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對社會問題保持緘默是一種災害

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若見哪一國人民一時曾經接近於那種性格，那是因為對於異端思想的恐懼曾經暫告停止。——約翰·密爾

前言：

本文是摘自約翰·密爾《論自由》一書的部分，它是第二章“論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一小部分，這部分是對言論自由問題的繼續，密爾討論了這樣一種情況，當一個社會的言論受到所謂正統觀念的排擠，知識分子們或放棄本職只關心實用性和細枝末節的東西，或迎合大眾隱藏自己的真意見，這些狀況看似是權宜之計，但實際上不僅是社會的倒退更是一個國家的精神和這個國家的民眾智慧愚鈍的表現。因而密爾實際上提倡社會可以開誠佈公地對一些社會問題進行真正的討論而不必限制，尤其他認為統一思想排斥不同的觀念/異端對於社會是一種災害，不利於社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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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們現在僅僅有點社會的不寬容，這既不殺死個人，也不拔除什麼意見，但是這卻誘導人們把意見遮掩起來，或者避免積極努力去傳佈意見。在我們這裡，以每十年或每一代來看，異端意見極少取得或者甚至還丟失了它們的陣地；它們從來不會傳佈得遙遠而廣泛，而只是保持在一些深思勤學的人們的狹小圈子裡暗暗燃燒著；它們在那些人中間發源開端，卻從來未得以其真的或假的光亮照到人類的一般事務。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時態，有些人覺得很滿意，因為這裡沒有對什麼人罰款，把什麼人監禁的不愉快過程就把一切得勢的意見維持得外表上未遭擾亂，而同時對那些溺於思想痼疾的異議者也並未絕對制止他們運用理性。

這在保持知識界中的寧靜、保持其中一切事物都一仍舊貫地進行方面，倒不失為一個便宜的方案。但是為知識方面這種平靜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掉人類心靈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這樣一種時態， 有一大部分最積極、最好鑽研的知識分子都覺得最好把真正的原則以及信念的根據保藏在自己心裡，而在公開演講中則把自己的結論儘量配合於他們內心所棄絕的前提——這是決不能產生出那種一度裝飾過知識界的開朗無畏的人物以及合乎邏輯而貫徹始終的知識分子的。

在這種事態之下，只能找到這樣一類的人，不是濫調的應聲蟲，就是真理的應時貨，他們在一切重大題目上的論證都是為著聽眾，而不是自己真正信服的東西。還有些人出於這兩途之外，則把其思想和興趣侷限在一些說來不致犯到原則領域以內的事物上，即侷限在一些細小的實際的問題上——這些事物， 只要人類心靈得到加強和擴大，是自己就會弄對，也是非到那時不能實際弄對的：在那時，那些足以加強和擴大人們的心靈以及人們對於最高問題的自由而勇敢的思想的事物被放棄了。

凡認為異端者方面這種緘默不算一種災害的人，首先應當思量一下，這樣緘默的結果是使異端意見永遠得不到公平透徹的討論；而一些經不起這樣討論的異端意見，雖然會被遏止不得散佈，卻不會就此消失。由於禁止一切不歸結於正統結論的探討，敗壞最甚的還不是異端者的心靈。

最大的損害乃在那些幷非異端者的人，由於害怕異端之稱，他們的整個精神發展被限制了，他們的理性弄得拘攣了。世界上有一大群大有前途的知識分子和秉性怯弱的人物，弄得不敢追隨任何勇敢、有生氣的和獨立的思想的結果，否則就要把自已帶到會被認為不信教或不道德的境地——請問誰能計算這世界受到何等的損失？

在這一大群之中，我們還可以間或看到某個具有深刻良心和精細理解的人，用其一生以他所不能壓熄的智力從事於矯作世故，並竭其一切巧思努力於把其良心和理性所迫促的東西與正統調和起來，而最後或許還辦不成功。

須知作為一個思想家，其第一個義務就是隨其智力所之而不論它會導致什麼結論，誰不認識到這一點誰就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設有人以相當的勤劬和準備自己進行思考可是產生錯誤，另有人則抱持真確的意見可是隻為免使自己思考，在這兩種情況下，真理所得於前者的比所得於後者的要多。還不是單單為著或者主要為著形成偉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為著使一般人都能獲致他們所能達到的精神體量，思想自由是同樣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

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若見哪一國人民一時曾經接近於那種性格，那是因為對於異端思想的恐懼曾經暫告停止。只要哪裡存在著凡原則概不得爭辯的暗契，只要哪裡認為凡有關能夠佔據人心的最大問題的討論已告截止，我們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種曾使某些歷史時期特別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躍的高度水平。

並且，只要所謂爭論是避開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熱情的題目，人民的心靈就永不會從基礎上被攪動起來，而所給予的推動也永不會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們提高到思想動物的尊嚴。

關於那種活躍情況，有三個歷史時期可以為例：一個是緊接宗教改革之後一段時間內的歐洲的情況；另一個僅限於歐洲大陸並僅限於較有文化的階級，那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思考運動；第三個時期為時更短，就是德國在歌德（Goetho）和費希特（Fichte）時期知識方面的躍動。這三個時期在其所發展出來的一些特定意見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有一點則三者一樣，就是在那三個時期中權威的枷鎖都被打碎了。那時，舊的精神專制已被推翻，而新的還未代立。正是由那三個時期所給予的推動才把歐洲造成現在這樣。無論在人心方面或者在制度方面出現的每一進步，都可清楚地分別溯蹤於三者中的或此或彼。可是若干時間以來，有些現象表明所有那三項推動力量已經差不多用光；我們若不再度力主精神自由，我們就不能期待什麼新的起步了。《完》

本文摘自約翰·密爾《論自由》 第二章 論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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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英國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19世紀影響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支援邊沁的功利主義。

約翰·穆勒是詹姆士·穆勒的兒子，受過其父的嚴格教育，在17歲時進入不列顛東印度公司，一直到1858年。他一生以新聞記者和作家的身份寫了不少著作。約翰·穆勒是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的後繼者。他把實證主義思想最早從歐洲大陸傳播到英國，並與英國經驗主義傳統相結合。在哲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論自由》（1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