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發現古苗文石刻，苗族無文字的歷史被改寫

苗文字型怎麼複製

作者：侯伯鑫

20多年前，一個苗族少年一屁股坐在一塊刻滿似畫非畫，似篆非篆，難以辨識的“天書”石頭上；20多年後的2012年3月5日，湖南古文字專家說：“這些‘天書’，是一個改寫歷史的重大發現，改變了史學界一直以來認為苗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定論。一直以來苗族有文字只是個傳說，這次找到實物印證了。這是迄今為止國內首次最大規模的苗族文字發現，對研究我國苗族文化有著重大的意義。”

上世紀80年代末，正在讀中學的黃周凡還是個十多歲的小孩。他自小生活在城步苗族自治縣丹口鎮陡衝頭村。一次，他放學回家後上山砍柴，累了就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當他撥開石頭上的雜草時，一些奇怪的刻痕就露了出來。就這樣，黃周凡成了第一個發現苗文石刻的人。因為受過教育讀過書，黃周凡憑直覺覺得那應該是字，但是他又一個都不認識。回家後，他向父輩及村裡的老人打聽，可是從來沒有人知道這些刻字的石頭。從此，奇怪的“天書”一直困惑著黃周凡，參加工作後他還多方求證，甚至寫過一篇《城步驚現天書》的文章，但均未引起重視。

一晃20年過去了，當年的少年步入中年。3月4日，已是城步苗族自治縣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的黃周凡，終於等到了“天書”謎底被揭曉的這一天。3月4日，省文物局文物處處長熊建華陪同中南民族大學文傳學院古文字專家李慶福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紹平教授等一起來到石刻文字的現場進行考查。

去年5月，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黃周凡曾將發現“天書”情況告訴了普查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趕到現場後發現了3塊文字石刻，字形似篆非篆、似漢字非漢字，還夾雜部分符號與印章文字，當時沒有一個人認識。後來，邵陽市文物局副局長曾曉光經過認真研究，初步認為是十分罕見的苗文。今年1月，邵陽市文物局將情況彙報給省文物局。

苗文石刻發現地，是一個叫陡衝頭白竹山的地方，這裡地勢險峻、山高林密、群山層巒疊嶂、溪水縱橫。石刻零星散佈於一條溪澗之中，最大的一塊有3平方米，聳立在開闊的田坎上，小一點的或被泥沙和灌木掩埋，或因風雨侵蝕而斷裂橫臥於草叢中……這些天然的不加修飾的石頭上所刻的字多則上百個，少則二三十個。此次專家們在已發現的石刻周圍又發現了9塊苗文石刻，加上以前發現的3塊共12塊。專家們判斷，正因它們藏身在海拔較高、交通極其偏僻的南山山腰，故得以儲存至今，這一區域可能還有更多的石刻沒有被髮掘出來。

雖然目前還未確切考證出石刻上的內容，但它們共同的特點是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某些方塊文字字形與漢字基本相似；文字之間沒有標點標註，其中夾雜一些不知其意的圖案或符號；某些字形似篆非篆，似漢字非漢字。

“不用爭論，這肯定是苗文”，中南民族大學南方少數民族文字專家李慶福教授認為：“這是一個改寫歷史的重大發現，改變了史學界一直以來認為苗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定論。一直以來苗族有文字只是個傳說，這次找到實物印證了。這是迄今為止國內首次最大規模的苗族文字發現。對研究我國苗族文化有著重大的意義。”

清代末期陸雲士（又名陸次雲）所著的《峒溪纖志·志餘》中保留了“苗書二章”，尤為珍貴的是對苗書進行了漢苗文字對照翻譯，是我國現存惟一的古苗文史料。據考證，“苗書二章”轉引自清吳淇《粵風續九》一書。吳淇（1615－1675年），河南人，清順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科進士，任廣西潯州（轄桂平、武宣、貴縣、平南）推官時，利用職務之便與同事趙龍文、吳代、黃道蒐集潯州府各縣民謠、文字、傳說等資料，編輯成《粵風續九》一書。該書卷首言：“友人示餘粵風四種，種種各臻其妙，遣詞構思迥出尋常詞人之意表，益信深山窮谷之中，抱瑾握瑜之餘波猶在雲。”此書已不存，散見在《峒溪纖志·志餘》等清代著作中。陸雲士雲：“苗人有書，非鼎鍾，亦非蝌蚪，作者為誰，不可考也，錄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印證了古代確有苗文。《峒溪纖志·中卷》木契條載：“木契者，刻木為符，以志事也。苗人雖有文字，不能皆習，故每有事，刻木記之，以為約信之驗。”《峒溪纖志·中卷》插牌條載：“苗人慾舉兵攻殺，先期集眾插牌于山，偵知得以預備。”反映古代苗文曾用於刻木記事及軍事聯絡等。直到現在，城步、綏寧兩縣一些上了年紀的苗族木工，仍在使用一些較為簡單的苗文來記數或在木料上做記號。

苗文何以被人淡忘？據清代《寶慶府志》、《城步縣誌》和《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等文獻記載，乾隆四年（1739年）七月，城步爆發了以苗族頭領粟賢宇、楊清保領導的大起義。這次起義長達3年之久，聲勢浩大，但終因朝廷派兵鎮壓於乾隆六年（1741年）二月失敗。在這次苗民起義中，苗軍運用苗文印製了大量的文告、手札、書信、印信和圖章，這些苗文字“形似蝌蚪，似篆非篆，毫無句讀可尋”，只有苗軍能識。起義被剿滅後，乾隆皇帝特意下旨：“從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銷燬，永禁學習。”（見《朱折》馮光裕折）。並於乾隆八年（1743年）在起義中心地南山長安建立兵營，史稱“長安營”，派兵對苗族聚居區進行挨家逐戶地全面搜抄、清查、銷燬，永遠嚴禁學習和傳承使用苗文。在清廷的鎮壓和對苗文徹底的取締下，城步苗文在湘桂黔邊區慢慢消失，至今未有傳承。

考察發現，這些石刻處於歷次城步苗民起義的核心地帶，距明代苗民起義軍領袖李天保在長安營的老營僅一山之隔，距今綏寧黃桑坪苗族鄉上堡村的上堡苗王古國金鑾殿遺址十幾公里。石刻發現地丹口鎮陡衝頭村原為上堡古國的疆域，至今這一帶仍流傳苗歌：“長坪府，大寨縣，長安有座金鑾殿。湖廣三樹十八尖，樹樹連成一條線。”這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應該存在著必然的聯絡。經過了與現存少量的古苗文字資料對比分析後，確認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傳了兩個半世紀的城步古苗文字，從根本上證實了苗族既有苗族語言亦有苗族文字的歷史事實，對研究我國苗族文化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李慶福教授認為，中華上下五千年，任何一種古文字的消亡都是一種歷史問題，城步是全國五個苗族自治縣之一，全縣26。3萬人中苗族佔53。8%。在縣北西巖鎮朝園裡發現距今5000年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證明城步苗族先民歷史悠久。此次苗文石刻群的發現，不僅是改寫歷史的重大發現，也為苗族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創造了有利條件。

湖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紹平認為，城步古苗文是在特殊的自然環境、迵異的宗教信仰，以及在與漢民族交往、相互滲透過程中所形成的區域性文化，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湖南苗族社會政治、宗教、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在考察現場，專家們從3號石刻上生長百年以上的雜樹與石刻的關係分析，石刻應在雜樹之前就已經存在，因此，推斷石刻為清代。這些大石塊都取材於當地，均字面朝東，背對高聳的觀音山，苗文石刻到底記錄下了苗族怎樣的資訊，還是一個未解之謎。據瞭解，早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城步蓬洞沙基和巖寨鄉大寨村就曾經發現古苗文石刻碑。因無人辯識，石刻被民眾砌為壩基石，至今已無處可查。下一步，湖南文物部門將對陡衝頭古苗文摩崖石刻群採取相關緊急保護措施，開展古苗文進一步挖掘、確認工作，整理破譯具體文字內容。

目前，文物部門已對當地村民進行了初步的文物保護知識的告知，比如告誡村民不要移動石刻；不要砍伐石刻周圍的樹木，最大程度保持其原始面貌。如何保護這些石刻，省、市文物部門傾向於原址保護，只有原址保護才能最大程度彰顯石刻的文化價值。（原作於2012年）

苗文石刻

3月5日城步縣丹口鎮陡衝頭村發現的“古苗文”石刻

似圖非圖、似篆非篆、似漢字非漢字的古苗文

苗文石刻

城步縣城風雨橋上，木工用苗文寫的記號

《峒溪纖志•志餘》記載的古苗文

《峒溪纖志•志餘》記載的古苗文

古苗文與漢文對照翻譯

古苗文與漢文對照翻譯

古苗文與漢文對照翻譯

古苗文與漢文對照翻譯

長安營

長安營

長安營苗寨吊腳樓

長安營鄉苗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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