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官印的變革，帶給中國古代官印發展的是傳承與創新

西夏的許多制度仿唐宋而設，在官印上自不例外。唐宋是中國古代官印發展的兩個重要時期，將西夏官印放在中國古代官印發展的脈絡中與唐宋官印及遼金官印進行對比分析，探尋西夏官印對唐宋官印的傳承與自身的創新。

在中國古代官印發展史上，隋唐時期是官印發展史上重要的變革期，而宋元是官印逐步走向規範化的階段，西夏官印的與宋元同期，但形制上更多地表現出與隋唐官印的相似性。

西夏官印與唐宋官印的對比分析

一 隋唐官印與宋代官印

1。 隋唐官印變革特徵

隋唐是中國古代官印史上重要的變革期，與南北朝之前的官印風格迥異，在秦漢封泥制度逐漸消亡。

紙張普及的大背景下，官印用印製度、形制、尺寸等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一時期官印較漢魏而言，材質仍舊以青銅為主，印形依舊有正方形和類正方形兩類，但印面突然增大，此時最小的印面也有 5 釐米見方，最大的達到 6 釐米見方，多數介於 5。3 釐米到 5。5 釐米之間，唐中書省之印，長5。7 釐米，寬 5。6 釐米。

鈕制由之前的龜鈕、獸鈕逐漸轉變為鼻鈕，鈕有圓形穿孔，初期穿孔在鼻鈕上部，後改為下部，最後消失；印背多無年號刻款，僅個別官印背刻印名，如“天門軍之印”“武夷縣之印”。書體不用白文，改朱文小篆，擺脫秦漢。

“繆篆”風格，出現“挪讓”之說，不再根據字數平均的分配印面，而是根據單字筆畫的繁簡自由的分配。製作方式上，非鑿、非鑄，多為焊接，使得印字加深，佈局舒朗，間距較大，筆畫有時會有斜偏，印文斷面略有不齊。

2 宋代官印的規範特徵

北宋初到元末，是中國印章史上的規範期，包含了兩宋、遼金、元、夏等各政權的印章，這一時期是遼、金、元、夏各民族特色文化與中原印璽文化融合的階段。兩宋官印規範化特點最為顯著，形成了極為嚴格規範的印璽制度。

皇帝用的印璽為寶，宋代官印製度完善，特點鮮明，目前發現的宋代官印近正方形，長略大於寬，銅質，邊長 5-6 釐米，掘鈕，鈕上無穿孔，陽文，摒棄了隋唐時期的焊接法，直接鑄造，文字繁密，不在留白，佈局上平均分配，邊欄較細，不再有“挪讓”之說。

這一時期，背刻開始大量出現，印背刻有年款，頒發官署、印面內容等，出現“印”、“之印”“記”“朱記”等。

而與宋同期的遼金官印，很大程度是對宋印毫無發展的繼承，遼印大量出土於華北、東北等地，目前發現的有職官印、宗教印等，青銅質地，印面、文字多仿北宋，字型硬朗，印紐、背刻也多與宋同，僅有少量契丹文印。

金代官印在北方地區被大量發現，金立國較早，在南宋時期才大量頒發印璽，金印的特點銅製、陽文、鑄出，少量契丹文，絕大多數為漢文官印，目前發現的金代官印中，軍旅用印較多。印背刻有年月、編號、內容等。

二 西夏官印與唐宋官印的對比

1。西夏官印與唐宋官印的異同

西夏的許多制度仿唐宋而設，與遼金同為民族政權，西夏官印在印面、印文、鼻鈕、背刻等方面與宋印差異較大，表現出極大的叛逆性，在官印形制、等級制度等方面更多體現其對唐印的傳承。

在官印形制等方面，均有對中原官印的承襲，如前文所述，西夏官印與中原官印一樣，基本上由印臺、印面、印紐等部分，其微小的區別就是西夏官印多抹角正方形，長寬略有差異，這一差異在唐宋印中亦有體現。

其次，在官印的印面上，西夏官印也普遍大於唐宋官印，中國古代官印印面有一個不斷增大的趨勢，在秦漢時期，官印印面邊長大約 2 釐米左右，即便是漢代皇帝玉璽也就三釐米左右。

而在南北朝時期，南朝承襲漢魏之法，官印的印文、形制類似兩晉，北朝則偏離漢魏制度，北魏、西魏的官印印形開始出現增大的跡象，即便如此，印面也就三釐米左右。北齊北周延續這一趨勢，此時的印面大小可以達到將近四釐米左右。

隋時，官印邊長大多 4 釐米左右，唐代時，官印邊長均在 5-6 釐米左右，如益州部都督府之印 5。5*6 釐米，雲南安撫使印 5。5*5。5 釐米，潭州都督府印5。3*5。3 釐米；宋代大量的軍事類官印邊長都介於 5-5。5 釐米間。

金代官印邊長基本在 7 釐米，最大的大約在 13 釐米，而西夏官印中首領印大部分邊長在 5-6釐米，部分專印邊長達到 6-7 釐米，遠遠大於同級別宋代的官印。

2。 影響因素分析

唐印對西夏官印的影響較大，主要兩個原因：從地域關係看，西夏王朝雄踞西北，唐王朝的統治中心也在西北地區，共同的地域、相近的環境，或進一步拉近了二者之間的關係，在文化制度上保持較高的認同感。

從歷史關係看，党項族從公元 7 世紀就和唐王朝頻繁發生聯絡，夏政權在唐的羈縻統治下，逐漸發展壯大。

宋印對西夏官印的影響相對較小，相對其他民族政權官印對宋印特徵的吸收而言，西夏官印表現更多叛逆性。宋與西夏關係在戰與和中不斷推進，夏在文化、制度方面受宋影響，就官印而言，宋的九疊篆體就被西夏所採納，但其他方面差異較大。西夏立國，平等地位得不到宋的承認。

西夏形式上是宋、遼的藩屬，但實際上對夏而言，對宋朝是極其不滿的，也表現出來很強的對抗性與叛逆性。

在官印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西夏官印用西夏文，幾乎杜絕漢字，在邊長問題上，無論在制度層面還是在實際鑄造中，往往大於宋印，作為藩屬國，這是極不合規制的。在重量方面，制度規定上往往重於宋印，儘管實際鑄造不能達到制度規定。

宋印背刻鑄造機構，遼金皆仿，唯西夏官印不採。

西夏官印相關問題探討

一西夏官印的相關制度

西夏政權建立之後，各項制度不斷完善，對西夏官印的規制、使用等也設定了相應的規範。本部擬以西夏官印為切入點，進而探討西夏官印製度。對於西夏官印製度的研究，主要依賴出土官印實物、西夏官制相關文獻。

1。用印製度

在官印頒授的程式上，規定官員請印，需要上交個人履歷，年底時彙集，達到三十抄以上，方可上報申請。

文書前後各蓋有一方首領印，這份儲存較好的軍籍和文獻記載基本相符；在此以外，內外文書、政令、對外貿易之物均需蓋印。

《天盛律令》對西夏官印的質地、重量、邊長均作了規定。在質地上，主要以金、純銀、銅鍍銀、銅，持有金、純銀質地的官印的皇太子、中書、樞密、經略司在西夏政權中地位較高，頒授數量有限，目前尚未發現。

銅鍍銀尤其是銅質官印，多為中下等官司，持印者地位較低，頒授數量大，所以目前發現的西夏官印，絕大部分為有銅質。

西夏的官印製度中，明顯將官印區分司印和官印，此處的“司印”當為官署的官方印信，而“官印”是授予官員個人，代表官員個人身份、權職。

2用印特質

一枚沒有完全按照《天盛律令》進行鑄造的官印，由於該印本身並無其他資訊提供，本文認為有可能鑄造於《天盛律令》頒佈之前。

如果這一假設成立，該印屬於哪一等級就沒有絲毫意義了。但如果上述假設不成立，按照西夏官印製度，該印大致屬於正等司和次等司的範疇，但又要比正等司和次等司的官印要大，綜合其邊長、質地，更加傾向於該印屬於正等司。

對於官印的鑄造等事宜，目前尚未發現文獻中有記載，中國古代金屬官印的鑄造，大致有“翻沙以木為印覆於沙中如鑄錢之法拔臘以蠟為印，刻文制鈕於上，就翻沙、拔臘兩種方法。就西夏官印而言，其印文複雜，印鈕簡單，多為銅製，皆為鑄造所成，而且部分官印鑄痕十分明顯。

在文字的刻制上，一般認為有鑄造法、焊接法、刻字法三種方法；焊接之法由於其難以適應筆畫繁多字型的侷限性，多為隋唐印所用，西夏官印印面文字和背部刻款，其製法並不相同，取鑄造與刻字兩法，其中，印面文字字腔較深，多為鑄造；背刻文字為鑿刻，故部分官印背刻字型潦草不甚清晰

二 西夏首領制度的探討

1。首領制度及其特點

部族首領制的存在，是中國古代諸多遊牧政權的共性，西夏政權同樣也是依託其首領制度建立發展起來的。目前發現的西夏 150 餘枚官印當中，絕大部分為二字“首領”印，文獻記載中也有關於“首領”的大量內容。

可以說西夏制度滲透在西夏政治、經濟、軍事的各個方面，大量西夏首領官印的發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党項人基本上每一大姓為一部落，大的部落又由諸多大小不一的小部落組成。在這樣的社會組織體系下，宗族部落首領對內負責部落生產、軍事等事務，對外代表部落，進行聯盟等事宜，簡言之就是以宗族部落為基礎建立軍事集團，各宗族部落首領為統帥。

李繼遷、李德明父子透過與其他宗族大姓不斷聯姻的方式，獲得其他宗族首領的支援，進而建立以李氏集團為核心的党項軍事聯盟。在這一時期的“首領”也僅僅是宗族意義上的首領。

隨著西夏政權的建立，各項制度的不斷完善，“首領”的含義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2。首領的級別

首領印佔西夏官印的絕大多數，文獻中也有西夏首領的大量記載。西夏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中的記載，西夏首領有正首領、首領的區別，大量的首領印也證實了這一點，此外在《天盛律令》中，還記載有溜首領、小首領、首領、軍首領等。

首領所率部落之兵，在編制上為一溜，下轄若干抄。這是西夏軍隊的基層單位，基本上就是一個宗族部落構成，所以，軍事意義上的溜首領基本上就是部落領袖意義上的宗族首領擔任。

同時首領還可以世襲，部下六十抄以上的首領，要與兒孫共同商議部落事宜，為兒孫後續繼承或分立部落建立基礎，亦可分撥同姓宗族三十抄給兒孫，任命其為首領。

在經過上級首領同意後，自有二十抄就可以擔任小首領，十抄就可以擔任監舍，小首領門檻相對較低，其職級低於首領、盈能，但高於舍監。

在龐大的西夏軍隊中，這樣的小首領應該大量存在，官印中並沒有發現小首領的刻款，我們可以推斷，文獻記載分為首領、小首領、大首領，僅依據部眾人數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