宋禮採納汶上老人白瑛建議：“取汶水獨流，堵汶水入海通道，令其全部注入運河，在南山漕道脊背處的南旺中分水之二道，南流接徐沛十之四，北流達臨清十之六。南旺者地勢高，決其水，南北皆注，所謂水脊者也。又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置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明史稿·宋禮傳》建設了如此完備合理的水的設施，才能使南來北往的船隻順利透過南旺——這個運河的脊背高地。此時，大運河才開始發揮它的非凡功能，產生巨大的價值。

永樂十年（1412年），歲以運河百萬石，海運三歲兩運，至永樂十三年，竟罷海運。

明代大學士丘浚說：“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不下嚥而立有死亡之禍”，漕運糧道成為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

據《明史》記載，宋禮建議造淺船2000餘艘，以供漕運。開始歲運200餘萬石，後來逐漸增加到500萬石。到成化年間，歲運漕糧穩定在400萬石。除正糧之外，還有商糧及其它。按大學士丘浚提供的資料“今日十八人架一船，一船載米三萬石”來計算，每年經過運河的船隻僅漕船一項就達10，000只到16，000只，運軍達十幾萬人，每年有如此眾多的船隻、人口透過運河，不能不造成運河沿岸城市的迅速繁盛。

至此，聊城的經濟、文化才得利於運河，而走向極度發展之路。

首先，官府允許漕運軍人船隻附載自己的貨物。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道赦諭說：“官軍運糧，道遠辛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貿，糧耗米折之司，又責其賠補，朕甚憫之。今年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的什物，官司毋得阻擋。”正統三年（1438年）又重申：“順帶土貨以為貨，不準沿河巡司官人等生事阻擋。”對於漕船所帶之貨，各鈔關免徵稅鈔。弘治時，每船帶物限10石，到萬曆時則至60石之多。實際的數字肯定要多於上述估計，因為免稅帶貨是有利可圖的。

其次，大批的商船來往於漕河之上，將南方出產的絲綢、茶葉、糖、竹、木、漆、陶瓷器等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貨、煤炭、雜品又經運河南下。

商業的興旺又大量增加了官府稅收。洪武時規定，商稅三十取一，違者以違令論。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山東巡府陳濟言：“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百貨信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榷一年，以為定額”，朱棣批准了這一建議。稅有定額，雖便監督，但定額長期不變，往往脫離實際。宣德四年（1429年），各鈔關差御吏及戶部官照鈔法例監收船料鈔。所謂船料，是船隻大小的一種計量單位。其後稅收之法不斷更改。由此可見，運河交通的興旺，首先帶動了商貿業的發展，進而國家稅收也大量增加，而沿河城市的發展更是顯而易見的。

由運河所產生的倉站、閘站和漕糧支運、兌運和交接處，無疑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口，州縣水陸相會之所，當有車馬人口日常之需要，於是，酒樓飯館、旅店客棧、商鋪貨店、碼頭驛站、配套的經濟行業也隨之而興。於是，過去的荒丘野地，此時成了繁榮小鎮；過去小村僻莊，此時成為重要都會。東昌府不再是人口稀少，僅僅作為屯兵之處的城市了。

京杭運河的開通航運，促進了我國古代經濟、文化的發展。穿城而過的運河也給魯西重鎮東昌府帶來了長達500餘年的繁榮昌盛。

經濟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昌盛。明清兩代，聊城文運大開，鴻儒相卿聯翩鵲起，文人騷客脫穎而出。據《聊城縣誌》記載，這期間考中狀元2人，進士99人，舉人439人。其中既有被明熹宗譽為“講官第一”的建極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朱延禧，清代首科狀元、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傅以漸等名宦重臣，又有被清康熙帝贊為“字壓天下”的狀元鄧鍾嶽等書畫大家。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江南河道總督、邑人楊以增建造了清代四大私人藏書樓之一的“海源閣”，又為聊城發達的文化增添了燦爛的一頁。“東昌作坊，書筆兩行”。文化的昌盛，又帶動了刻書、印刷、制筆業的發展。明清兩代，聊城是全國刻書、印刷、制筆中心之一，年產毛筆數百萬支，所印圖書遠銷京津、蘇杭、秦晉各地。

明清兩代，聊城作為運河沿岸的繁華都市，城市規模已相當可觀，“廛市煙火之相望，不下十萬戶”。城內既有光嶽樓、綠雲樓、昊天閣、魯仲連臺等崇樓高閣，又有護國隆興寺、敬業禪林、玉皇皋、呂祖廟等殿宇名剎。在運河兩岸，還出現了以山陝會館為代表的八大商業會館。因此，凡沿河過往會通河的帝王相卿、文人學士多在聊城逗留，登臨光嶽樓觀光。清康熙帝曾四次來聊，登光嶽樓，併為光嶽樓題匾“神光鍾暎”，今仍懸於二樓高簷下。乾隆帝東巡、南巡，九次駐蹕聊城，五次登臨光嶽樓，前後作詩13首。

中國的歷史文化名樓不只是一個城市的重要的文化景觀，更是一個城市的根、靈魂和文化載體。而且中國的歷史文化名樓還有著更大的文化內涵，大多都是一定的地域文化或中國文化的代表。例如，黃鶴樓長江文化代表名樓；鸛雀樓是黃河文化的代表名樓；岳陽樓、滕王閣分別因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王勃的《滕王閣序》而成為傳統文化的代表名樓；蓬萊閣是中國神仙文化的代表名樓；大觀樓是長聯文化的代表名樓；而浙江天一閣則是藏書文化的代表名樓，是現存最早的藏書閣之一；西安的鐘鼓樓是鐘鼓樓文化的代表，建築文化極具地域特色；杭州城隍閣則代表吳越宋文化。

光嶽樓雖然以軍事目的而建，但是建成後北方局勢日趨穩定。雖然東昌府據運河咽喉的重要性依舊，但是光嶽樓的軍事功能卻未能發揮，卻成為運河名城的一座文化名樓。

至此以後，在京杭運河暢通的六百多年的時間裡，不管是皇帝出巡，還是舉子們北上進京趕考，入仕官員南下任職，文人騷客雲遊，大都會途徑聊城，登臨光嶽樓，題詩作賦，飲酒暢懷，為歷史留下了膾炙人口的佳話。

而運糧的官船，販貨的商舟，每當途經會通河，船到東昌府，首先遠遠望見的也是這座運河城市的標誌性建築——光嶽樓。

所以，光嶽樓又是中國運河文化的代表名樓。

文章來源於光嶽樓魏聊

【來源：聊城市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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