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那個最愛我的人走了

文/程亞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前年回老家的時候，發現通往家門口的那條路，已經修通了，可是在這條路上行走的人中，不會也有母親的身影了。

母親生前念念不已的兩件事情，一是家裡的電話，很快就會裝起來了，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用去父親所在的鄉村中學，而是直接在家中就可以與遠方的兒子們通上話了。記得在那一年的隆冬時節，母親在已經裝了電話的舅舅家裡與在京城的我通話，說再過幾個月時間，家裡的電話就會裝好了，從說話的語氣裡，我能夠想象得到在電話的另一端，母親的臉上肯定寫滿了盼望與喜悅。可是，等到2000年的春天來臨，電話真的裝上的時候，母親卻再也用不上它了。

母親是在我回家過年的時候，突然心臟病發作離開人世的。我清楚地記得那是在大年初二的凌晨，還在睡夢中的我忽然聽到父親驚慌失措地喊我快起來。在我驚起還來不及穿好衣服就趕到父母親的房間的時候，躺在床上的母親，任憑我怎麼叫喚，卻再也沒有任何迴應了，我看到她的眼角，流淌著一滴眼淚。

母親當然是有遺憾的，另一件在她生前沒有如願的事情，就是早就聽說要修、一直會通到家門前的一條水泥硬化路，還沒見一點動靜。母親說，等哪一天路通了，你們以後買了車子，過年回家買不上車票的話，就可以開著車子直接回家了。

如今，安裝不久的固定電話早已被手機取代，乃至現在無論城裡還是鄉下，可視的微信影片通訊都已經是家常便飯。老家的泥瓦房子，也在前些年推倒重建了，弟弟說是按照“抗八級地震的標準”建的，新房子裡面的廚房、衛生間、客廳等，與城市住宅的設施是一樣的。連家裡用的水，也在前些年改裝成自來水了，用了很多年的一口井，就此廢置——哦，不對，其實建起的這座新房子，自建成之日起，就沒有人在裡面住過幾天。

母親所希望的與城裡一樣方便的鄉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現實，然而，這個村莊卻也在母親身後，一天一天安靜下來了，早沒有了母親同樣所希望看到的熱鬧。這也不同於我所能想象的村莊，在新的世紀來臨之前的很多年間，我對從小長大的村莊的印象，是美麗、恬靜而又充滿人聲。春天，村莊處處是蛙聲，布穀鳥從村頭唱到村尾；一陣二月風后，田裡的秧苗與柳枝一起變綠；晚上一陣雷雨聲，第二天早上開啟門，房前散落著一地桐葉，那些花都活躍著地的生氣。夏天，在竹林旁的一處草地上，附近的幾戶人家，在忙碌了一天後，總是不約而同聚在月光下納涼，父親會與大家笑談些秀才趕考的前朝故事，隔壁家的小爺爺則會告訴我們他所知道的一位鄰村的曾在上海“混江湖”的人的經歷，小孩子們還會唱著黃梅戲在村莊裡竄來竄去。秋天，稻穀成熟了，極目望去，田野全是金黃金黃的。在收割的時節，白絮也在鄉村小路上飄來飄去，漁夫的小船，在小河裡盪開後，一條水線劃開，悄無聲息。冬天，風灌進屋裡，老祖母會說如果住在城裡，就不會這樣冷，還要坐在“火桶”裡取暖了，母親因此有一個更大的願望，就是把家裡的土坯房改變成平頂磚房。

在母親琢磨著她的電話、水泥路和房子的時候，她的兒子們平時都已不在她的身邊，兩個弟弟相繼畢業，都在南方的一個城市裡打拼，我在工作了幾年後，又在北京讀了兩年半研究生，並在世紀更替之際剛剛畢業。兒子們已經看到外面的更大的世界，當然不會想著仍以老家作為未來的經常住所，這塊無比親近的土地只是寄託了夜深人靜時的情感，而非對未來的籌劃。我是1997年從一箇中部省份的省會城市考到了嚮往已久的帝都，這個有天安門的地方，打小起就對她充滿了神秘感，想近處來仔細看看她的心情，一直蘊藏在心中，沒想到竟然夢想成真，中國最偉大的公開考試製度，再次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

讀書是我的最大愛好。在前往北京報道的火車上，積累有年的好幾箱書是最珍貴的攜身之品。那時已經“粗通文脈”，在贛江之畔工作的幾年，已經因為無問東西、不管南北寫寫畫畫，而成為那座省會城市一些報紙的“熟臉”，尤其是當地的一份晚報，更是已成它的約稿物件，所約稿件基本是書評，就是把覺得值得推薦的書，擇其要點評評頭論論足，再摻雜點個人隨感的私貨。那時發現很多報紙都有書評欄目，而且給這些欄目供稿，有時會有意外之喜，就是書評版編輯會主動找上門送來最新出版的好書，有免費的書可以據為己有，還有稿費可以賺，何樂而不為！寫書評的習慣，早在上大學的時候就已養成，後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這竟然是我賺取意外之財的“主渠道”。有一筆不菲的稿費，對家裡經濟情況不怎麼樣的我來說，還是有誘惑的。記得在剛進入北京讀研究生後，發現南方的《深圳特區報》竟然有一個版都是書評，馬上給它投稿，沒有想到刊用後收到了180元的稿費，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筆“大錢”了，那時很多剛畢業的大學生的工資，也就500元人民幣而已。自此之後成為《深圳特區報》的常客，在2000年來臨之際，這家在我眼中稿費標準最高的報紙，要做二十世紀的好書百年回顧，在其邀約下，一年之間僅給這一家就撰寫了近十篇書評。

寫作是充滿樂趣的。第一次發表的是首隻有七行字的小詩，其實算不得詩，只是順口溜而已，在1991年的暑假過完再回到學校，突然被告知有一筆5塊錢的稿費的時候，簡直是狂喜，馬上取來全部用來買了一堆薩其瑪、多味花生之類，給住一個宿舍的同學分享了。也感謝同學們對我的鼓勵，那裡他們常會催促：又有大作發表沒有，趕快給我們買花生啦。這會極大鼓動起鬥志，不知疲倦又去亂想想亂寫寫，上大學期間，因此給同學們買了不少花生，現在同學們聚在一起，還會偶爾笑談起當時一起吃花生的場景。到北京讀書後，“戰場”也隨之轉移了，而且很快就發現這是一片遠比省會城市大得不知多少的策馬之地，《北京青年報》《中國圖書商報》《中國改革報》《中國經濟時報》等等，不多久就成了新的田園，我則是那個勤勤懇懇不懈種田的農夫。

給這些報紙撰寫些文字，主要是兩類題材，一類就是上面說過的書評，另一類則是雜文和時評，前者讓我收穫了不少免費好書，後者讓我漸漸成為了“專欄作家”。在世紀之交前後，書評是很多報紙的必配欄目，當時看到有那麼多的書可以去評論、有那麼多的園地可供開墾，還萌發過一種想法，這是“書評時代”啊，書評繁盛的背後是思想的活躍。也就在這一時期，“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同時，“新左派”也在興起，它們又與1998年夏天的那場大洪水糾纏在一起。一位當時還很年輕、風頭正健的北京“新左派”學者，與滬上一位知名“自由主義”學者間發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思想論爭”。這兩種思想潮流，各有主要關注，相對來說，“自由主義”援引“哈哈哈”（哈耶克、哈貝馬斯、哈維爾）等人之論，更加強調個人權利，“新左派”則以“法蘭克福”學派等為思想武器，對社會公平更有所衷。在激烈的思想論爭中，一些刊物也應聲而起，《戰略與管理》《書屋》《天涯》是當時影響頗大的三本思想類刊物，當然，也還是少不了八十年代就已揚名四方的《讀書》，2000年的時候，該雜誌牽頭頒發的“長江讀書獎”，因其規則、流程和頒獎物件的一些爭議，一時成為引發“左右論爭”的一次焦點性思想事件。

與這些年來紙質媒體越來越不景氣不同，2000年它們還在奔向黃金期的路上，《南方週末》在報界的影響力毋庸多說，在進入新世紀後引領媒體潮流的三家市場化媒體——《南方都市報》《新京報》以及現在澎湃新聞的前身《東方早報》，前者是1997年創辦，後兩家都是在進入新世紀後才創辦。這些媒體很快就以都市報的面目而贏得了全國性的關注，它們的“成名”，很大程度上賴於都有類似的“拳頭產品”——時評。在2000年前後，媒體的評論性文字，發生了由以往以雜文居多，到以時評為尚的轉變，這幾家報紙每天都有一到兩個版面是時評。我的一位雜文家朋友分析，時評的興起，主要原因是兩個：一是社會開放度的提高，開門見山對時事發表評論的空間已經產生，因此不再需要雜文式的隱晦；另一個是，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社會複雜度的空前提高，繼續簡單地對“中國問題”進行思想性關注已顯著不夠，而需要深入政府管理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具體領域來提出建設性意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逐漸演變形成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顯”學術時尚，到新世紀時迎來了文體偏好的迭代。“建設性”是不少媒體的自許之言，但思想領域的發展，人們開始感受到另一種趨向也在發生，即“批評性”及因此產生的“思想分化”“思想對立”。一些新的思潮是這種分化、對立的表現，1999~2000年間，當時在中國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後轉入中國政法大學的楊帆教授，發起組織了多次“超越左右翼——思想整合討論會”，邀引不同領域、觀念不同的學者坐在一起交流對話，試圖在“左”“右”之外，找到一種新的認識中國和世界的思想正規化。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也成為討論物件，不過，在談論者看來，這是兩種有明顯區別的“主義”，王小東是民族主義思潮的代表人士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國民族主義，要“內修人權，外爭國權”。也是在2000年之際，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已經廢棄的電影拍攝基地，以他為主發表了一場關於民族主義的演講。由於當時正處在中國“入世”前夕，對中國進一步加入經濟全球化程序，《南方週末》等媒體和“自由主義”學者歡欣雀躍，但另一些學者則深為擔憂這會使“資本流向中國，利潤流向西方”，為此還出版過一本書《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新世紀前後的不少討論，都是在活躍的紙質媒體的牽針引線下張羅起來的，因為給一些報紙雜誌撰寫點稿件，我也有幸不時被邀參加一些思想交流活動，目睹了這些意見對立的上演，但那時還沒有多少發言的能力，按我的一位朋友的話說是還沒有“入圈”，在聞聽各路大伽或左或右的觀念交鋒時，我的腦袋也成了他們的思想跑馬場，困惑之處因此頗多，比如，一方面覺得全球化是世界潮流，“與國際接軌”“加入人類文明主流”不可阻擋，另一方面，對全球化可能會造成嚴重的貧富分化甚至危及中國未來，也覺得非常可能。在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發生後，非常奇妙的一個轉變是，當年不少對全球化警惕有加的學者，轉而開始認為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得利者。那麼，他們在當年對全球化的悲觀之論，是否真的就錯了呢？最近一些年來，我也開始認真考察起歷輪全球化對世界和各國的經濟與政治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卻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警惕其實是難得的清醒，但為什麼所擔憂的場景，後來並沒有完全在中國發生，背後的道理，可能他們當時也還並沒有認識到。

在紙媒的春天來臨時，沒有經歷夏天和秋天，冬天也很快就到了。我的小稿們的一位婆家——《新京報》的副社長艾君先生在這張報紙2003年開張的時候就曾極有前瞻地提問：紙媒還能撐得住十年嗎？自2003年11月11日創刊之日起，我就“自動”成為了這家後來頗有影響力的紙媒的作者，經常是“兩頭通吃”“多點開花”，一邊在其專欄版面有一塊常備田地，另一邊，世界每天發生那麼多的事情，也得在其置於第二、三版的評論版面表現表現。不僅為其撰寫一般性評論，在好幾年裡，還經常以“特約評論員”的身份在其評論頭條“社論”欄目現身；不僅評論時常出現的“國際問題”，在被報紙用得“手熟”之後，其他題材也不時找我來“操刀”，於是我由“國際問題專家”一路狂飆，還是“青年經濟學者”“文化評論人”“生態主義者”等等，寫得多了，不免會有“無知者無畏”的自我滿足感，而這在今天的感覺裡，其實是一種輕率。適應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和資訊傳播速度的加快，紙媒也特別強調“時效性”，所以很多時候，是當天下午或傍晚、偶爾甚至是在晚間，報紙的評論編輯打來電話，約請就某個突然發生的事件評說評說，當天晚上寫好稿透過郵件或QQ\MSN送達，第二天早上就會出現在報紙版面。由於同時身兼多家媒體的特約評論員和經常性作者，不時會有兩三家媒體同時約稿的情況發生，有時還會是就同一個事件發聲，最多的時候，因此是同一天從下午到晚上，連續撰寫了三篇評論。而其收穫之一是，可以得到2000多元的稿費，這差不多是我一個月的工資了。在2000年以及之後的一些年，引領潮流的那些紙媒給經常性作者開出的稿費標準，一般是五六百元每千字，這在當時是非常高的，但可能作者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樣高的稿費標準，是在紙媒尚獨領風騷、吸引了大量廣告客戶的情況下才產生的，這種格局不久就被“新媒體”打破了。在新世紀到來之前，網際網路就已經在人們的生活中出現，觀念和意見藉由網際網路來表達也逐漸流行。2000年的時候，我也已經是一名“網民”。對“讀書人”來說，最有吸引力的不是那些入口網站，而是幾家專業思想學術網站，如“世紀中國”“天涯社群”，前者有個版塊，是由京滬穗的知名學者共同主持，發表原創文章而且支付稿費，這在當時是新鮮事物；這兩者都匯聚了大量“斑竹”和“粉絲”，每天圍繞一些時政性問題爭論得不可開交，前者主要是在“世紀沙龍”版塊，後者主要是在“關天茶舍”版塊。“思想格式化”網站也是當時較為活躍的網路媒體之一，招引來很多國內外的“水軍”相互“灌水”。在這些網路平臺蹦跳的大多是年輕人，今天不少成熟的學者，都曾在它們上面練過身手。網路是打破空間距離的更好工具，也是透過這些平臺和參與討論，一些當時都還很年輕、身處各地的朋友因此在“打鬥”中相識。這些網路後來因為各種原因，或者消失，或者已經“淡出江湖”，但更多的包括“自媒體”在內的新媒體也在現身，以至在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傳統媒體很快就迎來了風蕭水寒，而在此情此景到來之際，我撰寫了一篇專欄文字《我的稿費為什麼不見漲？》，其實並不是抱怨多年來我開設在多家紙媒的專欄及評論文字，稿費標準一直沒有上浮過，而是分析了傳統媒體在新媒體衝擊下廣告收入的減少及在生存上遇到的困難。這篇稿件後來並沒有公開發表。

我的東家之一是《中國經營報》，在新世紀到來第一個十年的後幾年裡，我在這家報紙開設的專欄，所關注的主題有所不同，是以“正在消逝的農村”為關注。當我以從小長大的村莊的變遷為重要觀察物件時，我也感覺到的是，與身在家鄉的父母親不同，我已經是以一個“城裡人”而非“鄉下人”的視角來注視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即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溫鐵軍先生所說的“三農”問題。在多篇專欄文字中，我描述了每次回老家時所能看到、所能聞見的本鄉的演變，比如，上世紀80年代時曾經紅紅火火的“鄉辦”“村辦”企業，統統不見了；春耕秋收的場景裡，青壯年的身影越來越少，“雙搶”及在其時在外打工的人回鄉耕種的情況沒有了，農田逐漸在撂荒無人耕種；更重要的是，曾經熱氣騰騰的鄉村，開始變得冷寂了，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早些年過年時還會回來，到近些年來，則大多在城裡也買了房子，過年也不回老家了。法國學者孟德拉斯曾撰寫過一本《農民的終結》的著作，說“現代化”的一個自然程序，就是“消滅農民”，這一幕以前是在“發達國家”上演，今天則轉移到了中國。2013年、2014年間，由於生了一點小病，曾與父親兩人在老家的新房子裡，住過月餘時間。一個非常意外的“發現”是，在荒蕪的田地裡跺一跺腳，竟然可以看到一群群野雞驚起飛出很遠。野雞很美很美，但卻是我從小在村莊所沒有見過的生物；另一種從沒有見過的是野豬，聽仍在村中的老人說，現在晚上天一黑，就趕緊關門、不敢出門了，原因是門前的地上經常可以看到野豬曾來過時留下的腳印，還曾有人親眼見過野豬出沒，我稍留了點心，同樣在家門前的田中發現了一串深深的動物足跡。樹和草也長得越來越密，小時候經常納涼的草地，現在已經長滿了樹，沒有辦法再是納涼的場所了。從家門口走向門前百米遠不到的小河，也因為草長得太長將路淹沒，變得不那麼容易了，及至前年夏天回家時發現根本就走不過去了。人退天進的速度之快，超過了我的想象。

這樣的村莊肯定不是母親希望看到的。在母親仙去的那幾天，滿是哀傷的父親告訴我：明明知道自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一向好強的母親，卻仍然要把家裡的幾塊地，都種上了莊稼。這是一個農民對土地的本能，已經滲透到她的血液裡，隔壁家一位快到八十歲的本家“大姐姐”，在丈夫去世後，也堅決不跟著已去城裡的兒子一起生活，獨自生活在老家的房子裡，繼續一個人種植著幾畝田地，哪怕在最近一些年裡，周圍幾戶人家，已只剩下她及另一戶人家的兩個人在家居住。這種本能如今看來已經那麼不合時宜，但這也使我屢屢想起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些情景。那時，在村莊周圍“希望的田野上”，到處走動著男女老少，人們聚焦在一起，談論的是哪家的稻子種得好今年的收成怎麼樣、什麼牌子的化肥更有利於莊稼生長哪裡能弄得更好的肥料，母親也不時會為家裡的稻子長得好而備感自豪。農民們對農村的眷念及對土地的精耕細作，對這片土地、這個國家到底意味著什麼？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母親在2000年的去世，或許也是一個時代謝幕的標誌。世世代代的農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已經隨母親這一代人的離世，而一起逐漸淡出歷史，到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已經是一種新的生活體驗和精神關注。母親所希望的，是在農村的生活如同城市一樣方便，但她的兒子們，今天已直接居住在城市，選擇的是另一種生活方式，關注的是另一些問題。然而，當面對曾經生活過的鄉村已經變得不宜人居時，我覺得包括我在內，又有一種難以說得清的迷茫、困惑和失落。這在今年這個特殊的春節，一種新的傳染性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肆掠時，感受得更為清晰。

2020年1月26日

*封面與內容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