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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塵埃——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則

2021-12-22由 豫鑑歷史 發表于 畜牧業

雌雞化雄是什麼原理

歷史的塵埃——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則

在《三國演義》中經常碰到“禪讓”的說法,實際上它的內涵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演變了。最初是指舜禹的禪讓,之後便異化成了“世襲”和“篡逆”兩個方面。因為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違背事物發展順逆交替的自然規律,所以自從實行世襲之後,篡逆的幽靈就一直跟隨著他們。實際上世襲只是陰陽順逆中的“順”,它能夠促進物質的發展,或者說生產力的發展。與之對立的篡逆則是陰陽順逆中的逆,它能夠促進意識的發展,或者說生產關係的發展。《三國演義》中的禪讓一是指舜禹式的禪讓,比如陶謙對劉備;二是指武力禪讓,即篡逆。羅貫中本質上也不贊同舜禹式的禪讓,認為它過於主觀、模糊,一般人把握不了它,沒有普及意義(從陶謙不識張闓可以反映)。他贊同的是合理的世襲與合理的武力禪讓。比如在世襲中應遵照立賢不立愚,立長不立幼等;比如在武力禪讓時應遵循弱肉強食、推陳出新等。

諸葛亮由於思想意識非常先進,所以他具有武力禪讓的合理性。那麼他先進在何處呢?第一,“外儒內法”儘管本質上與先法後儒的王朗、龐統相近,但更為隱蔽。王朗是“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龐統是先逆取後順守。然而王朗因過於暴露而被罵死,龐統也因過於激進而讓劉備忐忑不安。只有諸葛亮假以“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不傷劉家同宗,才讓劉備拜服。這樣諸葛亮也才能有條不紊實施自己的宏偉計劃。第二,“外儒內法”的新意除了真偽難辨之外,更主要的是它內外並濟,能以最少的社會動盪和生靈殺戮換得最大的勝利,能讓國家平靜、快速地實現朝代更新和社會發展。尤其是司馬家族更是善於透過反向培育對手來強壯自己,強壯國家。這是此前單純的法、儒和性三品的手段都做不到的。它在具體運用中主要是借力於人又移禍於人,自己則從中漁利,達到逆取的目的。比如諸葛亮先是借東吳和周瑜火燒曹操,後來自己一方又做好人,放走曹操。比如他先借周瑜之氣量小和箭傷除掉他,之後又去弔孝。比如他先借用龐統之耿直說服劉備去取劉璋,後又借箭射死他,並再度以痛哭掩飾。整個過程既完成了殺戮又賺得盆滿缽滿。其手段是越來越悄然。

正因為羅貫中非常欣賞諸葛亮敢於將新思想率先運用於實踐的膽識和氣魄,所以他將諸葛亮當成了小說的第一主人公並大加褒獎。在他之前,雖然曹操比獻帝“有德”,劉備比曹操“有德”,後者都有資格取代前者,包括曹操之前的外戚、宦官、諸侯、農民和山賊領袖也都比傀儡的傀儡皇帝劉協強,屬於正常的食物鏈範圍。但曹操取代獻帝,劉備取代曹操都沒有超越歷史的意義,中國依舊只能在秦、漢之間徘徊不前。何況曹操強不過嬴政,劉備強不過劉邦、劉秀,曹、孫、劉三人捆在一起也僅能組合出一個“性三品”的矛盾體。惟有諸葛亮和司馬氏的思想有創新有突破,不但能又快又省地實現禪讓,還能很好地治理未來的天下。所以他們最有理由獲得禪讓。

歷史的塵埃——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則

由此也可以看出,小說的整體結構是從無限離散到無限聚合。表面上,自昏君劉協到“三國”,到明君司馬炎是1——3——1的一分一合的過程,實際上只存在從一盤散沙到穩固金字塔的合併(塔尖是司馬炎)。中間的三國只不過是合併程序中出現的暫停,而停頓、和緩的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合併。另外,在“三國”分立的階段,各國也沒有停止自己的擴張、兼併。從這裡也可以看出性三品理論並非沒有進步意義,它為哲學的跨越提供了臺階。

武力禪讓之所以能夠完成國家的合併,本質上是因為激烈的競爭促進了國家內在聚合力的增大或者說雄性激素的增加,表現在君主就如司馬炎是“人物魁偉,立發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膽量過人。”他不但比頹廢的劉協強健無數倍,比空長一副帝王相的劉備也能幹得多。所謂亂世出英雄就是這個道理。

那麼與“天下合併”對應的“天下分離”是出現在什麼時期呢?是漢高祖到漢獻帝的世襲制時期。它是國家聚合力減小或者說雄性激素逐步消耗的過程,最後是“雌雞化雄”、“婦寺干政”。

儘管羅貫中的本意是贊同諸葛亮暗中消滅過於“寬仁”落後的劉氏集團,意識應當革新,社會應當發展,但不管是在“三國”時期還是在羅貫中所處的朝代都是以“仁政”作為正統王道,所謂“自然之理”都被斥之為篡逆者的藉口,是大逆不道的異端,決不允許作為正理宣揚。而且在封建抑惡揚善的儒家思想長期影響下,民眾也不能接受他滅除劉關張等仁義之人的做法。即便在事後解釋也不會有用,因為民眾的覺悟轉換不了創新者本人那麼快,不能明白“外儒內法”、“外法內儒”為何物。而創新者本人一旦取得勝利也自然不會公開他的致勝武器和篡逆“原罪”,他還是要用所謂的仁政來永遠地維護自己家族的天下。正是這個原因,直到羅貫中的年代也還是不敢公開稱頌當初諸葛亮的創新理念,他便只好在寫作時也採用了諸葛亮同樣的辦法,將本意隱藏在文字之中,覆以“擁劉反曹”的假象。與此同時,作者將原本比諸葛亮思想創新更完備的司馬氏也放在了並不太光彩的角落。畢竟他們最終篡逆成功了,無法掩飾他們自己也不敢正視的“原罪”。

歷史的塵埃——武力禪讓是促進封建社會朝代更替思想進步的潛規則

原來,諸葛亮的內心已被他自己和羅貫中蒙上了雙重“迴護”,難怪讓人無法捉摸。只怕現代人也仍是不能接受這個一千多年前的新思維,接受不了諸葛亮為了實現社會進步而不得不擊倒劉關張的做法。這隻能說明其認識水平還僅僅處在“三國”之前,或者羅貫中之前的階段,急需掃毒、換代。

歷史無數次證明,透過或明或暗的武力鬥爭實現禪讓,雖然不能被自私的封建統治者接受,但它卻是封建制度下實現生產關係革新的潛在機制,任何人為的力量都不能壓制它的運轉動力。可以說它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普選制的前身。只不過武裝革命的規模縮小了而已,扭打和謾罵依舊。但這就是辯證法呀,沒有必要、充分的鬥爭,人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陳代謝如何進行?當然,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普選制在一定時期之後也會過時,辯證法會從第二代過渡到第三代。這也是羅貫中思想的侷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