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僅做兩件事，就使清朝由奴隸制邁向封建制，他做了什麼？

清朝統一後，中國向何處去，換言之，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這是擺在清朝統治者面前的首要問題。

清朝基本完成全國的統一，恰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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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中葉。與此同時，西方以英國為代表，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統治，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國家，開創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先河。以此為標誌，

人類社會已進入資本主義的新時代。

無疑，這是人類社會的巨大進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就給中國提出了新的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即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但也存在另一個現實，這就是繼續封建王朝的統治。歷史已經

做出了

回答，剛剛建立全國統治的

清朝政權

選擇了後一條道路，

繼承了明朝的政體

，沿襲歷代的封建社會制度，

重建了一個新的封建王朝

。這不是清朝統治者的願望所決定，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清朝的前身是崛起於明末遼東山區的後金國，由女真人凝聚而成。按學術界通常說法，後金初建時，還是一個奴隸制的社會。但當它進入漢人聚居地區，受到高度發展的漢文化及成熟的封建政治的直接影響，即

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

。努爾哈蘇沒有完全實現這一轉化就去世了。

其後繼者

皇太極

大力準新改草，加速了後金社會發展的歷史程序。他從政治體制、國家政權的組織、經濟政策，到社會各個階層階級地位的確立、上下相維的關係，以及統治思想、禮儀等等一切方面，都完全同明朝的社會制度對接起來，取得了驚世駭俗的飛躍進展。以

1635

年改族名為

“

滿洲

”

、

1636

年改國名為

“

大清

”

兩件大事為突出標誌，

古老的女真已過渡到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

由單一女真人統治、自認是金朝後裔的後金國，變成由滿蒙漢貴族地主聯盟統治的大清王朝，既消除了它與先祖金朝的淵源關係，又與父輩創立的基本上屬於女真人的後金劃清了界限。一句話，

這兩件大事標誌這個新出現的大清王朝已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歷史性轉變

，成為與明朝無論在本質上還是在形式上毫無二致的封建制政權。

皇太極一生所做的一切，為清朝建立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其進關，實現其改朝換代的政治目標開闢了勝利的道路。順治即位後，由其諸伯叔兄弟輔佐，漢人重臣參謀，全面繼承了皇太極的遺策，這就是繼續推行封建制度，而不可能選擇別的無論怎樣先進的社會制度。

清朝削除李自成、南明及張獻忠三大政治軍事割據政權，從根本上說，是對明朝國家的摧毀。經過數十年的動盪、戰亂，明朝的體制、國家機器不復存在。清朝就是在明朝這片廢墟上重建自己的一代王朝。它把明朝的政治制度作為自己的建國之制，在此基礎上建立適合自已需要的更為完備的體制。史學界向有

“

漢承素制

”

之定評，而

“

清承明制

”

同樣反映了歷史的真相。

大清王朝已基本完成了封建化的歷史性轉變

，首先體現在政治上，其區別就在於前者是專制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透過建立一套嚴密的官僚機制，對人民實行專制統治。執行這種統治的各級官吏皆受上一級官吏所制約，而國家最高權力歸於世襲的皇帝一人之手。而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了議會選舉制，透過民主自由選舉，由選民們來確定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官吏，從根本上廢除了一姓統治的世襲制。

清朝建立的仍是封建體制，但比之歷代特別是明代更為完備而嚴密。

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不同

，就是說，它最鮮明地體現了專制的本質特徵。所以，清重建一代封建王朝，不能不首先建立它自己的一套官制。

清代的官制，

清代官制是封建主義專制制度最集中的體現

：一是逐步完善起來，其中有變更，有增減，約歷百餘年而成為定製；二是基本沿用明制，如《清史稿

·

職官志

·

序》所說：

“

世祖入關，因明遺制，內自閣部，以迄庶司，損益有物；藩部建立，名並七卿，外臺督撫，杜其紛更，著為令甲。

”

清朝也自認：

“

我朝設官，大半沿前明數百年舊制

”

；三是清朝是以一個較為落後的少數民族而入主中原的，一方面既沿襲漢制，一方面又摻以滿俗，保留本民族的舊制，對前明官制進行重要改革。它把兩種制度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具有一代獨創的特點。

清入關前，主要是在皇太極時期，已仿照明朝體制，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官制。人關後，面臨建立全國政權的新形勢，原有的

官制

已不能適應其需要，又別無選擇，於是，

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清軍進

入

北京的第二天，攝政

王

多爾袞為使清朝政權迅連運轉，發揮統治效力，採取緊急措施，

宣

布原明

“

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

”

，有的因

“

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

”

，其職銜高低尊卑，皆以本年三月十九日農民軍佔領北京前的職銜為準，

“

各復原職

”

。

接著，再作明確規定：

“

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

”

同時，從明官中選取部分人委以要職。如，多爾袞令被崇禎帝罷免的原內閣大學士馮銓

“

以大學士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

”

，命洪承疇

“

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內院官佐理機務

”

，後又將原大學士謝升召入北京，入內院任職，等等。

這些措施，表明入主北京的清朝一方面改朝換代，卻不改變其體制，換言之，

便依明制全面恢復和重建封建官制。

，來建立它的統治。另一方面，大量起用明官，按原職銜任事，也是力圖保留明制的一項重要政策。

明罷宰相，行內閣制，掌管國家的最高權力。設大學士若干，身兼尚書、侍郎銜，便成為事實上的宰相。清入關前，它的最高決策和權力機構是

“

議政諸王大臣會議

”

，即由皇室諸王共議國政，決策國家軍政大事。人關後，這一體制顯然不能適應其政治需要，必須擴大決策人員，組成新的統治集團。

攝政王

因襲明制，恢復其官制

多爾袞

仿照

所謂內三院，是指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太宗時先設文館，至架德元年改文館為內三院。多爾袞將內三院與原明內閣結合起來，陸續任命重臣為內三院的大學士，行使原明內閣的職責。

清入關前，崇德時期，內三院大學士有剛林、范文程、希福、鮑承先四人。祟德三年鮑承先改任吏部參政後，剛林等三人職務不變。人關後，到順治二年，續增謝升、祁充格、李建泰、馮銓、洪承疇五人為大學士。其中，謝升於是年正月去世，希福被革職，由李建泰取代，大學士實額為七人。這與明崇禎十七年內閣大學士七人之制是完全一樣的。李建泰是其成員之一，入清後即以原官入閣。

明內閣制，將內三院改為內閣。

，

“

按明時舊例，凡內外文武官民條奏，並各部院覆奏本章，皆下內閣票擬。已經批紅者，仍由內閣分下六科，抄發各部院，所以防微杜漸，意至深遠。

”

洪承疇與馮銓聯名建議：

“

以後用人行政要務，乞發內院票擬，奏請裁定。

”

多爾袞採納他們的建議，恢復了明朝內閣的票擬製度，按其原有的程式和規定行事。但這並不意味著內閣權勢增大，實際上，大權還是牢牢地控制在多爾袞手中，而內閣大學士們實不過充當了多爾袞和皇帝的顧問和諮詢。這在本質上與明制並無區別。

在中央，最重要的職能部門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隋唐以來，皆以六部分掌國家政權，成為封建政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六部首腦分掌國家一個大部門的實權，但都統於皇帝之手，對皇帝負責。換言之，

明內閣實行票擬製度

。

在明代，六部執掌許可權及其職事更

”

人史禮、兵、工四部分掌全國文武官員之賞罰陟，以及禮儀、學務和工程營造及水利諸務。四部以下所屬機構稱

“

司

”

，各有四司，具體分管本部某一方面事務。戶、刑兩部以事務繁多且重，各設十三司，分掌全國各行省的財政和刑法等事。六部首腦稱尚書，其副職稱侍郎，所屬各司主管官員稱郎中、員外郎、主事。

清

入

關前，清太宗時期，於天聰五年，仿照明制，創設六部，每部以一名貝勒總理部務，其下設滿洲承政二員、蒙古承政一員、漢承政一員，承政之下，各設參政八員。各部又設啟心郎一員。做具體事務的官員稱筆帖式，皆由滿人承擔，專供筆札，司收掌而已。各部

“

酌量事務繁簡補授

”

。

崇德三年七月，創設

理藩院

，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門，專管蒙古事務，後來因與各少數民族往來日密，交往之事日繁，故改蒙古衙門為理藩院。這一機構為歷代所無，是清代的獨創，為鞏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