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為當一個好老師，16歲立志不嫁，鉅額積蓄至死未花光

你如何理解一個終身未嫁的女子？是相貌醜陋，性格孤僻，無人欣賞？還是情路坎坷，遇人不淑，最終被傷透了心？亦或是思想開放，追求自由，踐行獨身主義？

如果你覺得獨身僅僅是上述三個原因，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今天進入我們眼簾的這位女性，就是一個例外。她就是二十世紀不可多得的女學者、詩人——冼玉清。

圖 | 幼年時的冼玉清與母親

冼玉清的祖籍在廣東南海縣，1895出生於澳門一個殷實的經商家庭。正是因為家中條件不錯，她從小便進入私塾讀書，後來又曾去香港進修英文，1918年轉學嶺南大學附中，因為出色的國學基礎，她一邊學習一邊還兼任著低年級的國文及歷史教員。

冼玉清終身不婚，早在十六七歲時，她便曾說過這樣一句話：

“以事業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女兒”。

試想一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本來正該是洋溢青春，憧憬愛情的時候，她卻直接為自己定了這樣一則人生信條。有人或許覺得這不過是一時衝動，但冼玉清卻真的用終身踐行了這一信條。

若要究其原因，還要從她的啟蒙老師說起。

這位老師名叫陳榮袞，字子褒，號耐庵，與康有為共同參加過光緒十九年的鄉試，名列康有為之前，又曾與梁啟超一起於“萬木草堂”攻讀。

1898年陳榮袞參加變法，倡導維新，失敗後也同許多人一樣遠渡日本。但他到達日本後，第一時間就是遍訪各地中、小學校，考察教育方法。

魯迅在日本留學，因覺得學醫不能救中國人，於是毅然棄醫從文。而陳榮袞在日本的這半年時間裡，卻深受日本教育的感觸與啟發，於是第二年初便回到了國內，決定以教育救中國。而他認為的教育之本，在婦孺。這在當時絕對是極具創新的。

也正是陳榮袞的這一決定，讓年少的冼玉清遇到了決定人生的那八年時光。

1899年，陳榮袞在澳門開始了他的“婦孺之教”。1903年，九歲的冼玉清正式開蒙，先後入讀澳門林老虎私塾、啟明學校等。1907年，十二歲的冼玉清轉讀陳榮袞的灌根學塾。

八年的試驗教學，已經讓陳榮袞的學堂進入了成熟階段。一個優秀的教育者，教授學生往往不僅僅是他淵博的知識，更有他潛移默化中傳達出的為國為民的思想理念。

之後八年的學習，冼玉清不僅在這裡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更讓她的一生都受到她老師教育思想的影響。

四十年後，冼玉清曾這樣寫道：

“（陳榮袞）他認為要救中國須從教育入手。我一生受他的影響最深——也立意救中國，也立意委身教育。 我自己認為，一有家室，則家庭事務瑣碎，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好教師，亦難免失賢妻之職，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歲我就立志決意獨身不嫁。”

終身不嫁。不為性格孤僻，不為遇人不淑，更不為嚮往自由的那一套獨身主義，只為兩個字——教育。

而她對老師思想的傳承，對教育事業的忠貞，也早已感染了比她大三十餘歲的陳榮袞。多年之後，臨終前的陳榮袞曾自豪感慨過：

“在澳(門)時完全聽受七級字者，惟小女翹學及女生冼玉清。玉清從餘遊八年，得不稱為老友乎？”

陳榮袞與冼玉清，雖有年齡之差，性別之別，然亦師亦友。

此後年歲，冼玉清的生活是低調而“古板”的。唯獨讓她閃耀的，便是她極高的學術天賦和做學術時敢於埋頭忍受孤寂的堅強毅力。

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1920年，冼玉清從嶺南附中畢業，以優秀的成績考入了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直接留校任講。她有極出色的才華，而讓這才華發光發熱之人，與她相識在1926年。

那一年，六十一歲的楊壽昌被嶺南大學聘任主持學校的古文教育，與冼玉清同為一系。

楊壽昌在當時的廣東頗有名望。清末民初時期，他曾有過一段從政經歷，此後又在兩湖書院、兩廣高等學堂、兩廣陸軍學校、廣東大學、中山大學等七、八所新式學校任教。這樣的背景，使他的生徒遍滿粵省。

冼玉清除了學識上深淵廣博，更有詩才。楊壽昌十分賞識冼玉清，有材料記載，在楊壽昌主持嶺南大學國學教育的十二年間裡，系裡師資少時不過三、四人，多者也不過五、六位，而十二年間教學位置恆久不變的，只有他自己和冼玉清二人。

也正如此，冼玉清在很短的時間裡就被楊壽昌引薦到了嶺南的文化圈中，深得時人賞識。

陳榮袞、楊壽昌，這二人於冼玉清而言，都是最受她尊敬的師友，是對她恩惠極深的長輩。而如果說這世上還有一人是讓她稱作知己，可以心心相惜之人，那就不得不提另一個名字——陳寅恪。

圖 | 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國學大師、哲人、史學家，其學術之深遠影響，不止是中國，更是世界文化的驕傲。

陳寅恪一生治學甚廣，更曾先後任職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等學校。

1949年解放前夕，因為一系列的原因，他來到廣州，任教於嶺南大學，與冼玉清成為了同事。後來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二人便一同移教於中山大學。

陳寅恪一家進入嶺南時，冼玉清已經五十五歲，陳寅恪比她年長五歲，也至六十。據說在陳寅恪剛到嶺南時，碼頭上迎接的隊伍裡，便有冼玉清的身影。如今我們很難得知二人的相知相識究竟源於何時。只知道兩段舊事。

一件是二十年代末時，進入嶺南大學任教的冼玉清曾入燕京遊歷。陳寅恪的父親，也就是當時有名的詩人陳三立在閱讀了她的《碧琅玕館詩集》後，評價她

“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飾，自饒機趣。”

還親筆為她的書齋題寫了匾額。

陳三立早年以晚清“四公子”之一聞名，又有“吏部詩文滿海內”之譽，能得其賞識稱讚，冼玉清自然喜不自勝。她將此匾視為畢生珍藏，無論遷居何處，總要懸掛在居所正中。

另一件是在1942年時，當時日本攻陷香港，陳寅恪正在香港大學任教，學校停課，食物緊缺，使得陳家大小五口常為衣食所困。

此時同樣被暫困於港的冼玉清，便暗中託人送去了價值四十港元的“軍票”，用以救急。當時的陳寅恪並未收下這筆費用，然雪中送炭之誼，一直記在陳寅恪心中。

圖 | 冼玉清小姐（左）和韋梅鳳英夫人 廣州基督教學院

陳寅恪初到嶺南，人事陌生，冼玉清便像親人般關懷照顧，無論家事、工作，都給了陳寅恪極大的幫助與支援。而同樣的，陳寅恪的到來，也給一直孑然一身的冼玉清帶來了很多溫暖。

二人之間，有著超越距離與時空的情誼，可能此前從曾會面，卻彷彿早已相知數年。所謂“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知己”二字，用在此刻是再得當不過了。

兩人的意氣相投，其實與他們相似的文化背景有著深刻關係。

冼玉清曾說過，自己並不喜歡“劍拔弩張”的感覺。相較於當時的“新女性”，她傳統而守舊。不愛舉拳頭，不愛呼口號，不跟潮流，只想一心紮根在研究古物之上。

從幼年教導的陳榮袞身上，冼玉清所習得的，所傾慕的一直都是“賢人君子”的社會。而她的知己陳寅恪，與她也有著同樣的堅守，推崇著傳統道德和禮教，堅守文人氣節與操守。

在嶺南的這段時光，陳寅恪與冼玉清常有詩詞唱和，在陳寅恪贈與冼玉清的《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中，他寫冼玉清“文章羞與俗雷同”。其實何止是文章，在為人處事上，他們二人也是“羞與俗雷同”的。

而年已五十五歲的冼玉清，也唯有在面對陳寅恪時，才能自如地交往，“說說怪話，發發牢騷”，袒露內心真實。

冼玉清與陳寅恪二人，在當時就彷彿兩個遺世獨立的存在，與他人格格不入。二人相交，甚至還曾被稱為“臭味相投”。

高尚也罷，臭味也罷，歷史自有評價。但在當時那樣的社會環境中，他們二人正是因為有彼此的存在，因為在道德和文化上的心心相惜，才不至於覺得孤獨蒼茫。他們彼此依靠，這種關係，是超越一切情感的，是在精神上具有極大共鳴的。

所謂“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圖 | 1951年，冼玉清攝於南大文物館

可惜這樣的時光並不長遠。晚年的冼玉清患乳腺腫瘤，因深感自己年歲不長，1964年，她離開廣東，去港澳探親治病。

在香港時，她曾先後透過書信及遺囑的方式，將合計五十萬港幣的資產捐獻國家。這筆不菲的資產是她在立志終身不嫁後，其父憐其孤苦，贈送的一筆遺產。

我們曾說過，冼玉清出身在一個殷實的商賈之家，但她從不肆意揮霍錢財，在嶺南時，還曾有“摳門”的名聲。誰曾想她在死後將大部分的遺產都做了捐贈。其人格節操，不得不讓人讚歎。

之後冼玉清又回到廣州住院治病，得知她回來的陳寅恪欣喜若狂，口占二絕。其中一首寫道：

海外東坡死復生，任他蜚語滿羊城。

碧琅玕館春長好，笑勸麻姑酒一觥。

“春長好”，這是陳寅恪對知己的深深祝願，希望她一切都好。可是死神從不因人的眷戀而心軟，1965年10月，冼玉清終因乳腺癌不治，撒手人寰，享年70歲。

圖 | 1965年，攝於廣州市腫瘤醫院

聽聞這個噩耗之後，陳寅恪悲痛欲絕，幾乎徹夜不眠。徘徊三日後，才沉痛吟下一首輓詩：

香江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二十五。

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詩句平易簡單，卻帶著無法言述的情思與緬懷。唯有至簡，才至深。

同一天，陳寅恪答應擔任冼玉清治喪委員會委員。當時陳寅恪的眼疾已十分嚴重，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然廝人已逝，如果我的陪伴能讓你在離開時獲得欣然與平靜，我又如何能夠推辭？

圖 | 與嶺南大學校長和部分教師合影，二排左三為冼玉清

你如何定義一個時代裡的傳奇女子？

是擁有令人迷戀的容顏？

是能讓眾多男子為之傾倒的才學氣質？

還是不為時代拘束、敢於離經叛道的勇氣？

亦或只是——一生之中，至始至終的一個堅守。

相比同一時代的其他傳奇女子，冼玉清的事蹟似乎更少為人所知。但她的才學值得稱頌，她的品格值得尊敬。

少時的決定，使她一生與詩文結伴，與史書為友。即便終身一人，卻有信念在心，知己相交。

她為教育所奉獻的一生，她為嶺南學術所做的貢獻，她那一份不流於俗的堅守，值得“傳奇”二字。

文 | 月明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