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論語九七 智仁聖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一開始講禮就說禮是文化，這裡是文與禮並舉，文當然是文化，那禮呢？禮就是文化的精神，《八佾》篇這個講的很多很清楚，也是一開始就講的，禮的根本在於真情實感，有禮的精神，外在禮的行為才有意義。所以禮本於天，也是從人的性情來的，聖人只是因俗制禮，又以禮化俗。這裡不妨換個角度來看文與禮的關係——雅與俗的關係。

像現在大家都用普通話，普通話其實就是一種雅言，古時候小學有《爾雅》，就是學中國話中國字的，等於現在說的官方語言。但是各個地方都有各個地方的方言，像廣東就有三大方言：廣州話，客家話，潮州話。這些地方語言就是俗語，跟地方風俗來的。俗受時域、空域的限制會明顯。特別像語言這種，口語幾乎二三十年、一代人就有明顯變化；但是雅言就不一樣，可以廣泛通用，相對長時間流傳。

據研究閩南語就是河洛話流傳下來的，廣州話就是先秦關中話和南粵結合的。河洛話幾乎就一直是中國的雅言，因為南宋以前的政治中心就在關中和河洛。元以後到了北京，所以現在的普通話是以東北話為基礎來的。雅就是有統一性，共通性。中國文化可以長久流傳，雅言——中國字起著重要作用，口語可以隨著每一代人變化，但文字基本不會變，現在一個識得千把字的孩子，讀起三千年前的詩經，也能大概明白個意思。雅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可以化俗，隨著普通話普及，地方口語也變得越來越書面化，只是保留了地方發音而已。

可以說俗就是文，人類的一切文化一切花樣都是因俗而來；雅就是禮，擺脫區域時域的限制，共同的又人人能遵守就是雅的禮。禮粗看像是等級的，實則是自由平等的。因禮從俗來，是社會上推於政府而行的，行禮意味著有對方的存在，且對對方是有一定敬意的。故禮只存在各人身上，行禮是各人的自由平等，所以以禮治國是中國傳統社會長期自治的基礎。無禮則只有俗，俗之不同而起爭端則要靠法治，所以法也是有區域性時域性的。法治是強力制裁，以權力為中心，削弱個人的自由。所以個人能約之以禮才是自由的，要不就得約之以法了。

接回原文說，仁者的智慧就是靠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來的。博學於文就是什麼都要學，所謂“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一國有一國的文化，一地有一地的風俗，只有有機會有能力，都要廣博地學習，天文地理無所不包，現代教育分科這麼細，更是應該儘可能多涉獵。但還要約之以禮，就是有個中心，能貫通消化這些東西，然後用在做人做事上符合禮的精神，符合人道。孟子說要博而返約，實是文與禮要齊頭並進，這樣亦可以不叛離大道了。下面是孔子一個有名事件，也是說有禮不會叛離大道的道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是衛靈公的寵妃，在當時看來有點紅顏禍水的意思，所以子路知道了孔子去見南子的事，就很不高興，大概有點認為孔子為了得到衛靈公的重視而去見南子的意思。憑良心說句話，自古所謂紅顏禍水都是背鍋俠，到底還是男人自己的責任。孔子也沒有跟子路怎麼解釋這個問題，而是當著子路發誓，賭了個咒。這是有禮制的複雜原因，《季氏》最後一章莫名其妙講各種稱呼，其實就是要補充解說這裡，我們現在看到的二十篇論語也不是一次成書的。

當時出仕於一個國家，是有見國君夫人的禮制的，反正就是孔子見過衛靈公還沒見過南子，南子也知道孔子的大名，明確要見孔子，孔子就按禮制去見她。事情就這樣，至於為什麼不跟子路解釋，因為要解釋就涉及評價南子，在其國是對其大夫都不可以評價，更不要說小君，但是離開這個國家就可以。所以孔子不正面跟子路解釋，就是為了避免評價小君和國君。

矢就是箭，箭頭所指向，這裡就是指天發誓的意思。所……者是古文誓言通用格式，否就是不對的，不合於禮不合於道的。所以孔子發誓說，如果我所做的不合禮不由道，上天也會厭棄我！上天也會厭棄我！

現代人看來見小君是個小事情，不大好理解孔子要用發誓來回應，實就是孔子講禮的典型例子，就像孔子如太廟，每事問一樣，處處符合禮制，因為當時不能評價小君，不好解釋。如果抱著與時俱進的觀念，拋開一切時代背景，簡單的從文字翻譯，可以這樣說，孔子指天說，我所否定的人的，也是天所厭棄的。意思就是南子還不是天所厭棄的人，我怎麼就不能見。

因為這件事，孔子感慨看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要中肯中用很難。怎麼是中肯中用，就是合情合理。看一件事情，如果身不在其中，不會有那種情，單講理那是看的理而已，做的不一定是這個理；如果身在其中，則變成感情用事，處理的不合理，所以中庸太難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子路》篇講不得中行只好狂或狷，中庸也可以是中行的意思，庸本來就有用的意思。不過中行只有行的一面，就是《中庸》說的“執其兩端，庸其中於民”，也就是允執厥中。中庸經過孔子的孫子子思的發揮，也可以說就是道，有體有用，有形上有形下。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一未發在哪裡是什麼情狀就是千古之問題，已發則喜怒哀樂皆是情，情實是對外而發，若心無對，則情也就未發。所以由能所來講，已發之所在是在外面之人物事，能發則在心在己。已發為情即有喜怒哀樂之區別，未發則是情之未可見時，無區別，依然可以說是情，亦可謂之性或德性，天生自有的那個性，只是未發出來。所以心無對這個狀態就叫做中，一般人基本不可能體驗到心無對的狀態，心無對實就是無念了，等於可以參究“本來面目”了，所以孔子說民鮮久矣，就是民眾少有這種德性很久了。那怎麼認得這個中呢，就是由發而皆中節開始，所謂中節就是禮，發乎情止乎禮即情發得合理（禮）了，這樣就是合情合理，也就是中庸。所以說中國文化是人情文化。

西方人不是無情，而是沒有這種文化，西方文化分門別類，像宗教又不管世間事，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哲學講邏輯思辨，巴不得求理智，根本沒法談情；科學更不關感情事。問題是人可以無情嗎？如果人一旦只求理智，實就是壓制了天生之性情，用心理學講就是自我壓制本我，必然形成潛意識與意識之分裂。這種自我分裂是人不自知的，結果是人群也必然分裂，社會也只能分裂。所以西方即使有武力征服之大帝國，始終快速就分裂成小國家，而且越分裂越小；從個人講就是退出人群成為孤獨的個體，特別是老年人，青年人有時還能夠征服獲得一點存在感，孤獨化實即等於動物化。反觀中國是分裂的時間短，長時間是大統一國家，而且家族也有傳承上千年的。

因為對人的徹底認識，自古的教育就是從（德）性出發，孝弟忠信是德亦是性，對之於事對之於人皆是情。所以中國文化是使人成為情感與理智完美結合的理想人生，最後與人群合一，與天地合一，而在天地間悠遊往來，是絕對的自由平等獨立，完全不是思辨式的口號可理解的。

德性是人情人心之同然，故能和合人群，使人群之結合能長久。現在的教育只講知識求理智，以為科學可以勝天，可以改變一切決定一切，好像生物學研究到基因水平，很有基因決定論的趨勢，好像生老病死可以完全由基因決定。其實從遺傳概念看，還有環境遺傳，基因最多隻是決定生物遺傳。只求理智的科學教育已經使人的性情越來越分裂，精神問題越來越嚴重，也許有一天人可以無情，完全機械化，那也是一種“得道”吧？

喜怒哀樂的未發之中不易知，而發而皆中節就是禮就是和，不過未發也可謂喜怒哀樂是一大和，這樣中亦只是一和。所以中庸之為德就是和，拋開未發之中的天性不談，只從用上看，則只是合情合理，只是一和，禮之用和為貴而已，實是人人可具可行。也正是如此至平至易，才可以至廣至大，所以孔子說中庸之德，可謂是至極了！但一般民眾少有此德也久了。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最後一則是這篇的結論，也是與開篇呼應，開篇講南面而王也即是聖人，聖人如何來，由仁智來，這章講仁之方，就是智慧方法。

子貢有錢，也樂善好施，當時國家規定在外國當奴隸的可以由國家出錢贖回，子貢有次碰到了就自己花錢贖人了，回來也沒找國家報銷，孔子就批評他了，說你這麼幹以後別人碰到就不敢去贖人，因為別人也不好意思找國家報銷了，所以你帶了個壞頭。這裡子貢也有這個意思，他問孔子，如果能對民眾廣博的施與和救濟，怎麼樣？可以算是你說的仁人了吧？

孔子回答他，這是仁的什麼事，一定是聖了啊！即使堯舜也都做不好啊！孔子的意思不是說這個不是仁，而是說這不僅僅是仁的事。因為仁者可以無位，而子貢說的情況越有高位越容易做，不過孔子也告訴他，就算堯舜這樣的聖人都不能完全做到他說的。因為一個人要救濟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己及人，由近及遠一步一步來，孔子接著就告訴他這個道理，也就是仁的方法，可行之路。

孔子說所謂仁者，是自己想要有所立，便也幫助別人能立；自己想要能通達，便也幫助別人通達。能在切近處來理解譬喻，可以說就是仁的方法了。當領導的也就是這樣，就算堯舜來，自己想要的也是別人想要的，自己覺得累的，別人也是累了。從最切實最平凡的事去了解別人，使別人站立起來，通達起來，這樣就是渡人，也就是仁的方法。孔子的教育都是最平實易行的，也就是中庸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