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穩定的結構——“三角形”，漢初三股力量的平衡

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的形成，首先得以於戰國、秦以來社會上盛行的軍功傳統，軍功成為了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利益的不二準則；其次，秦末

大

起義和楚漢戰爭為社會底層之平民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處境提供了機遇最後，漢王朝建立後劉邦對二十等爵制的繼續貫徹。

正是由於這三個條件，普通的民眾在戰爭中透過獲立軍功（有的則透過事功

）

，繼而獲得爵位，在漢五年後經過漢

朝

的重新確認，再由地方小吏根據法律授予與爵位相對應的一定數量田地，最終轉變為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

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作為漢初社會的統治階層，對維護漢初社會的政治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表現就是形成了軍功地主階層與專制皇權、同姓諸侯王三股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並且這一政治格局大約持續了七十餘年的時間。

政治平衡格局的形成

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與專制皇權、同姓諸侯王三股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形成於漢高祖十二年，其標誌就是郡國並行政體的確立。這一政治平衡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西漢初期特定歷史條件下君主專制權力的相對弱小和軍功地主階層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的現實情況所決定的。

秦漢之際，傳統的

“世卿世祿”貴族政治格局被打破，“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成為時代的呼喚，平民出身的劉邦在功臣、列侯的極力推舉下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劉邦之所以能夠取得皇帝的寶座，其主要原因是，在軍功傳統盛行的情況下，軍功成為衡量一個人社會地位和政治、經濟利益的準則，而劉邦就是因為功德最為卓著而分得了最大的利益

——皇權。

正是由於這一根本原因，使得劉邦之皇權並不像秦始皇之皇權具有絕對專制性。此外，以劉邦為首的漢王朝

“無尺土之階”，和秦王朝相比並沒有多少可以弦耀的政治資本。並且與其他的軍功地主一樣，劉邦同樣崛起於平民階層，這樣就使得作為皇帝的劉邦失去了皇帝本應該有的神秘屬性，這也無怪乎劉邦要用神異事件來裝點自己。

（畢竟面子總還是要的）。

與劉邦相對弱小的專制皇權不同，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擁有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我們知道楚漢戰爭之所以會出現劉勝項敗的結果，主要原因是在戰爭中崛起的異姓諸侯王在關鍵時刻倒向了劉邦一側。

正是由於異姓諸侯王在楚漢戰爭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才形成了漢五年之後，漢之郡國與異姓諸侯王國並存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局面的形成同樣是按照軍功分配利益的結果。

在戰國、秦以來形成的軍功傳統下，按照軍功原則，劉邦分得了整體利益當中最大的一部分

——皇權，其餘部分則完全由軍功地主階層分割，即功勞次於劉邦而高於其他軍功地主的異姓諸侯王獲得了大小不等的封地他們在自己的封國內擁有獨立的朝機構，且保留自己的軍隊，幾乎不受漢國家的控制。

功勞次於異姓諸侯王的軍功地主則按照秦二十等爵制分別獲得相應的爵位，進而獲得政治、經濟利益，這部分軍功地主幾乎壟斷了漢朝的政治、軍事權力。

整體來看，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都經歷了戰爭的洗禮，且在戰爭了煉就了過硬的軍事技能和嫻熟的政治謀略，所有這些都是專制皇權所不願意看到的。

至於為什麼項羽也分封了，但是卻失敗了，不僅僅是因為戰爭中崛起的異性諸侯王在關鍵時刻倒向了劉邦，還因為項羽的地位，項羽是王，然後去分封別的王，籠統來看他們是平級關係，劉邦是皇帝，去分封王，他們不是平級關係。

鑑於西漢初期軍功地主階層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以及專制皇權的相對弱小，劉邦為了維護劉氏江山的長久穩固，釆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調整這一局面。

首先，劉邦以

“莫須有”罪名或誅殺或廢黜異姓諸侯王，將異姓諸侯王國改造為同姓諸侯王國。代表性開刀人物——韓信。（後來他老婆呂雉也這麼幹，把劉姓諸侯王改造成呂姓諸侯王。）劉邦分封同姓諸侯王，將異姓諸侯王國改造為同姓諸侯王國起到了防範控制著漢朝各級部門的軍功地主階層的目的。

其次，劉邦與軍功地主階層之上層功臣、列侯訂立

“白馬之盟”，修改長期以來形成的以“功德”分配利益的原則，將這一原則完全納入到劉氏皇權的主導之下。

最後，劉邦透過頒發詔令的形式確保了整個軍功地主階層所享有的利益。劉邦不僅以法令的形式確保了漢初整個軍功地主階層的利益，同時嚴厲警告西漢初期的軍功地主階層，遵守劉氏皇權主導下的以軍功分配利益的原則。

劉邦正是透過以上措施來修改長期以來形成的以

“功德”來分配利益的原則，將其完全納入劉氏皇權的主導之下，這樣就形成了西漢初期專制皇權主導下，軍功地主階層控制的各級朝權力、同姓諸侯王之王權與專制皇權三股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

政治平衡格局的維護

西漢初期專制皇權主導下，軍功地主階層控制的各級朝權力、同姓諸侯王之王權與專制皇權三股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形成於高祖時期。從歷史發展的情況來看，這一政治平衡格局是一個動態的、此消彼長的過程。

主要表現為惠帝、呂后時期，控制漢朝的軍功地主階層之上層功臣、列侯與同姓諸侯王相依，制衡呂氏外戚（專制皇權的代理人）；文帝時期，軍功地主階層與同姓諸侯王相依制衡文帝以及軍功地主階層與文帝相依制衡同姓諸侯王；景帝時期，軍功地主階層與景帝相依制衡同姓諸侯王。

惠帝、呂后時期

惠帝、呂后時期，控制漢朝的軍功地主階層之上層功臣、列侯與同姓諸侯王相依，制衡呂氏外戚的政治格局，跟這一時期呂后扶植外戚勢力極力維護專制皇權有很大關係。有其是在惠帝去世後，呂后面臨的政治局勢更加惡化，即惠帝諸子皆年幼，繼嗣不明，劉邦的其餘諸子逐漸壯大並對皇位虎視耽耽。

為了從根本上扭轉這一不利局面，呂后開始採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強專制皇權。

第一步，面對繼嗣不明的情況，呂后採取了立少帝，臨朝稱制的辦法。

第二步，開始扶植諸呂外戚勢力，控制南北軍，分割軍功地主的權力。

第三步，建立宮廷政治，削弱控制漢朝的軍功地主階層的影響。呂后宮廷政治權力機構建立以後，漢朝出現了

“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的政治局面。本應該由軍功地主階層控制的漢朝的政治決策權，被呂后建立的宮廷政治權力機構剝奪殆盡。

第四步，分封了一批呂氏外戚集團成員，以此來拱衛專制皇權。

在呂后採取的諸多加強專制皇權的措施當中，第一步呂后稱制和第二步諸呂控制南北軍是軍功地主階層之上層功臣、列侯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容忍的。但是，呂后採取的第三步和第四步舉措尤其是第四步舉措則完全超出了功臣、列侯所能忍受的範圍，並且為同姓諸侯王所不能接受。呂后為了達到加強專制皇權的目的對同姓諸侯王的摧殘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從表面來看，呂后所實行的分封破壞了高祖時期所訂立的

“白馬之盟”。實際上，呂后所釆取的諸多加強專制皇權的舉措破壞了專制皇權、軍功地主階層控制的漢朝權力和同姓諸侯王三股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平衡，同時這也是後來發生軍功地主階層之上層功臣、列侯與同姓諸侯王（齊王劉襄、楚王劉交）聯合誅滅呂氏外戚集團的真正原因。

文帝時期

文帝時期，這一政治平衡格局的維護可以分為軍功地主階層與同姓諸侯王相依制衡文帝以及軍功地主階層與文帝相依制衡同姓諸侯王這兩種情形。

儘管文帝時期釆取了一系列加強專制皇權的措施，期間也出現了

—些地方勢力反叛的事件，但是這一時期西漢王朝基本上呈現的是政治穩定，經濟快速發展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出現正是源於軍功地主階層控制的朝權力與同姓諸侯王、專制皇權三種政治力量平衡的結果。

景帝時期

景帝時期政治格局的特點主要表現為軍功地主階層與景帝相依制衡同姓諸侯王。景帝即位後沿襲了文帝加強專制皇權的傳統。景帝前元二年，分封六位皇子為諸侯王，以親制疏。這一時期國家所轄領地和諸侯王國之間領土較之過去並沒有多大改變。

也就是說最晚到景帝二年西漢初期形成的政治平衡格局在這一時期還繼續得以維持。但是，這一格局到了景帝三年逐漸被打破。

景帝三年這一政治平衡格局失衡的最根本原因是軍功地主階層的自然衰亡和專制皇權的逐漸加強，以及同姓諸侯王勢力的急劇膨脹，直接的導火線是景帝採納晁錯的建議實行削藩。正是在這一強硬政策的作用下，各諸侯王驚恐不安。景帝三年正月，七國之亂爆發。

吳楚七國之亂破壞了文帝以來所形成的政治平衡格局，而這一政治平衡格局是景帝和軍功地主階層所極力維護的。在這一共同目的的促使下，軍功地主階層和以景帝為首的代系勢力這兩種政治力量合流共同剿滅了非代系諸侯王的反叛。

吳楚七國之亂後，隨著專制皇權的加強和以景帝為首的代系勢力的急劇膨脹，自高祖以來建立的政治平衡格局開始解體。軍功地主階層和非代系同姓諸侯王勢力不可避免的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