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羽失荊州 並非是大意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瀛洲海客

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219）秋，關羽發動襄樊之戰，先圍曹仁、滿寵，後水淹七軍，斬龐德、擒于禁，“威震華夏”。然而短短數月內，荊州形勢就發生了急劇變化。孫權的突然背叛，令關羽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境地。吳將呂蒙襲取南郡後，又與曹營徐晃等人聯手夾攻關羽，以致後者敗走麥城，終為孫權擒殺。一顆耀眼無比的流星在劃破長空後迅速隕滅，給後人留下了無盡嘆惋。

關羽死後，史學家陳壽對他的評價“剛而自矜”被後人無限放大，在民間頗具影響力的小說《三國演義》亦將關羽敗亡簡單概括為“大意失荊州”。儘管這種處理方式淡化了關羽本身的性格缺陷，但也忽略了關羽優秀的統帥能力。實際上，無論是戰前準備工作，還是戰後對盟友的背叛與突襲，關羽的應對措施都無可指摘。

那麼，關羽失荊州，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這一切，還要從一場事先安排的“情報戰”說起。

《關聖帝君聖蹟圖志全集》的關羽畫像

提前佈局的“情報戰”

美國學者拉·法拉戈曾指出：“人類最早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塊、棒子和情報。”在襄樊之戰前後，魏、蜀、吳三方圍繞情報而展開的一系列偵查、間諜活動，同樣是影響戰爭走向的關鍵性因素。而關羽在這方面的準備，甚至能追溯到一年多前。

建安二十三年（218），宛城守將侯音、衛開等人因地方徭役繁重，率領當地吏民起義，“與關羽連和”（《三國志·武帝紀》）。宛城是南陽郡治所，位於荊州最北部，與關羽本人所在的南郡較遠。因此，侯音等人想要聯絡上關羽，只能透過“中間人”。無獨有偶，同年還有一支以孫狼為首的陸渾群盜，他們在起義後不久就“南附關羽”，後被授予印信，成了關羽麾下一支偏軍。這兩起曹魏內部的騷亂，背後都有關羽的影子，可見後者在敵人內部已安插了不少間諜，用來在特定場合下發揮出關鍵作用。

還是這一年，劉備從成都出兵，進駐陽平關，與曹魏名將夏侯淵、張郃相拒，漢中之戰一觸即發。第二年，蜀漢軍隊取得定軍山大捷，曹魏主帥夏侯淵也被黃忠斬殺。緊接著，曹操親自趕赴漢中，與劉備作戰。儘管蜀軍贏得了最終勝利，盡取漢中地；但從“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的描述來看，劉備可謂傾盡全力，贏得並不輕鬆。故遠在荊州的關羽為了替主公分擔壓力，也早早準備起了襄樊之戰。這正是他在曹魏內部展開間諜活動並選擇進攻襄陽的主要原因之一。

宛城侯音叛變後，很快被曹仁鎮壓，但關羽的底牌卻層出不窮。就在他出兵後不久，荊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望風而降。而曹魏集團的政治中心——鄴城，竟然也出現了魏諷謀逆案，且有不少荊州籍士人牽扯其中。正當曹魏內部風聲鶴唳之際，關羽卻接連取得大勝，並生擒了曹魏名將於禁。與此同時，打著關羽偏軍旗號的陸渾群盜也流竄到梁、郟（jiā）地區，只要再進一步，就能逼近許都。倘若城中還有內應配合，他們就有機會劫走天子。是以，曹操一度打算把漢帝遷走，以暫避賊兵鋒芒。

這才是關羽“威震華夏”的全貌。除水淹七軍外，關羽對曹魏內部的成功策反並藉此掀起的輿論攻勢，讓他的威名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可是，孫權對關羽也更加忌憚，並最終選擇與曹操聯合。昔日盟友的突然背刺，讓原本在情報戰上佔據優勢的關羽漸落下風。

率先出手的是曹操。按照約定，曹操應替孫權保守秘密：“乞密不漏，令羽有備。”但謀士董昭卻指出：“羽為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所以他建議：不如把孫權出兵一事告訴關羽，這樣既能提前解除樊城之圍，也可以轉移矛盾，讓吳蜀雙方大打出手（《三國志·董昭傳》）。

曹操依計而行，令徐晃把孫權書信綁在箭上射入關羽大營當中。關羽見信後，內心雖然猶豫，但一想到唾手可得的襄陽以及自己在江邊部署的烽火臺與斥候（偵察兵），還是沒有立即退兵。按他所想：一旦江東有變，斥候便會透過烽火臺及時傳遞訊息，到那時，他再回防也不晚。

只可惜，關羽能想到的事，呂蒙自然也不會落下。據《三國志·呂蒙傳》記載：“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這裡的“白衣”，常被誤解為身穿白色衣服，但實際上，它是指呂蒙令手下士卒換上平日裡穿的便服，打扮成商人模樣。如此一來，江東軍隊這才能順利騙過斥候，將關羽的情報網路成功破壞，以致“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從而讓呂蒙、虞翻能在短時間內拿下南郡、公安與零陵三郡。

至此，關羽後路已斷。等待他的，將是魏吳兩方精心佈置的陷阱。

魏吳兩方的“大手筆”

關羽出兵的時間，原是恰到好處。西晉文學家陸機《吊魏武帝文》中說：“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對建安二十四年（219）的曹操而言，他面臨的不只是漢中與襄陽兩地的君臣聯動，還有北方烏丸的反叛、南方孫權的蠢蠢欲動以及曹魏內部的動盪。北方有“黃鬚兒”曹彰坐鎮，江淮地區有夏侯惇、張遼率二十六軍屯於居巢，都暫時無法脫身。在此情形之下，關羽才能從容圍攻襄、樊。

關羽的進攻目標正是襄陽。但廣義上的襄陽，又有襄陽城、樊城與平魯城三座城池。俗話說“鐵打的襄陽，紙糊的樊城”，襄陽城位於漢水南岸，其城牆高大堅固，三面環山，一面環水，可謂易守難攻。反觀漢水北岸的樊城與平魯城，非但城牆低矮，且無險要可守。因此，曹仁、滿寵所在的樊城，就成了關羽的首要目標。而前來支援的于禁、龐德，則暫時駐紮在平魯城。不料漢水上漲後，平魯城率先被大水衝破，關羽也抓住機會一舉俘虜二將，攜大勝之姿加快了對樊城的攻勢。

樊城一旦失守，襄陽將危在旦夕。於是，曹操迅速做出了反擊。率先趕赴戰場的援軍，正是曹魏名將徐晃。他的長驅直入，粉碎了關羽的神話。但鮮有人知的是，徐晃並非是一人單獨作戰。在他之後，曹操先是派將軍徐商、呂建趕赴戰場，後又“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並勢大戰”。與此同時，兗州刺史裴潛、豫州刺史呂貢也各自率領地方軍參戰；就連原本防備孫權偷襲的夏侯惇和張遼，也因為曹孫言和而得以暫時離開江淮防區，參與圍剿關羽的戰鬥。

至於江東方面，一出手亦是雷霆萬鈞。據統計，除呂蒙、陸遜之外，韓當、蔣欽、朱然、全琮、潘璋、孫皎、孫桓等人也相繼出戰。這些參戰將領，無一不是江東英豪，當世名將。他們各司其職，扼守關羽後退的各條要道，最終使其走投無路，兵敗身死。

明代商喜繪《關羽擒將圖》（區域性）

絕殺關羽的“自己人”

魏吳兩國都在全力以赴，只有關羽，不僅是獨立作戰，還數次被“自己人”坑害，最終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

如果說糜芳、士仁的不戰而降，截斷了關羽退路；那麼劉封、孟達的見死不救，則讓關羽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即便如此，關羽仍沒有選擇放棄。在撤退途中，關羽“數使人與蒙相聞”，以使為間，希望重新取得地方吏民的支援。倘若成功，他未嘗沒有一戰之力。然而，呂蒙卻將計就計：他不僅命人厚待這些信使，還令他們“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故信使攜帶家書迴歸後，關羽麾下士卒“鹹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紛紛放鬆心神，再也沒了鬥志（《三國志·呂蒙傳》）。這對正準備拼死一搏的關羽來說，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

對關羽忠心耿耿的荊州兵，何以至此？據《三國志·陸遜傳》記載：“關羽已據荊州，恩信大行。”陳壽也評價道：“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儘管關羽深受地方軍民愛戴；但他卻高估了亂世下的人性，對軍隊沒有采取“質任”（扣押人質）這種強制性約束手段。劉備入蜀時，曾扣押將士們的家屬，就連黃忠也不例外。所以，縱使入蜀之戰中十分艱難，“軍師”龐統都不幸遇害，但劉備麾下士卒也沒有選擇離開他。反觀關羽，由於對軍隊沒有強力約束，最終導致了兵敗如山倒。其麾下士卒得知家小無恙，竟然一鬨而散，脫離隊伍。僅東吳小將孫桓，就一次招降五千餘人，“牛馬器械甚眾”（《三國志·孫桓傳》）。

至關羽敗走麥城時，麾下只剩十餘騎緊緊跟隨。英雄末路，這與當年的霸王項羽何其相似？而與霸王不同的是，關羽雖已到窮途末路，仍想著“蜀中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因此，關羽曾假意投降孫權，“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三國志·吳主傳》），試圖拖延時間，為自己爭取從頭再來的機會。此舉雖迥異於小說中的“寧死不降”，卻體現出了關羽身為一員優秀統帥頑強不屈的精神。

然而，就算關羽能擺脫潘璋、馬忠等人的圍堵，恐怕也無法逃出生天。按照這條撤退路線，關羽如果能順利抵達宜都郡，就能從秭（zǐ）歸溯江而上，經由永安白帝城入蜀，成功逃得一命。但問題的關鍵是，荊南三郡被呂蒙、虞翻襲取後，被劉備委以重任的宜都太守樊友竟也選擇了不戰而降。這對身在荊州的蜀漢官員來說，無疑是致命的。樊友投降後，秭歸等各個交通要道被陸遜派人快速佔領，荊州回益州的通道就此斷絕。蜀漢後期名將廖化，便是在此戰之後無路可逃，被迫投降東吳；直到劉備東征，他才趁夜潛行迴歸了蜀漢。

由此可見，關羽的敗亡固然跟他的“剛而自矜”分不開關係，但劉備的人事任命也有很大問題。糜芳與關羽有著直接矛盾，依靠裙帶關係而肩負重任；劉封、孟達鎮守東三郡，彼此卻內鬥不休；樊友名不見經傳，卻駐守在極其重要的宜都。這些隱患，都在關羽戰敗後一一爆發出來，併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幾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