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基歐漢：現實主義正規化內的進步——三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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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曾任教於布蘭代斯大學、哈佛大學、杜克大學等，是國際關係理論自由制度主義學派的代表學者，代表作為《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以及與約瑟夫·奈合著《權力與相互依賴》、《國際制度與國家權力》等。他是當代詮釋和發展世界政治理論的經典大師，也是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權威、集大成者。

現實主義正規化內的進步：三大成就

評估當代現實主義分析的成果最好的方法是，考察這個流派中的一些最佳作品。

即使是最好的研究綱領，也可能做出拙劣的學問，而惟有極富洞見的作品，既能顯示其理論方法的侷限，又可展現其理論方法的有效性。在這一節中，我將論述三本經典著作。它們至少在學術關懷上和理論假定上都是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

《

國際政治理論

》

（1979）中建構了均勢理論；格林恩·斯奈達和保爾·戴辛在

《

國家間衝突

》

（1977）中，試圖將正式的談判博弈理論模型應用到16場大國危機個案研究中去，這些危機發生在從法紹達事件至1973年贖罪日“警戒危機”的75年間；以及羅伯特·吉爾平最近的上乘之作

《

戰爭與世界政治的變遷

》

（1981）。所選的這些著作，

向我們展示了結構現實主義在理論創設中的系統努力，一種努力是研究具體個案談判，一種努力是瞭解國際政治變遷大格局。

我本來也可以選取最近的另外一些著作，如1980年或1981年出版的研究國際衝突和危機的三本書（Brecher 1980； Bueno de Mesquita 1981； Lebow 1981），或納茲利·朱克里和羅伯特·C。 諾思的名著（Nazli Choucri and Robert C。 North， 1975），或亞歷山大·喬治以及理查德·斯莫克（Alexander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1974）的名作。限於篇幅，以上所論內容無法面面俱到。

01

均勢理論：華爾茲

華爾茲直言不諱地將均勢理論視為其結構現實主義綜合體的基本組成部分：“

如果國際政治中有什麼了不起的理論的話，那就是均勢理論

”（1979：117）。人們很早就認識到世界政治中均勢生成的週期性，並試圖對它進行理論研究。華爾茲解決的難題是，如何“克服”均勢理論中所存在的“這種混亂”：用庫恩的話，也就是，如何“用新的方法做出預測”（1962：36）。

華爾茲攻克這一難題時，運用了結構這個概念。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的最初章節，他精心地闡述了結構概念，並運用它來解釋單調乏味而持續難變的國際行動格局（1979：66-72）。均勢理論適用於無政府領域，這種領域在形式上不具備組織性，因而其中的單位不得不為它們的生存而憂心忡忡：“自助是無政府秩序中行動的必然準則”（p。111）。在華爾茲眼中的體系裡，國家是重要的行為體，它們在功能上彼此類似：它們採取對外手段和對內手段來實現其目標。相對能力（我們上文已述）是結構的可變因素。

隨著國家相對能力的變化，聯盟的格局或國內政策的樣式，也將有望發生變化

。

在理論發揮影響的條件（即自助）不變的情況下，華爾茲從他的假定推演出“預期結果，即均勢的形成”（p。118），他在解答自我設定的難題上，論述小心翼翼，行文巧妙靈活。

然而，

華爾茲的均勢理論也遇到了一些困難。

首先，準確地闡明聯盟將要變化的條件，對他是有難度的

。

他只是預測道，均勢將會週期性地發生。不錯，他的理論非常具有普遍性，以至於在他為自己理論設定的測定中，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麻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第一章中告訴我們，要測定一個理論，人們必須“設計一定數量不同的，條件苛刻的測定專案”（1979：13）。但是華爾茲建議不用這些測定來檢驗均勢理論，“因為均勢理論只預測了一種鬆散地定義出來的、多變的平衡狀態，因此，很難說某種權力分配或狀態證偽了該理論”（p。124）。這麼一來，華爾茲不是應用條件苛刻的測定來驗證理論，而是建議我們，“應該透過研究難證實的事例，來力圖證實該理論”（p。125）。換言之，

他建議我們應該透過研究歷史，來尋找與均勢理論的預測相符合的例子

；他接著宣稱，“這些例子有利於證實均勢理論”。在兩頁之後，華爾茲似乎改變了他的觀點，他承認“如果我們竭力尋找證實這一理論的例子的話，我們幾乎總能如願以償”。我們應該“尋找那些例子，在這些例子涉及到，國家儘管起初出於國內原因考慮不願遵守國際慣例，但最終還是遵從了這些慣例”（p。127）。我們透過尋找這些例子來糾正這種觀點的錯誤。但華爾茲又在犯他告誡我們要謹防的謬誤。他沒有考察國家不願遵守國際慣例的所有的事例，也沒有進一步研究，它們中通常有多少最終的確還是遵從了。他只是關注後一方面的例子。他所以選擇它們，是因為它們符合他的理論。

建立一個符合波普爾科學實踐標準的宏大理論有著內在的困難。即便是像華爾茲那樣的最傑出學者，也難以同時做到既要說出他們想說的話，又要遵循他們的科學實踐標準。

華爾茲理論的模糊性還體現，三個假定沒有明確的地位。

而這些假定是一個強勢結構現實主義所必需的。我已經論述過這個麻煩的問題：一個結構主義的理論是否必須假定權力資源具有可替換性？鑑於這個問題在均勢理論中不及它在更加廣泛的語境中的那樣嚴重，我在這裡不作贅述，但我在第三節中將重提這個問題。可是，華爾茲在論及均勢時，在關於理性和利益的問題上也語焉不詳。

華爾茲認為，他的假定並不包括理性假定

：“如果一些國家做得相對地好，其它國家就會要麼竭力仿效它們，要麼被擠向邊緣”（p。118）。然而，這種進化原則只適用於擁有那些多行為體的體系。這些行為體承受到太大的資源壓力，不少隨著時間的推進將會消失。由於華爾茲後來指出“國家死亡率非常低”（p。137），這個論點不再有力。況且，

他毫不掩飾地依據理論原則來闡明兩極均勢穩定的必然性

。他說，“相對國際平衡而言，國內平衡更可靠、更準確。各國判斷自身相對實力的失誤率，要小於它們判斷敵對聯盟的實力和可靠性的失誤率。”（p。168）我得出的結論是，華爾茲的確依靠了理性論證，儘管他早些時候的論述恰恰相反。

華爾茲的均勢理論還有另外一些模糊之處，它們涉及國家的利益或動機

。

華爾茲意識到，正如微觀經濟學理論賦予企業以動機一樣，有關國家行為的任何理論，必須（透過假定）賦予國家一些動機。

簡化主義者不會這樣做，除非出現這種觀點，即由於其國內特徵的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動機因而也有所不同

。華爾茲明確了這些動機：國家“最低目標是尋求自身的存活；最高目標是追求普世性主導地位”（p。118）。

華爾茲為了使均勢理論發揮作用，需要做出國家尋求自保的假定

。

因為，如果至少一些主要國家不這樣做的話，就沒有理由期望大致相等的聯盟（如“均勢”）將會有規律地形成。依華爾茲的觀點，自保的慾望使得在權力爭鬥中落後的國家加倍努力，並促使各國在面對一個潛在的霸權的情況下聯合起來，轉換聯盟，構建均勢。如果沒有這種動機，華爾茲用以維持均衡（兩極體系內相對弱小的國家的加倍努力，以及多極體系內結成聯盟反抗潛在的主導國家）的上述任何程序，都不能可靠地運作。

華爾茲關於動機的假定還指，國家的最高目標是追求普世性主導地位。

它使人聯想起摩根索等現實主義者，他們說過，國家致力於“權力最大化”。對於像華爾茲理論之類的第三概念現實主義理論來說，這一假定屬畫蛇添足。華爾茲捍衛它，是因為均勢取決於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但對華爾茲而言，這種可能性是自助國際體系的屬性，而沒有反映行為體的特徵。一些國家追求普世性主導地位，但並不構成使用武力的必要條件。

華爾茲分析中的這種模糊性，揭示了現實主義思維更大範圍的模糊性

：現實主義者們常常做出關於國家將“權力最大化”的假定，而均勢理論與這些假定不相符合，條件是，權力被用來指這樣的有形資源：透過威脅剝奪或施以剝奪，能夠運用這些有形資源，誘勸其他行為體做本來也許不願做的事情。當處於危險之中時，關心自保的國家並不追求將它們的權力最大化。相反，它們承認，在擴大權力與自保之間具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它們認識到，無限度地追求普世的主導地位也許會破壞自身的自主性。這麼一來，它們在其地位穩定時，就會將它們的努力有所節制。在相反的情況下，當危機出現時，它們就加倍努力。這就假定了，在較為有利的條件下它們並不將之最大化。

人們也許已經考慮到，現實主義者們會很快地意識到這一點。然而，他們似乎沉緬於“權力最大化”或“普世性主導地位”假定之中，不能做出更正確的判斷。這也許部分地歸咎於，他們急切地想強調世界政治中武力的作用。然而，他們論述上的模糊不清，除了言辭上的原因外，還有理論上的原因。關於權力最大化的假定，使得人們有可能做出有關行為的強有力推論，而如果我們僅僅假定國家只是“有時”或“常常”尋求擴大自己權勢的話，這些推論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樣的話，我們將必須考察不同的目標。其中一些目標也許產生於有關國家的國內社會、政治與經濟特徵。對這些不同的目標加以考慮，就會將結構現實主義貶低到不完整、不全面的理論的位次上。

華爾茲對世界政治研究的貢獻是觀念上的貢獻。他幫助我們更加清晰地思索體系理論的作用，結構模型的解釋力，以及對週期性的均勢形成加以推演說明的方法。他指出了國際體系影響國家行為，反之亦然。這些貢獻都是重大的。但是，華爾茲沒有指明有重大創新傾向的國際關係“新的透視方法”。他對現實主義作了公式化和體系化的闡述，因此我將他創立的理論稱為結構現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在根本的假定上，與其古典先驅們保持了一致性。

02

博弈論、結構和談判：斯奈德和戴辛

博弈論為研究談判問題、危機問題和有限戰爭問題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這最充分地表現在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1960）的早期著作中。正如他們所言，斯奈德和戴辛對這種分析路線的貢獻在於，“區別和分析九種不同型別的談判情形，每一種都是談判者權力與利益關係的獨特結合，因而每一種都有優點和缺點”（1977：181-182）。他們運用博弈論對這九種情形進行了公式化闡述，在明確的結構環境下分析了十六個歷史個案。

這種研究方案與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是一致的。它的關注點集中在國家行為上。它在起初陳述該問題時，用恰當適中的形式保留了理性假定：

每個行為體“在實際資訊量一定的情況下，或者說理論上可在決策時間內能夠獲取到資訊的條件下，最大程度地實現其一組既定的、持續有序的目標期望值

”

（p。181）。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定義，也就是說，權力因素成為博弈結構的組成部分。例如，在“保護者”博弈中，較為強大的國家有能力拋開盟友“單幹”。這樣一來，它在某些情況下就有“單幹”的利益，但是它較為弱小的夥伴則不然（pp。145-147）。國家是理性行為體，國家在博弈矩陣中要計算利益，並據此實施行動。如華爾茲所定義的，世界政治結構在矩陣裡得以反映併成為行動的依據。

如果說，結構現實主義構成了理解國際危機的充分基礎，我們假定認識到國家執行“類似功能”，包括認識到需要把生存作為自我本質這樣的事實，那麼，我們就能僅僅根據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來填寫矩陣中的各種空格。利益確實將由權力來定義。這會使博弈論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分析工具，甚至會幫助我對一些結果做出預測。儘管（由於戰略上的不確定性）博弈論沒有獨特的解決方法，也不能對結果做出完整的預測，但是，沒有它的話，我們對一系列可能的行動的預測能力也許會有所降低。

然而，斯奈德和戴辛發現，即使瞭解了最高領導人的價值觀和目標，他們也不可能對其個案中大約一半的決策單位的利益加以判定。在其他個案裡，儘管人們可以忽略更廣泛意義上的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人們也需要了解政府內部的政治（pp。510-511）。

“內外互動”是理解危機談判的一把鑰匙。

斯奈德和戴辛將他們的分析框架做得越來越複雜，他們的個案研究也日趨細緻。隨著這些變化，他們的研究重點也轉向關注認知、誤解和資訊失真對政策的影響。在我看來，他們在最有創意、最富洞見的章節中，借用了主要由羅伯特·傑維斯（1976）創立的觀念。他們運用這些概念分析資訊處理和決策活動。

這些章節將關注的重心，由博弈論矩陣中反映的體系層次因素，轉向觀念、個人偏見和群體決策等問題

（Snyder and Diesing 1977， chapter 4 and 5）。

這樣一來，雖然斯奈德和戴辛的出發點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但是，他們最重要的貢獻卻取決於他們多大程度上情願與這些假定分道揚鑣。他們不滿意於起初對博弈論的分類方案，更願意在沒有一個支援其論點的明確的演繹理論的條件下去研究資訊處理和決策，而不喜歡僅僅去闡明簡單明瞭的邏輯分類學。

斯奈德和戴辛的研究成果，是戰勝了現實主義，還是遭到了失敗？在論述中就這一點而言也許我們最多能說，它表明了，遵循現實主義傳統的研究，在用利益和權力概念分析與談判時，依然繼續有效。但是，它並未給出理由使我們堅信，恪守現實主義的假定將在該領域產生重要進展。

03

霸權週期與戰爭：吉爾平

在《戰爭與世界政治的變革》中，吉爾平運用現實主義的假定，對過去2400年的西方歷史進行了重新闡釋。吉爾平假定，國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體，國家在選擇行動路線時進行成本/收益的核算。例如，當國家改變國際體系的預期收益大於成本時，國家就試圖這樣做。因此，吉爾平以強有力的形式，明確地運用了理性假定。不過在該書的結尾部分，它有所軟化（1981b：77， 202）。另外，吉爾平聯絡著國際體系結構來思考權力。這種權力觀居於吉爾平所說的國家利益核算的核心地位：“國家間的權力分配，構成了任何國際體系中的主要控制形式”（p。29）。這樣，吉爾平接受了我所界定的古典現實主義研究綱領的整個基本假定。

吉爾平將世界歷史視為一系列永無休止的週期：“

一場霸權戰爭終結後，又開始了新的週期，發展、擴張以及最終的衰落

”（p。210）。隨著權力的重新配置，權力關係越來越不適應治理體系的規則，特別是威望的等級；戰爭建立了新的威望等級，並“由此決定了哪些國家將實際上支配國際體系”（p。33）。

體系的規則和威望等級，必須適應基本的權力現實，這個觀點是現實主義的根本性命題。

它來源於現實主義的三個核心假定。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如果國家根據權力計算其利益的話，那麼，國家將透過維持其權力，來追求符合國家利益的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華爾茲的結構概念有助於將這個論點體系化，但它本質上是靜止的。

吉爾平的貢獻之處在於，他提出了關於反常現象（對靜止的現實主義而言）的解決方法。

這些反常現象表現為：隨著時間的變化，制度與規則會變得不適應權力現實，霸權國家終將衰落。如果像現實主義所言的“強者隨心所欲，弱者只能受難”（Thucydides ， Book V， paragraph 90［ Chapter XVII， Modern Library Edition， p。331］），為什麼霸權國還能喪失其權力？我們知道，規則並不總是加固強者的權力，霸權國有時候失去其控制力。但是靜止的現實主義理論，並不對此做出解釋。

為了試圖解釋霸權衰退的原因，吉爾平詳細闡述了

“不平衡發展規律”

：

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國家間戰爭與國際體系變革的根本原因是國家間權力的不平衡增長。自修昔底德、麥金德至今天的現實主義學者將國際關係的變化歸因於這樣的事實：一個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經過一段時期後發生轉變，這種轉變導致了國家間關係的深刻變化，並最終改變國際體系本身的本質（p。94）。

然而，這個規律只是重述了問題，而沒有解決問題。為了對這種變遷樣式做出說明，吉爾平使用了三組程序的說法。

第一組程序講的是帝國的報酬遞增規律，第二組程序講的是帝國的報酬遞減規律，第三組程序講的是帝國的邊際報酬規律。

帝國報酬遞增規律發生作用時，“經濟剩餘的增長速度必須大於戰爭成本的增長速度”，帝國不斷強大（p。115）；然而，遲早會發生帝國報酬遞減現象，“報酬遞減規律具有普遍應用性，並使得任何社會呈一種S形曲線增長”（p。159）。第二組程序是，霸權國家越來越多地傾向於消費得多、投資得少；吉爾平仿效卡羅·塞波拉（Carlo Cipolla）的做法，將之視為歷史的普遍圖景（Cipolla 1970）。最後一組程序是，霸權國家的衰退源於一種向他國技術擴散的程序。在《美國實力和跨國公司》1975中，吉爾平強調，這種程序先是導致了英國的衰落，後是在20世紀70年代導致了美國的衰落。在《戰爭與變革》中，他對這種論點作了更加一般化的陳述：

透過向其他國家擴散的程序，主導性大國失去了支撐其政治、軍事或經濟成功的優勢。這麼一來，主導性大國不但為挑戰國的成長提供了範例，並且常常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幫助造就了挑戰國（p。176）。

第三個論點是體系性的，因而與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完全相一致。

然而，其他兩種程序既反映了國際力量的執行，也反映了社會內部力量的執行。一個霸權國，可能是由於防務範圍的擴大及由此導致的軍費增加，而遭受報酬遞減之苦（Gilpin 1981b：191； Luttwak 1976）。但是，是否發生報酬遞減還取決於國內因素，如社會成員的技術創新意識、能夠對創新動機施加影響的制度（North 1981）。霸權國消費多投資少的傾向部分地由其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造成的：至少在一些時間，霸權國能夠將調整成本強行轉加到其他國家身上。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特徵影響著大眾對奢侈品的口味，因而也就影響了在制大炮和造黃油之間進行平衡的問題。18世紀，撒克遜和普魯士在這方面迥然不同；在當代，美國與日本在這方面也大相異趣。如斯奈達和戴辛所論，吉爾平認為，“內外互動”成為解釋國家行為和變化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吉爾平明確承認，古典現實主義對他產生了影響：“誠實地講，人們必須弄清楚，20世紀的國際關係研究者是否瞭解這個事情：修昔底德和他公元5世紀的同事們，並不懂得國家行為”（p。227）。正如修昔底德的觀點一樣，在吉爾平看來，權力的變化導致國家間關係的變化：在修昔底德的眼裡，波羅奔尼撒戰爭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權力的增長及由此在斯巴達及其盟友中引起的恐懼。吉爾平將修昔底德為解釋波羅奔尼撒戰爭而提出的理論推廣之，將它應用到世界歷史的整個程序：

失衡取代了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輪的霸權衝突。過去一貫如此，將來還將如此，除非有朝一日，人類要麼毀滅自身，要麼學會創設一種和平變遷的有效機制（P。210）。

這個修昔底德-吉爾平理論只是一種有限意義上的體系變遷理論。

它採用理性主義的均衡模型，系統地解釋了對變遷的反應。然而，它並未從更為根本的層次上全面地說明變遷的源泉。如我們上文所論，儘管它富有洞見地闡述了霸權衰落的體系因素，它還必須藉助國內程序來解釋看得見的結果。況且，

它沒有很好地解釋霸權國原本地如何興起的，也未很好地解釋何以出現了某些競爭者而非其他競爭者的事實。

吉爾平的體系理論沒有對異乎尋常的力量爆發作出解釋。這種不期而至的力量爆發使得個別國家一躍升至世界舞臺的主導地位。用科林斯國駐斯巴達公使的話（修昔底德認為他是這麼說的）來講，為什麼雅典人“著迷於革新”，而斯巴達人被傳言表現為“全然缺乏創新”的特徵（Thucydides ， Book I， paragraph 70［ Chapter III， Modern Library Edition， p。40］）？如同其他結構主義理論一樣，吉爾平的理論不擅長對結果進行預測。吉爾平的理論提高了我們的理解力，但是它沒有解釋變化。吉爾平本人也承認這一點。

這尤其反映在和平變遷問題上。吉爾平將和平變遷確認為一個關鍵性問題：“正如過去的情況一樣，當代世界國際關係的根本性問題，是對國家間權力不平衡增長的結果做出和平的調整的問題。”（p。230）

像許多當代美國國際政治著作一樣，吉爾平的著作滲透著對霸權衰落條件下和平變遷的考慮，並從這種考慮中汲取了動力。E·H。卡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寫下的《捍衛和平變遷，解決霸權戰爭問題》。吉爾平在書中討論了這篇文章，並對該文深表讚賞（Gilpin， p。206； Carr 1939/1946）。然而，將和平變遷納入吉爾平的分析框架頗有難度，因為和平變遷大致而言屬於“互動變化”的範疇。“互動變化”不需要改動體系內的權力與威望的總體等級關係，而吉爾平細心有意地避免在互動變化方面著墨太多（p。44）。可是，人們一放下手中的《戰爭與世界政治中的變革》，人類如何在既定的國際體系內創設制度和規則，以降低戰爭的可能性和促進和平變遷這個問題，就比以前更加嚴峻地凸現出來。

這麼一來，吉爾平對古典現實主義所做的一流改造，把我們的目光引向現實主義以外。

古典現實主義的哲學根基是對人類條件持悲觀態度。

它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向20世紀的人類生存境況，這種生存境況看起來註定是一個衝突頻仍的世界，而這些衝突能夠摧毀我們星球上的生命。但是，無論是古典現實主義，還是結構現實主義，均鮮有論及如何應對這種境況。

因為，它們很少洞察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人們創制出國際規則與國際制度，以求減少世界事務中的冒險行為和不確定性，希望改善安全困境。

摩根索寄希望於外交來改善人類生存境況（1966 ch。32）。外交是一種實踐藝術。結構現實主義在進行理論抽象時，將外交遠遠拋掉。但是，外交發生於一定的國際規則、制度的實踐的環境中，國際規則、制度和實踐對行為體的動機產生著影響（Keohane 1982b）。吉爾平認識到了這一點。吉爾平在其著作的開場白裡雖然較為樂觀，但難以沖淡他的悲觀論調。這種悲觀論調幫助我們瞭解到國際機制的重要性。當然，它未在解釋它們的創設或消亡方面有所作為。

小結

現實主義承載著自修昔底德以降的悠久傳統，繼續為國際關係的有價值的研究提供依據。只要看一看明確地從現實主義傳統那裡汲取營養的學者，就可證明這一觀點；而簡單地考察一下馬克思主義學者中的一些著作，這種觀點則可得到加強。如果他們對現實主義觀點持普遍的反感，卻又吸納了現實主義成份的話，我們就更會理直氣壯地得出結論：

現實主義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持久現實。

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影響世界政治的根本力量是階級鬥爭和不平衡發展等因素。世界歷史是不斷髮展的、辯證的，而不是迴圈往復的。現實主義所著重研究的國家的行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和發展的矛盾。不過，在分析資本主義統治下的世界政治的表面現象時，馬克思主義還是採取了與現實主義者相類似的範疇。

權力是至關重要的；控制著經濟、軍事資源的霸權國週期性主導著世界體系。

列寧對帝國主義給出了與現實主義不同的定義。但是列寧在分析帝國主義的執行時，某種程度上像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核算參與瓜分的參與者們的實力外，再也想象不出有其他基礎，來支撐他們合作瓜分勢力範圍，瓜分利益，瓜分殖民地，等等”（Lenin 1916/1939：119）。

伊曼努爾·沃勒斯坦為我的觀點提供了另一例證。他頗費心機地強調，現代世界歷史應當被視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歷史。除了由地理、歷史獨特性或運氣（它在歷史的重要關頭給一個國家以勝出他國的優勢）引起的“相對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之外，“是世界市場的各種力量的運動突出了各種差異，將它們制度化，並使得它們在很長時期內不可能被超越”（1979：21）。然而，

當他的注意點轉向具體的歷史時段時，沃勒斯坦強調了霸權以及軍事力量的作用

。

他以典型的現實主義風格論述道，荷蘭在17世紀的經濟霸權不是被世界市場體系的運作所摧毀，而是被英國的武裝和法國的武器所摧毀（Wallerstein 1980：38-39）。

現實主義的洞見魅力延綿，歷久不衰。它們跨越了意識形態的界限。現實主義在當代最優秀的倡議者以富有洞見的方式實踐著現實主義。華爾茲用我稱之為結構現實主義的方法對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進行了體系化論述。斯奈德和戴辛利用這個框架來分析談判；吉爾平借用了修昔底德的經典論據來研究國際變遷問題。在這些學者看來，現實主義集中關注權力、利益和理性等根本性問題，碩果累累。但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作家們所提出的許多極有興趣的問題，無法在現實主義的框架裡得以解決。

排版 | 邱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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