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的人性論思想：以“中”為基，以“誠”為本，兼顧道德修養

人本是以什麼為本

周敦頤人性論思想，更多傾向於《中庸》《易》的思路，偏向於一種本體論的角度，剛柔善惡中的人性論看起來，似乎論氣質之性偏多，實為側重天命之性。

此種天命之性更多的是站在，尋求人生命本質與宇宙萬物共同本體，基礎之上的一種形上思考。我們認為周敦頤以中論人性具有其特色，在傳統倫理思想中是有其獨特的價值。

作為與“誠”同一的“中”，誠本體是貫徹與天地人、萬事萬物的。誠本體是對天地人、萬事萬物共同演化機制的一種抽象。

並且這種誠本體由於是一種自性演化，是一種自在機制，所以是至善的，規定其為善很重要，這事實就從價值觀的角度闡述了價值本體，也才能對具體的人事領域加以價值評價，人性的善惡也只有建立在價值意義上，才具有意義。

既然人性本體也是來源於這一結構，那當然，以誠為人性本體也必然是善的，也就是說，人性符合誠之狀態就是善的，而且符合這種誠的狀態是至善的，因為誠本身就是與太極同一，是至善的。

在這種意義上，中與誠就直接同一化，這是原本意義上的符合，最高本體意義上的符合，此時人性上的中之狀態，就是人性上的誠之狀態，也就是符合人性之本然狀態，符合與天道統一的本然狀態，這可謂本體之中，也即本體誠。

這種本體之中的論證極為重要，這是現實人性修養，德性修養的終極目標和批判標準。一方面為德性修養提供目標和動力，另一方面又為德性修養提供評判機制，起到引導矯正和約束的作用。中是德行修養的最高目標，也是人性的至善，這與中庸提出“至德”觀是一致的。

作為人的特殊性方面的中，以上這種中是從本體意義上說的，可謂是體中是與誠同一的中。但是，周敦頤的中是在具體的人道領域中提出來的，具體也是針對人性的善惡問題而提出來的。

周敦頤以“和”來釋中，很顯然是繼承《中庸》的思路，可見，此處的周敦頤還是側重在已發之性的調節，也就是說以未發之中為目標，調劑已發之性，要將這種已發之性合理規範，使它不流弊，要符合中的狀態，這是人性不流於惡的關鍵。

對於那些已經發而流弊成為惡的性，則主要是對其進行改變，是其不再流於弊，要努力向中的狀態靠近，這也就是自至其中，聖人立教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使已經流於惡的性以中為標準加以修正。

結合上面我們有關人性善惡的分析，惡實際上就是對於善之狀態的一種偏離，也就是對本體之中的一種偏離。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也就是要求自己向中靠近，糾正這種偏離。

周敦頤的這種“自易至中” 的觀點其實蘊含一前提，這就是人能夠有避開惡，自然靠近中的一種傾向和能力。中不僅僅是一種目標，同時更是一種能力，是人的一種特殊能力，可以謂之“向中”。

這種向中的能力，事實上也就是人之善性的另一體現，是人作為最靈種類的一種體現。在人性問題上，其實周敦頤最終還是將人的向中，從善能力歸之人的本身的特殊性，看到“惟人得其秀而最靈”的特殊性。

在一種不經意當中，又凸顯了其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人極價值的人文價值傾向。他的人性論當中體現了，綰合孔孟由心見善到《中庸》因物性見善的一種努力。

同時，中還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解釋，人性問題上的求中和人道上的求中都是對誠本體、太極本體的一種本然狀態方法上的迴應。這種思想明顯繼承和發揮了 “中庸作為至方”思想，實為一大特色與創新。

中庸之道即中正不偏，經常可行之道。中即不偏不倚，在堅持一定原則標準的前提，追求一種最為恰當和合適的行事準則，與之相對的就是過與不及。庸則為常，與其相對的則是偶然性。

中庸其實提出了我們行事的最恰當最適合的方法，是一種可行的人生態度和智慧。以中論人性修養從方法上來講，就是要求我們在人性問題上首先不能

偏倚

，要按照符合“誠”“中”的目標來約束我們的可能造成惡的情，使之不偏離本身善的要求，誠的要求。

對於那些研究流於弊的情則要使之改正，按照中的原則和目標改進。只有這樣，我們在德性修養上，才能確保人性不流於惡，更多的歸於善。

周敦頤以中論人性，既是對傳統中庸作為至德思想的繼承，也是對中庸作為至方的繼承。人性問題上的中，即是與誠同一的體中，也是一種方法，還是一種能力。

這種以中論人性的觀點，可以避免那種單純性善性惡的人性論，既能夠從體之中方面堅持人性善的問題，也能夠從氣質之性方面，論證惡的產生和消除的問題，可謂是比較圓潤的解決了人性問題上的善惡爭論。這種人性上的中論，是其堅持“誠”本體在人性問題上的貫徹，也為其道德修養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