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玄學，經由影響士人的政治觀、人生情趣而影響文藝及其精神

西晉玄學與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

玄學產生在儒家思想衰微的魏晉時期，《周易》、《老子》、《莊子》是玄學思想之源，玄學擅長形而上的抽象思辨，給人玄妙幽深之感，其思考、探討的問題包括：有無、本末、言意之辯、

“名教”與“自然”等。

玄學濫觴於東漢中晚期，興起於曹魏年間，何晏、王弼發其端，魏正始時期阮籍、嵇康發展之，西晉郭象、裴傾結束之，復波及東晉一朝。西晉是玄學理論思辨的高潮期，士人廣受玄學影響，以他們為主要創作主體的西晉文藝及其精神必定深受玄學影響。

總體來看，在西晉玄學的影響下，西晉文藝日益形成世俗精神。西晉玄學經由影響士人的政治觀、人生情趣而影響西晉文藝及其精神。

首先，玄學影響西晉士人的政治觀。

西晉玄學滋長著西晉士人逃避現實安於現狀的政治觀。荀勖是西晉的

“佐命功臣”，當朝廷“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

（

減省冗員，發展農業

）

時，荀勖以“省事不如清心”推脫、塞責。“達於從政”的荀勖以“清靜”、“清心”為政的政治觀與西晉盛行之玄學當有甚深之關聯。

玄學以老莊思想為根底，君人南面之術本為《老子》包含之思想。郭象玄學盛行西晉，他力求融通儒、道，西晉士人受郭象玄學影響，多持“清靜無為”的政治觀，上述荀勖“清靜”、“清心”之為政觀就是例子。

西晉士人的玄學政治觀既能保障他們的地位和名利，又能為他們過

“身名俱泰”的生活提供思想保障，玄學成了荀勖、石崇等士人政治觀、生活觀的護身符。《晉書荀勖傳》載：“勖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連爭，故得終始全其寵祿。”

初唐史臣“全其寵祿”之評與其說是褒揚，還不如說是貶斥。西晉士人逃避現實、安於現狀的政治觀隨著玄學在西晉的日益興盛而愈加明顯，西晉玄學充當著士人心安理得過“身名俱泰”生活的調節劑，有時還是他們放縱任誕的擋箭牌。

裴傾的《崇有論》批評何晏、王弼的貴“無”玄學，目的是倡揚名教以維護社會政治秩序，然而，其最高的政治理想竟然也是“無為而治”。可見，西晉玄學也像儒學一樣被實用化、庸俗化，西晉文藝因此形成世俗精神。

其次，玄學影響西晉士人的人生情趣

。

這大約表明，西晉統一全國後，玄學得到大規模傳播，已由北向南傳播到了南方，玄學對士人的影響越來越大，此其一。其二，非北方的文士若果要躋身西晉政壇，就有必要學習掌握北方文士熱衷的學術風尚，玄學即是其一。

像陸雲這樣的南方文士如果想要躋身西晉政壇，就必須對玄學有所瞭解，以此獲得北方文士的認同，玄學因此充當了非北方文士入仕的敲門磚，被染上了相當濃厚的功利色彩！其三，

“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南方文士本恪守儒家思想，但在功名慾望的驅使下，亦逐漸轉向玄學。

西晉玄學承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玄學而來，無論是主張“崇有”的裴傾，還是主張“自性”、“獨化”的郭象，其思想源於現實，世俗色彩濃郁，力圖調和“名教”與“自然”的對立，論證“名教”的合理性，主要目的是為西晉士人縱情物慾的生活提供理論根據。

西晉玄學逐漸淪為士人獲取名利的工具，玄學逐漸喪失其批判、反思的品質、精神，愈來愈充滿世俗色彩，西晉士人的人生情趣被玄學進一步引向世俗。

西晉玄學成為西晉士人奢靡現世生活的遮羞布，公開肯定、追求豪奢物質生活的西晉士人比比皆是，西晉士人的人生情趣普遍趨於物質化、世俗化。

嵇喜《答嵇康詩四首》雲：

“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

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李叟”、“莊生”、“蟬蛻”、“至人”、“達人”等，如此密集使用《老》、《莊》語言，其出世隱逸之志想必是很堅決的。

然而，“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才是嵇喜的真實想法，他最後從軍效力司馬氏政權。

可見，西晉士人即使內心不是真的崇信玄學，但還是要在詩文、言談舉止中表現出玄學旨趣，為現實功名做好鋪墊，西晉士人義無反顧地將玄學拉向現實政治、世俗生活。

“崇飾華競，祖述虛玄”連在一起本來是矛盾的，因為“虛玄”與“華競”大概是兩種不同的人生情趣，但“名教”既然出於“自然”，故“虛玄”就可助長“華競”，西晉士人人生情趣受玄學影響之深可見一斑。《晉書儒林傳範宣傳》載：“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裡為高。”

崇奉儒學的範宣批評西晉士人打著玄學的旗幟，乾的卻是“以裸裡為高”的禽獸行徑，他們的人生情趣已然由世俗墮落為庸俗。在西晉，玄學是士人享受奢靡生活的思想武器，玄學世俗化、庸俗化成為普遍現象，士人的人生情趣因此充滿世俗色彩，他們引領文藝形成鮮明的世俗精神。

總之，西晉玄學透過影響西晉士人的政治觀、人生情趣進而影響西晉文藝及其精神，

西晉士人普遍形成“清靜無為”的政治觀和豪奢任誕的人生情趣，他們的政治觀、人生情趣又體現在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中，從而引領文藝形成世俗精神。

綜上所述，西晉士人將儒學、玄學思想世俗化，目的是為政治功名和物質慾望尋求理論依據，他們的從政目的是世俗的，他們的人生情趣是世俗的，他們遺落了前代士人的關注現實和批判反思的精神，文藝成為他們追求實現世俗慾望的實用工具，因此鑄成鮮明的世俗精神。

西晉士人將儒學、玄學思想世俗化，這意味著他們比前代士人更少受儒學、玄學思想影響，因此他們更加不受羈束地在文藝的形式技巧領域馳騁才華，這又推動著以文藝世俗精神為內在依據的西晉華美風格的形成。

西晉文藝世俗精神的美學顯現：華美。

華美在西晉最突出的表現在詩文上，其次不同程度的表現在其他文藝形式上，然終不如在文學上表現得那麼強烈、集中。錢志熙先生指出：

“西晉詩人踵事增華，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研精探微，他們的成就則主要表現在使新的詩歌藝術系統在向精美化、人工化發展的歷程中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華美是文學、文藝在形式上表現出來的一種美，主要透過辭藻、對偶、音韻、描寫技巧等得以體現，它主要不以思想充沛、情感真摯取勝，而以繁縛華豔的辭采、連續不斷的對偶、鏗鏘悅耳的音韻、不避繁瑣的描寫衝擊人的視覺，顯示文士的博學和文釆。

華美是文學、文藝一種重要的美學風格，文學的華美主要透過辭藻、寫作手法等得以呈現，其他文藝形式的華美則透過用墨（書法）、色彩（繪畫）、旋律節奏（音樂）等得以呈現。

下面，先看西晉尚麗的世風，再看由尚麗世風推動形成的西晉文藝世俗精神的重要顯現之西晉文藝的華美風格，擬主要從文學華麗的辭藻、細密的對偶、鏗鏘的音韻、繁密的寫作手法等方面展開論述，間或論及書法、繪畫、音樂等其他文藝形式的華美。

西晉的尚麗世風。

西晉自始至終瀰漫著一股崇尚華麗的社會風氣。《晉書

景帝紀》載：“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何晏、夏侯玄是魏朝的玄學名士，何晏搽粉服藥，十分注重外在形象，《三國志諸夏侯曹傳》裴松之引《魏略》雲：“服飾擬於太子……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景帝司馬師因愛好玄學而與何晏多有交往，談論玄理之餘勢必受其喜好浮華之性格的影響。司馬氏家族也算魏晉豪門士族，那時的豪門士族很少有不崇尚華麗的。豪門士族崇尚華麗的風氣特別興盛，乃至促使晉武帝司馬炎在其前期統治中多次釋出崇尚節儉、禁止奢靡的詔令。

建國之初，晉武帝禁“靡麗百戲”、“雕文遊畋之風”、“奇伎異服”表明，西晉或多或少繼承了曹魏的奢靡華麗之風，以至於西晉建國後形成一股崇尚華麗的世風，晉武帝不得不以詔令的形式加痛止，以強化司馬氏提倡之忠孝禮義等儒家思想。

武帝后期，國家統一，社會愈加安定、繁榮，所以遂生“驕泰之心”，“惟耽酒色，始寵後黨”。之後，隨著統治者放鬆社會風俗的引導、控制，本來潛隱的崇尚奢靡華麗的風氣再度抬頭，西晉世風愈來愈崇尚華麗。

第一，奢靡華麗的物質生活。

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個社會只要奢靡之風盛行，這個社會勢必崇尚奢靡華麗的生活。尚麗是奢靡的重要表現之一，不崇尚華麗就不足於顯示社會的奢靡之風。

可以說，不奢不麗，不麗不奢，奢必麗，麗定奢。雖說《世說新語》是小說，但其記載也不是一點歷史可靠性都沒有，初唐史臣在撰寫《晉書》時亦多所參考之。

西晉尚麗世風首先突出表現在人的自然屬性方面，主要是為了滿足人的各種身體慾望的滿足。之後，尚麗世風開始向人之為人的社會屬性方面發展，主要為了滿足人的政治功名和物質慾望。後來，西晉社會奢靡華麗的生活風氣慢慢向崇尚人的廣博才華和華美形貌轉化。

第二，廣博的才華、華美的形貌。

西晉崇尚人的廣博才華與華美形貌，展現的主要是人的品德、節操及以之為底蘊而溢位的與眾不同的外貌，這顯然屬於在人的社會屬性層面上的尚麗。

總之，西晉社會盛行重視物質享受之風，將人的自然屬性發揮到極致，極盡奢靡華麗。西晉社會還重由士人之內在品德和節操顯露出的外在容貌，崇尚人的廣博才華和華美形貌。這兩個方面分別發展了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推動西晉社會形成尚麗之世風。

西晉社會尚麗之世風就包含庸俗、世俗之內容，具體來說，注重物質生活的奢靡華麗及沒有內在品德支撐的姣好外貌就屬於特別庸俗之內容，而稱美由內在品德、節操為底色形成的與眾不同的華美華麗形貌就屬於人的迴歸凡俗的內容。

結語

這可以說是注重人的個體性、私我性特別的意識開始覺醒的時代，與整個魏晉時代人的個體意識的自覺也是同步的。所以，西晉尚麗的世風是西晉文藝世俗精神及其重要顯現的華美風格的大環境和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