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人服兵役，所有20歲以上男子，一生要服兩次兵役，每次1年

在漢代，所有二十或二十三歲以上的男子，都要在郡國登記，成為徭役徵發的物件，這叫“傅”。然後一直到五十六歲才能解除徭役，這叫“免”。根據文獻，似乎每個成年男子一生最少要當兩年兵。

一年服役於所在的郡國。駐防於北方邊郡的，大部分被訓練成“騎士”；內郡的則成步兵，叫“材官”；江、淮以南的則成水軍，叫“樓船”。服役期間，如何編組，如何訓練，一無可考，只知道西漢時，每年秋天的八月或九月，地方的郡守和都尉會將他們集合起來，考核他們騎射、駕車、戰陣或水戰的技巧，這叫“都試”。

史書中雖不乏舉行都試的記載，我們卻不易估計如此短暫訓練的效果。郡守之下，只有一位，頂多兩三位負責軍事的都尉。他們如何在一年之內，將“不知尺籍伍符”的農家青年化為訓練有素的戰士？為什麼都試要安排在秋收農閒時舉行？是不是意味在地方服役的，平常還得在田裡幹活，秋收後才有閒暇操演？這些問題，都無法確切回答。

但從漢人服膺的“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的古訓看來，並不是沒有這樣的可能。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云云（《晉書·禮志》下），奏文中都試月份雖不同於其他記載，““三時不講”一語，頗可幫助我們瞭解漢代郡國兵訓練之有限。從“講武皆於農隙”又可知道，糧食生產似乎比訓練更為重要。

另外一年的服役，在京師的叫“衛士”；在帝國邊境戍守的叫“戍卒”。京師有擔當守衛的南北軍。其衛士人數兩漢不同，在數千至數萬人之間。戍卒的數量也不大。

兩漢邊防一向以北方與西北方最吃緊，可是從居延和敦煌等邊陲遺址以及文獻上估計，部署在北方約三千五百公里防線上的戍守兵力不會超過一萬人。宣帝時，趙充國曾說：“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漢書·趙充國傳》）。趙充國是當時的將軍，熟於邊事，所說當有根據。

漢邊戍卒只能算是哨兵。漢代真正用來對付內外動亂的主力是臨時自郡國徵調的部隊。這種部隊只有天子有權徵調，地方郡國接到天子虎符，合符而後出兵。通常北方邊郡出騎兵，內郡主要出步兵。另由天子任命一位或數位朝臣為將軍。

戰爭結束，部隊遣歸郡國，將軍亦返舊任。舉例來說，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秋天，宣帝為救烏孫，伐匈奴，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又令“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範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鹹擊匈奴”（《漢書·宣帝紀》）。

總之，徵調軍隊在本始二年的秋天，五將軍從長安出發已是第二年的三月。十五萬關東兵從徵調到分途出發，耗費了最少五個月。結果，匈奴聞漢兵大出，早已奔走逃逸，“五將少所得”。祁連和虎牙兩將因“逗留不進”，獲罪自殺，而所有的軍隊在五月罷遣。

這種臨事徵集、隨即解散的軍隊，既缺長期密集訓練，又無固定組織，官不知兵，兵不知將，其戰鬥力與戰鬥精神不可能與常備職業軍相比。戰鬥力有限，則必寄望於以量取勝，兩漢出兵動輒十餘萬或數十萬。

兩漢也有屬較長期服役性質的軍事編組。例如，武帝時的七校（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東漢時的五營或北軍五校。還有期門（後更名虎賁）、羽林之類，都應不止服務一兩年。

他們雖偶爾出征，但基本上都是京師、宮廷或皇帝的衛隊。期門和羽林除了護從皇帝，也是皇帝身邊的郎官，隨時擔任皇帝指派的其他任務。郎官的性質基本上和“職業軍人”是兩回事。七校或五校有些由胡人組成，他們或許可算是“職業軍人”。武帝七校人數不可考，東漢北軍五校，一校有七百至一千二百人。其餘羽林之類，時有增減，在數百至千餘人間。以這樣的數量，即使參加遠征，似乎也不可能構成主要的戰鬥力量。

東漢光武帝時，廢除都試，也曾一度省罷郡國掌理軍事的都尉，使郡國兵原本有限的訓練更趨廢弛。為了軍事的需要，募兵漸多。所募稱為應募、應募士、募士、勇敢、勇敢士或奔命等等。例如，明帝曾募兵戍隴右，代價是每人三萬錢。此外，東漢還大量利用罪犯和外族出征，其服役條件如何，不甚清楚。不少死罪囚犯是因皇帝恩典，減死赴邊充軍。

漢朝政府鼓勵他們帶著妻兒父母到邊地落戶屯墾，這叫“佔著所在”。漢邊還有所謂的田卒。這些人都不可能是一年一更，而是晁錯所說的“常居者”。他們或為謀生而應募，或長期服役，但非專以戰鬥為務，仍稱不上是真正的職業軍人。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