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宗在粵東、閩南大寺的傳播

摘要：

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分別是粵東、閩南有代表性的大寺，在地方佛教史上地位重要，用比較視角研究兩座同名佛寺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必要的課題。透過實地調查，發現兩寺都存有密宗實物，藉助史籍記載，發現歷史上密宗在兩寺傳播和消失的一般情況。密宗在粵東、閩南傳播的複雜性透過兩寺體現：粵東、閩南有複雜的諸神信仰，民眾追求信仰的世俗化、實用性，密宗的出現符合閩粵民眾的信仰口味，這是密宗在閩粵地區一度流行的根本原因；密宗進入粵東、閩南往往伴隨外來力量和地方政權支援，一旦政治支援勢力失去，密宗傳播容易消失。

關鍵詞：

密宗傳播；潮州開元寺；泉州開元寺；比較研究

陳雪峰攝：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的外觀

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都是地方大寺，並且和密宗有關。不過，關於兩寺的密宗關係問題，只有極少數研究者注意到。陳澤泓認為，“建於唐大中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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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松江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建於大中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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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建泉州尊勝陀羅尼經幢，其型制與潮州開元寺陀羅尼經幢都是一樣的。潮州開元寺幢型與滬、閩唐幢型相同而與廣州唐幢相異，其建造年代為開元年間之說倘若屬實，那麼，其建造時間比松江、泉州的陀羅尼幢要早上百餘年。這還可以作為密教較早傳入粵地的一個物證，並可以從建築的型制演變，探索密教在東南沿海傳播的路線。”黎曉鈴在陳澤泓研究的基礎上推斷，“漳、泉一帶的密法從廣東而來確是有證可考的。……潮州的尊勝陀羅尼經幢比泉州的早將近一百年。可以知道，泉州的密宗有可能是來自於潮州。”然而，關於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關係，乃至粵東和閩南的密宗關係，研究深度還遠遠不足。

潮州開元寺的正門入口

一、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現存密宗現象

（一）潮州開元寺的密宗遺物

潮州開元寺建於唐代，一千多年來，屢經興廢，但寺裡歷代遺留下來的宗教文物仍不少。在天王殿前和大雄寶殿月臺前方兩側的四座唐代石經幢，是寺內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物之一。大雄寶殿前石經幢，每座高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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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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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石雕構件砌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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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形須彌座。底層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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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米，其上逐層縮小。座上主要雕飾有覆蓮、力士、雙龍戲珠等圖案。幢頂安有幢尖，雕飾蓮瓣，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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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雄寶殿前東邊的幢身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刻文現已多半剝蝕，西邊的幢身在民國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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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大地震中破損，民國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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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幢座仍為舊石，幢蓋、幢身換新石，邑人王弘願書梵文準提真言，陳景仁隸書漢文。座落於天王殿前的二座石經幢與座落於大雄寶殿前者相類似而略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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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石雕構件疊砌而成，幢身石表剝蝕嚴重，部分經過重修。

開元寺的石經幢長期儲存，十分難得。

19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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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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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兩位著名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來到潮州，探訪了韓文公祠和開元寺，在韓文公祠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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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照片，包括拓本、韓文公像等，而在開元寺，則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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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分別是開元寺大殿內的銅鐘、藏經閣、大雄寶殿、一張天王殿背面照及兩張細節圖、開元寺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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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陀羅尼經幢。換言之，開元寺的陀羅尼經幢在民國時期仍然存有，並受到日本人的高度注意，兩位日本學者在開元寺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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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相片，竟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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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關於石經幢。“常盤大定曾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專長漢傳佛教研究，本身亦是一名日本佛教僧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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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先後五次親至中國，研究中國佛教史蹟。”

故常盤大定對於佛教史蹟較為留意。以下列出常盤大定、關野貞拍下的陀羅尼照片。

有關潮州開元寺的唐代石經幢，饒宗頤和陳澤泓的研究可為代表。饒宗頤提出，“又潮州開元寺有尊勝佛頂陀羅尼經幢，為廣東唐時唯一的密宗石幢，題曰不空和尚譯。然唐代各地經幢一般用波利譯本，如福建泉州即據波本鐫刻，獨潮州乃用不空譯者，蓋常袞於大曆間與魚朝恩及大興善寺不空等奉詔譯陀羅尼唸誦軌儀，開元寺之有不空譯加句本，可能由彼謫潮州時攜來的。”然而，饒宗頤的說法有誤，潮州開元寺的石經幢並非是唐代唯一的密宗石經幢，如廣州光孝寺也有密宗石經幢，陳澤泓的意見更為中肯，“不空在開元、天寶年間三度到嶺南，第三次入粵，逗留時間長達四年，其活動又得到地方官府的出面支援，不僅其影響大，而且在佛教史籍上這段時間的佛事活動（包括所至之寺院）及譯著一概闕如，這可能與他當時的處境有很大的關係，因而也留下了補充的餘地。潮州開元寺為粵東大寺，也有可能是不空或其弟子來過之處。以不空最後一次在粵活動時間計，也要早於常袞入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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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空譯加句本流傳入潮，早於常袞謫潮完全是有可能的。”

另有研究者認為，現存開元寺至正年間的“銅雲鈑”，可看作是元代潮州開元寺已受到藏傳佛教密宗影響的實物見證，這與元初膽巴在潮州活動有關。

潮州開元寺大殿前東側刻《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略稱“準提幢”

（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規制

作為漢地佛寺，泉州開元寺的密教特徵突出。“依常規而論，中國佛寺的天王殿少不了四尊分別象徵風、調、雨、順的天王塑像。然而，開元寺的佈局獨具一格：兩尊天王端坐兩邊鎮守山門，閩南人稱之為‘金剛護神’。有人稱為哼、哈二將。其實，據佛教《寶積經》載：他們原是兄弟倆。一個名法意，一個叫法念。雙雙為佛護法。行家一望便知，這是中國佛教最古老的密宗規制。”泉州開元寺的天王殿始建於垂拱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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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寬五間，進深三間，懸山式頂建築，左右供密跡金剛和梵天的巨大神像。

又以大雄寶殿的情況說明之。大雄寶殿是泉州開元寺的佈局中心，殿前月臺須彌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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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獅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後廊的兩根古婆羅門教青石柱，同為明代修殿時從已毀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來。印度教的相關文物移入佛寺，這在國內佛寺也是極少見的。大雄寶殿之內，用近一百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撐殿堂，俗稱“百柱殿”。一般佛寺的大雄寶殿之內是供奉三世佛，而開元寺的大雄寶殿之內供奉五尊佛像，具體情況如下：

大殿正中供奉的是御賜佛像毗盧遮那佛，漢譯“大日如來”，是佛教密宗的最高神抵。其兩旁是五代修大殿時增塑的四尊大佛，依次為東方香積世界阿閦佛，南方歡喜世界寶生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北方蓮花世界成就佛，合稱“五方佛”，也叫“五智如來”。這五尊大佛神容慈祥，法相莊嚴，雙手分別作說法、施與、接引、禪定等相，工藝精巧。“佛教寺廟供奉五方佛，原是密宗的軌儀。據知除山西大同華嚴寺和善化寺也供奉五方佛外，也只有泉州開元寺還儲存著這種軌儀，可稱泉州開元寺奇觀”。

五方佛的脅侍有文殊、普賢、阿難、迦葉以及觀音、勢至、韋馱、關羽、梵王、帝釋等。四面環以八尊令人望之生畏的護神，大殿後正中供奉著密宗六觀音的首座聖觀音以及善才、龍女和兩翼神態各異的十八羅漢。大殿的佛像、神像佈局是漢地少有的密宗軌制。對比一向漢地佛寺如潮州開元寺，通常大雄寶殿呈現顯教特徵，然而泉州開元寺的大雄寶殿保留密宗規制，極值得注意。另外，泉州開元寺受道教影響，出現護法之像關羽，印度教的遺蹟同樣出現其中。

泉州開元寺還有甘露戒壇，也和密宗有關。甘露戒壇中部是壇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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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壇分五級，表示五分法身。壇臺最高一層是明朝木雕的盧舍那佛像，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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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位北朝南，取生善滅惡之吉。戒壇的盧舍那佛和大雄寶殿的毗盧舍那佛是一佛二身，即盧舍那是報身佛，毗盧舍那是法身佛。密宗把《毗盧舍那成佛經》（《大日經》）和《金剛頂經》作為統攝各宗的根本，所以盧舍那佛坐在戒壇最高一層須彌座蓮花臺上，每一葉蓮花瓣上都刻有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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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米大小的小佛像，共一千尊，稱為千佛蓮臺。

從以上的比較看出，潮州開元寺的密宗遺物主要是石經幢，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遺蹟較多，體現在天王殿、大雄寶殿和甘露戒壇。甚至著名的泉州開元寺雙塔也能發現一些密宗遺物。從外部特徵看，泉州開元寺的密宗實物表現更為突出。

陳雪峰攝：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內的護法

二、密宗傳入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歷史追溯

歷史上，潮州開元寺存在的佛教宗派有禪、淨、密三教，而泉州開元寺曾存在的佛教宗派有禪、淨、密、律、法相等。密宗在粵東、閩南的傳播，上述兩寺很具代表性，可謂是兩地密教傳播的中心。

（一）密宗進入潮州開元寺的歷史追溯

上文提及，唐代不空可能來過潮州，但因史籍記載不清，沒法確證，誠然從唐代石經幢可證明開元寺在唐代就受密宗影響。密宗進入潮州，有兩次較為引人注目，並且傳播中心都是開元寺：第一次和元代八思巴國師的弟子膽巴上師有關，傳入為藏密；第二次和日本人權田雷斧及中國弟子王弘願有關，傳入為唐密變化而來的日本東密。

至元二十七年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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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謫膽巴上師於潮，安置開元寺。“元代佛教在元蒙統治者的扶植下繼續興盛，藏傳密宗曾在膽巴帝師貶潮時期一度流行於潮州地區”。研究者認為：

膽巴的潮州之行，雖然不到兩年時間，卻是佛教文化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把藏傳密宗傳入中國南方沿海地帶，這在漢藏文化傳播史上是值得一書的事。這麼一個以神異著稱的、聞名全國的金剛上師的到來，加之有駐潮大吏的推崇，並且建立了一所頗具規模的藏式佛寺，必在當時潮汕社會掀起一股藏傳密宗的熱潮，故史載潮人“傾心佛化”，藏密由此“大顯於潮”。但因蒙元政權被推翻後，義軍對諸如蒙元文化如帝師殿、寶積寺之類的遺留物及其宗教傳承等加以摧毀消滅，而今資料有限，其盛況已無法進行整體描述。但有學者認為，現存開元寺至正年間的“銅雲鈑”，可看作是元代潮州開元寺已受到藏傳佛教密宗影響的實物見證，這與元初膽巴在潮州活動有關，這個論斷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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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城王弘願居士譯日本權田雷斧大僧正所著之《密教綱要》成，全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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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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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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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及附錄若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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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旋寄呈大僧正，得嘉許，復令譯所著之《大日經疏續絃秘曲》，是為潮州近代譯經事業之開端，亦密教於潮汕復興之先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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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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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本真言宗豐山派大阿

闍梨

權田雷斧大僧正受王弘願等邀請，蒞潮傳法。此事記載：

七十九歲，大正十三年甲子（民國十三年，

1924

）五月，應中國廣東潮安縣王弘願居士等之請，蒞潮之開元寺開壇灌頂，特為慧剛、王弘願居士以下四人授傳法灌頂，於茲乃下密教重興之種子。

達亮提出，潮州開元寺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在唐宋以前，嶺南第一古剎廣州光孝寺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門戶。近代以來，光孝寺被其它機關佔用，其地位一落千丈。而潮州開元寺則得到較好的保護，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潮州開元寺的僧人走出國門，前往日本學習東密，而東密的回傳，潮州開元寺是廣東乃至全國的主要弘傳基地，可以說潮州開元寺的地位相當於唐宋時期的光孝寺，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潮州開元寺大殿前西側經幢刻《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略稱“尊勝幢”

（二）密宗進入泉州開元寺的歷史追溯

泉州為佛教勝地，寺廟林立，名僧輩出，佛教文物眾多，泉州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十餘座。密宗影響泉州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的拘那羅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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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真諦，尼泊爾人。南朝梁大同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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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應當梁武帝特使張汜之邀，來華傳教，並隨帶梵本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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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大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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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南安，駐錫延福寺傳教、佈道、譯經，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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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真諦是大譯師，尤精攝論、俱舍，但他也受到密教影響。

唐宋時，統治階級扶持佛教，密宗在泉州得以流行，當時禪宗與密宗互滲透。《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是密教經典，在禪宗寺院承天寺、招慶禪院安放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研究者認為，唐宋時期，漳、泉一帶的陀羅尼經幢與廣東潮州一致，可以知道，漳、泉一帶的密教從廣東傳播而來。沿海地區傳播的是官方密宗，大型密寺（如開元寺、承天寺）出現，密僧們在密寺裡供奉密教菩薩，精研密教經典，廣塑密教陀羅尼經幢，對於密術幻術則不輕易殿示。因此，人們只把他們當成高僧，並沒有當成活佛加以頂禮膜拜，他們更沒有成為民間信仰的俗神。

上文提到開元寺主殿的“五方佛”，據《泉州開元寺志》載，“紫雲大殿，唐垂拱二年，僧匡護建。時有紫雲蓋地之瑞，因以得名。玄宗改額‘開元’，仍賜佛像。後毀。乾寧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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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校工部尚書王審圭重建，塑四佛像，中尊是先有御賜像。有僧朝悟，持辟支佛舍利，來納塑像中。”由此推斷，泉州開元寺在唐代乾寧年間就有密宗。開元寺初祖的僧文偁是一位會密法的僧人，開元寺的密宗可能受到其影響。據《泉州開元寺志》，釋文偁是比較神秘人物，有多種神異，“不出山者三十年。連背《金剛》，室為之生白。”

“開元寺的出土南唐保大四年的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北宋天聖年間僧智賢募緣建立了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亦可說明至少在南唐保大年間或北宋天聖年間，泉州開元寺有過密宗流傳。”《宋高僧傳》載杭州著名的定光佛長耳和尚，據《閩書》載，可發現是習密法、有多種神異的僧人，“杭州西湖南山法相院僧行修，陳氏子。生而異香滿室，長耳垂肩。……後梁開平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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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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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明山中，獨棲松下說法，天花紛雨。又跌坐龍尾巖，結茅為蓋，百鳥啣花飛繞，經歲為常。後唐同光二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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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杭之法相，依石為室，禪定其中。乏水給飲，卓錫巖際，清泉迸出。”

泉州深受密教影響應該主要在宋元時期。研究者認為，添志大師（賜號“真覺道者”）能用“咒水治疾”，元豐年間居住於南安葵山蓮花峰。此外，泉州地區在兩宋時期出現大量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也可例證兩宋時期密宗在泉州廣泛傳播。另一位研究者認為，地處海上交通要道的泉州歷來受到海外文化影響，亦包括印度文化及密教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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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伊斯蘭世界對印度的入侵使大量密教僧人外逃，與這一時期中印海上交通頻繁相對應，對泉州的影響也更為明顯。泉州傳統建築遺蹟中，有大量受到密教的影響，除在造像、梵文種子圖及開元寺大殿等木構建築中有所體現外，更多表現在宋元時期的石建築中，如寶篋印塔、多寶塔、石經幢等；其時間段集中在宋元時期，且隨著時間推移呈現出影響更濃厚，遺蹟數量更多的趨勢；這一趨勢表現出與泉州海外交通發展漸趨繁榮的同步性。以下舉例說明之：

宋代泉州景彬是一位會瑜伽密法的僧人：“本州開元寺僧景彬善為瑜珈，梵人目曰‘僧瑜珈’，束己勤甚，寢而安陀會不去身。……其《六波羅蜜詠》、《熾盛諸星贊》、《香水偈》，傳瑜珈學者。”泉州開元寺在宋代還有宗巳禪師及法殊禪師受密教影響，“本州開元寺法殊禪師，晉江柳氏。於內外學，研核原本。從宗巳受佛頂金剛說，復即法凝學四分，悉通。”

元代泉州密教發達，這和蒙元的統治有關。至元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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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清源山碧霄巖喇嘛教三世佛鐫就。當時，由泉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阿沙主持雕刻。至正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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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縣達魯花赤壽山同泉州路總管鄭潛重修碧霄巖三世佛像，並於巖左摩崖勒石為記。三世佛並排趺坐蓮臺，儲存完好，皆為土蕃式樣（梵式）：佛發螺髻，上置寶嚴。有關學者、專家鑑定三世佛像“是我國目前已發現的時代最早、儲存最完整、分佈最東南的藏傳佛教三世佛（石刻）造像，對藏傳佛教東傳、促進藏漢文化交流及西夏人（唐吾特、党項羌）在元代的活動有重要學術價值。”

從以上比較看出，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都可追溯到唐宋時期。潮州開元寺的密宗影響較泉州開元寺可能更早，而且近現代開元寺有引人注目的密宗活動。在中國密宗歷史上，膽巴上師、王弘願和權田雷斧地位重要，故潮州開元寺在中國密宗史上的地位理應較泉州開元寺更為重要。

陳雪峰攝：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內的密宗佈局

三、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傳播出現和消失分析

“泉潮兩地無論在語言、生活習慣、民間習俗、社會風氣，還是信仰傳統等方面都有極大的互通性”，高深的佛理，玄妙的禪學，嚴肅的戒律，不是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而虔誠的許願祈夢，隆盛的迎神賽會，恐怖的驅邪普度，卻與廣大民眾息息相關，融為一個民間文化的整體。泉潮兩地的信仰十分接近，對於密宗的接受或排斥心理基本是一樣的。

（一）粵東、閩南有複雜的諸神信仰，民眾追求信仰的世俗化、實用性，密宗的出現符合閩粵民眾的信仰口味，這是密宗在閩粵地區一度流行的根本原因。

“密宗注重咒術、以法事祈雨禳災、經文有神秘感而無顯宗諸經窮盡佛理之深奧。凡此種種，於嶺南人之觀念易於接受。”實際上，廣東有三大族群：廣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族群的民眾信仰心理十分相似，追求信仰的實用性。潮地佛風之盛，主要在於世俗化，在民間只不過是將向佛視為求應靈而不是求解脫之途徑，奉佛與奉神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這是佛教在潮地廣泛傳播與深入人心的思想基礎。也因此，除了在嶺南佔有統治地位的禪宗之外，在潮地流傳較廣的還有淨土宗和密宗。這些宗派都不追求教理的深邃，禪宗講求頓悟，淨土宗以口誦法號為修煉之功，密宗注重咒術，以法事祈雨禳災，經文有神秘感而無顯宗諸經窮盡佛理之深奧，凡此種種，易為潮人所接受。

再看看福建情況。福建是一個宗教文化特別發達的省份，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在這裡展現得淋漓盡致。而以神通性為特點的佛教密宗，在福建這塊土壤上，更是如魚得水，滲透在福建佛教與民間信仰的各個角落。唐末宋元時期，福建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許多至今仍在福建流行的眾多地方神，絕大部分是在這個時期被塑造出來的。唐宋以來，泉州佛教漸趨世俗化，出現了一些佛寺兼祀道教神祇，乃至孔子、文昌帝君以及鄉土神祇。佛教的寺庵與道教的宮觀經常相互更替、取代。在福建本土，民間諸神崇拜十分繁雜，這裡既有全國性神明，如觀音、關帝、文昌等，也有全省性神明，如媽祖，還有地域性神明，如安溪縣的清水祖師、漳州府的開漳聖王、同安縣的保生大帝等。走進福建鄉村城市的寺廟，只要稍微留意，就可發以發現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的神佛、乃至祖先神位混雜供奉於同一寺廟的現象。福建民間崇信宗教和諸神佛祖的實用功利心理，具體說來說大概有祈豐收、求治病、求村落平安、求財富與求子孫繁衍數種。福建下層民眾這種實用功利性的宗教信仰心態，或多或少也反映在對外來宗教如基督教的崇拜中。

潮州開元寺天王殿前陀羅尼幢

（二）密宗進入粵東、閩南往往伴隨外來力量和地方政權支援，一旦政治勢力失去，密宗傳播容易消失。

宗教活動與政治體制的關係，實際上是由官方政治教化組成的大傳統與地方社會的民間宗教組成的小傳統之間的相互適應、相互排斥的互動關係。中國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多變，其政策的制定，自然是為政府的統治服務。密宗在福建的傳播，也受到上述情況的制約。

以潮州為例，元代王室信奉喇嘛教，從而使這種觀念、儀軌都與漢傳佛教不同的教派，也能出現在僻遠的潮州。然而，喇嘛教畢竟是中土佛教文化中的異數。它流行於地方基層，只是因為“上有所好”，潮汕人最後拒絕了喇嘛教。隨著元朝政權的終結，這種強行輸入的宗教文化消失了，就像它的出現一樣突然。

再以福建為例。五代密教的特點是與統治者的關係密切。五代眾多的密僧與統治者都有過來往，受到特別尊重。如扣冰古佛就曾受過閩王的延請，錢越王也親參拜長耳和尚行修，汀州定光古佛最終也受到統治階級的尊重……這與這時期統治者的特別崇佛是分不開的，但也反應了密教此時與統治階級的逐漸靠攏。五代時間短暫，密僧的數量卻特別多，反映了此時密教在統治階級的扶植下，特別繁榮。元代是泉州佛教（包括密宗）另一個發達時期。由於統治者尊崇佛教，僧人地位尊貴。因統治階級的扶持，大量良田流入佛寺，收入豐裕。但到了明中後期，地方政府聽任豪強勢族侵奪寺產，甚至官府“奉例變賣”寺產以充“兵餉”，加上倭寇不斷騷擾，不少寺院“僧亡寺廢”。泉州開元寺、承天寺被軍兵佔住，一度變成鍛造兵器的場所。

從以上比較看出，粵東、閩南的傳入都曾受到統治階層的支援，立足於閩粵信仰環境，密宗都曾受到地方民眾的接受從而進入粵東、閩南，然而，作為宗派，密宗極易受到漢地禪宗、淨土諸宗的排斥。另外，密宗儀軌過於複雜，其理論基礎和漢地民眾心理也有不合，這導致密宗又易受到抵制，其影響終為禪宗、淨土宗等取代。儘管密宗曾經是潮州開元寺、泉州開元寺引人注目的宗教現象，今天要在粵東、閩南看到密宗傳播已經是極難了。密宗傳播在上述兩寺的最終消失提示，宗教傳播，包括佛教宗派傳播在內，必須和地方民眾需求相結合，才能獲得較多信眾。

餘論：

本文分析了潮州開元寺和泉州開元寺的密宗傳播情況。行文最後，突然想起一事，以上兩座大寺分屬潮州學和泉州學的範圍之內，當然也是宗教學的範圍。潮州學和泉州學是當前國內較為引人注目的研究，然而，潮州學和泉州學的關係研究文章還不多見。少數研究者提出，“泉州與潮州在政區上雖然分屬閩、粵，然而在文化傳統方面卻是一個緊密聯絡的聯合體。”由於地緣與血緣的親近，沒有兩個分屬不同省份的地區像閩南與潮州那樣，富有那麼多的共同或接近的文化因素。若單從“文化區域”概念出發，“閩南—潮汕”為一共同之文化區域，自可成立。“由於泉潮兩地有著相通的文化傳統，……就是在海外潮學、海外泉州學方面，也有很多可供聯絡的課題”。不論是潮州學，還是泉州學，都應該拓寬研究視野，希望學界加強潮州學和泉州學的關係研究。（本文同載於公眾號：聆雨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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