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不過是尊崇了韓非子管子的主張，坑儒則是儒生先坑了秦始皇！

焚書坑儒歷來為後世所不齒，尤其被今人看來更是文化上的摧殘。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議，實在是為自己添上了大大的一個敗筆。

秦掃六合之後，李斯以“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的理由，給秦始皇上書，提議焚書。秦始皇接受了這麼一個荒唐的建議。那麼秦始皇和李斯是不是一時頭腦發熱？是不是始作俑者？

其實，不然。自秦以商鞅變法走向強盛之後，秦一直尊崇法家之說。而焚書，掌控思想，歷來是法家的主張。焚書最早的理由，來自於《韓非子·問辯》和《管子·法禁》

《韓非子·問辯》討論辯論是怎麼產生的，而辯論就是思想不統一。韓非子在回答這個問題上，給出了明確的答覆：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採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

這幾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明君之國，法令是最尊貴的。法律是最高尊則。言行不符合法律和法令的必須禁止。沒有法令而可以應對各種亂象，那麼君主就必須採納這種言論，並苛求其效果。言論合乎實際，則給與獎勵，不合適就要重罪。因此，愚笨的人就不敢亂講，聰明的人也就不用辯論了。這就不會產生辯論和異議。

而《管子·法禁》開篇即說：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大概翻譯一下：法制不允許私議，百姓就不敢營私；刑殺不寬恕，百姓就不敢不為善；官爵不隨便送與人，則臣下就不會作亂。這三者結合起來，就是法，就是習慣，就順其自然的治理好國家。

《管子·法禁》在後面更是上升了一個高度，認為這是聖王先賢的標準和要求。

秦以法家而治國，那麼在秦王掃六合之後，信心暴漲，更是擴大了法家的學說，將之付諸於實際。收天下之兵，鑄了十二金人。收天下之書而焚之。秦始皇和李斯就用了這麼一個極端的方式向先賢致敬。

說完焚書，再說說坑儒。坑儒這個事情，不是秦始皇一早打算的，李斯也沒有上書。這件事情純屬偶然。秦始皇弄了一堆術士，給自己煉製長生不老藥。其中有兩個人發牢騷，私底下議論始皇帝，偷偷的跑掉了。秦始皇不開心了，這些人狗屁沒弄出來，還誹謗我，必須徹查。然後一堆書生就互相舉報揭發，最後串聯了四百六十餘人，秦始皇直接全部坑殺。這件事情只能說秦始皇殘暴，其實與思想沒啥關係，不要上綱上線。

今人與古人一大不相同，不管始皇帝當時有多大的理由，在今天看來，這都是荒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