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吉·貝恩》：寫了十年，曾被拒稿32次，出版後即斬獲布克獎

“我媽媽太漂亮了，不需要幹活。”

“她會從水槽底下拿酒喝。但她是我媽媽，你不喜歡她也沒有關係。”“如果可以永遠保護她，那該有多好。”

——英·道格拉斯·斯圖爾特

道格拉斯·斯圖爾特，1976年出生於英國格拉斯哥底層市民家庭

。十六歲時，母親因過度飲酒而離世。而後，道格拉斯·斯圖爾特獨自搬入寄宿公寓，完成高中學業並進入大學主修紡織專業。他曾作為服裝設計師服務於多家品牌，目前專職寫作。這些坎坷的經歷後來成為其創作的靈感來源。

《舒吉·貝恩》是斯圖爾特的處女作，寄託了他對母親無盡的回憶與愛。

這本書他寫了十年，曾被拒稿32次，出版後即斬獲布克獎，斯圖爾特也由此成為繼詹姆斯·凱爾曼之後第二位獲得該獎項的蘇格蘭作家。

斬獲布克獎後，《舒吉·貝恩》也進入了大眾視野，該書被《電訊報》《泰晤士報》評為“年度書籍”。出版後，該書登上了《洛杉磯時報》暢銷書籍第一名，《紐約時報》第三名，被多家媒體評為年度最佳出版物之一。此外，《舒吉·貝恩》還進入了202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小說獎、Kirkus Prize小說獎和Center for Fiction First Novel Prize的決選名單，並且獲得了卡基內獎章傑出小說獎提名。

《舒吉·貝恩》以20世紀80年代以來格拉斯哥的轉型與復興為背景再現了城市底層人的地方感與歸宿感的衰減。小說的敘述以主人公家庭的搬遷軌跡為主線展開。

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英國城市格拉斯哥經歷著礦山關閉、失業率高漲的現狀，整個城市陷於貧窮。

2003至2007年，城市居民的整體壽命比同樣經歷了去工業化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居民的整體壽命低15%，以貧困、酗酒、心理危機為突出特徵的“格拉斯哥效應”由此聞名。

重組家庭的舒吉父母帶著三個孩子倉皇尋找容身之地，最終擠進了格拉斯哥觀景山社群的外祖父母家，這裡塔樓林立、空間狹窄、環境破敗，很多居民整日以打牌酗酒消磨時光。

舒吉的母親在十六層樓狹窄的房間中倍感壓抑，忍不住從視窗探出身。正因為渴望擁有更大的空間，一家人相信了父親名為改善居住條件、實則藉機拋棄家庭的謊言，以為可以搬去一個有前院和花園的新居。

他們一家到了後才發現，新居位於被遺棄的礦區，這裡道路狹窄，塵土飛揚，周邊是泥煤灰的沼澤地，街道盡頭的礦坑佔據了整個地平線，礦區的低層住宅區裡，各家各戶被同樣的白色晾衣繩和灰色的晾衣杆分隔開來，一片慘淡沉寂的景象。

在礦區生活了近八年後，舒吉與母親、哥哥滿懷期待地透過市政廉租房置換專案再次搬遷，來到了格拉斯哥東區。東區的街道兩旁有了基礎生活娛樂設施，但住宅樓密密麻麻連成一體，只在街角才有些許空隙能看到藍天；樓前的綠地少得可憐，每一片綠地上都擠滿了孩子。

舒吉家在東區的住處曾是格拉斯哥的幫派聚集之地，20世紀80年代成為專門為社會底層劃出來的福利新區，實際上是城市復興計劃藉助資本對土地利益重新分配的結果。

小說中的礦區幾乎被徹底遺忘，舒吉的母親到市中心參加戒酒會結識的朋友竟都沒聽說過還有這麼一處所在。礦區唯一的火車站也因缺少經費被長期廢棄，從格拉斯哥開往愛丁堡的列車疾馳而去，掠過礦區這片荒原，將礦工們與整個世界分隔開來，形成一道看不見的邊界，永遠都不會停下。

舒吉一家的搬遷經歷成了底層人在城市裡找不到任何歸屬感的隱喻。他們或許在剎那間會有一絲安靜、平和的幻夢，但始終無家可歸。

小說中有這樣一處細節：舊貨商送給小舒吉一盒髒兮兮的氣球，告訴他上面印著當時最響亮的城市口號——格拉斯哥更美好。舒吉尖銳地反問了一句：“比什麼時候更好？”

如果說地方認同和依戀總是基於共同塑造的文化符號和共同接受的文化理念，那麼小說表現的則是相反的圖景：

社會底層在去工業化程序中除了面臨物質生活的困境，還在文化名城的建構過程中受到進步主義修辭的擠壓和排斥，無法建立對於地方的認同。

小說講述了舒吉一家十二年間的生活，其中一多半是在工業時代落幕後的礦區裡度過的，這裡隨處可見工業時代的遺蹟——礦坑、礦渣山、沼澤。

礦區是兩代礦工的家園，很少有新面孔來這裡居住，舒吉一家搬進新居時，廚房裡還晾著前住戶的衣服。這裡的生活尷尬又窘迫，從前的礦工和家屬除了領取微薄救濟別無收入，幾乎處於自生自滅的境地，因為礦區已經有好幾年沒有開工了，在這兒沒什麼活可做了。

鄰居教舒吉一家用別針開鎖，從電錶裡掏出投進去的硬幣。礦工們休閒的酒館如今成為絕望的男人們逃避生活的場所，他們寧可虧欠家用也要將救濟金揮霍在那裡。女性掙扎著養育孩子，每天困在拮据生活裡做著“身為母親的算術題”，在日常酗酒中“臉成了過時髮型與厚厚妝容的博物館”。

礦區裡家庭暴力蔓延，侵犯女性與兒童的案件屢見不鮮，情感背叛更是生活常態。已被邊緣化的老工業區無論從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狀態都迫切需要改變，需要恢復正常的家庭生活、工作秩序與社群聯絡，但小說並不認為工業主義的歷史傳統能幫助人們重構對該地的依存感與認同。

在一個不乏象徵意味的片段中，舒吉的哥哥為了攢學費盯上了礦坑電纜裡的銅線，被巡邏員發現後困在泥石流一般的礦渣山裡難以脫身。他很清楚自己如果被逮到根本交不起罰款，於是倉皇逃跑，逃跑中他將巡邏員打成重傷，礦區因此失去了最後的守護者。

舒吉的父親是個計程車司機，在接送乘客的過程中他發現，城市正在改變，從人們臉上就能看出，格拉斯哥正在失去它的意義。

更重要的是，組織工人階層進行抗爭的力量在去工業化時代已不復存在，工人失去了集體抗爭的能力。格拉斯哥人最引以為豪的克萊德河畔曾是工人運動最為興盛之地，有“紅色克萊德河”之名，如今卻成了底層人的葬身之所。

從父輩開始就以開渡船為生的船伕救起那些“默默地有意跌入河中的人，他們原本並不想被救起”。一位女乘客向舒吉的父親傾訴自己的無助，她的丈夫在鍊鋼廠工作了二十五年後突然收到解僱通知，卻只拿到三個星期的工資，她的丈夫問工廠主自己今後怎麼養家餬口，工廠主連眼都沒眨，就無情地回答：“到南非碰運氣吧。”

去工業化程序開始以後，她的兒子也將面臨失業的殘酷現實，她不知該向何種力量求助以應對時代的變革，只能不斷重複：“他們應當在格拉斯哥工作，吃媽媽做的飯。”

在《舒吉·貝恩》中，斯圖爾特一方面剖析了城市復興背後各種機制的運作，另一方面他更傾向於捕捉一種推動生活不斷向前的希望。

小說中舒吉的母親是家庭命運的主導者，儘管不能帶領一家人走出困境，但她身上有種足以點燃希望的可貴品質，正是透過對這種品質及其影響力的刻畫，斯圖爾特探討了底層個體作為“行動者”的可能性。

舒吉的哥哥繪畫時鳥瞰礦區，他想：“如果這片住宅是經過設計的，那這個設計者是個多麼吝嗇的人啊。設計圖裡的鐵皮汽車呢？農場動物呢？像帶刺的海珊瑚一樣蓬蓬鬆鬆的綠色草叢呢？”看著山下穿黑夾克的礦工們，他心中納悶：“設計者是不是不喜歡彩色的、愉快的人物構像？”

舒吉的母親阿格尼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礦區環境的影響，不但沒能戒酒，反而更沉迷於酒精了。她酗酒成癮，喝起伏特加就像喝自來水，每到週一就將領來的三十八鎊救濟金全部用來買酒，即使孩子們還餓著肚子。年幼的舒吉不得不照顧醉酒的母親，整日提心吊膽以至於每到下課回家的時候就會腹瀉。

舒吉曾勾住媽媽的小拇指，向她承諾不會像哥哥姐姐那樣離開。他靠在媽媽身邊，為她準備三個茶杯：第一杯是水，用來潤喉；第二杯是牛奶，用來緩解胃酸；第三杯是酒。媽媽只會先拿第三杯……

但小說同時也刻畫了母親阿格尼絲與眾不同的生命力：

在不喝酒的時候，她總是妝容精緻地“從墳墓裡爬出來，昂著頭”，頭髮上抹著髮膠，腳上穿著繫帶高跟鞋，身上披著漂亮的大衣。在礦區其他女性眼裡，她就像搬來這裡住的英格蘭女王。

舒吉的父親把妻子與孩子們扔在幾乎與外界隔絕的礦區一走了之，他想徹底毀滅阿格尼絲，阿格尼絲卻頑強地創造了一種有強烈自我意識的獨特生活：她不忍看到鄰居女孩終日頭髮髒亂，就找機會“捉到”她，幫她梳成齊整的樣式；她在炎炎夏日把鄰居家廢棄的冰櫃搬到後院，沖刷乾淨以後注滿水，讓舒吉潛在裡面享受清涼；她鼓勵跳舞時受到鄰居孩子嘲弄的舒吉：如果我是你，我就接著跳，別讓他們得逞。

這部以晦暗為基調的小說中為數不多的亮色就來自阿格尼絲種在街角花園的玫瑰，儘管這些玫瑰是她帶著舒吉從主幹道的綠化帶裡偷偷挖來的。大片盛開的花朵在骯髒的礦區甚至顯得有些太惹眼太招搖，這或許就是地方感變得可見的一種方式。

在少年舒吉眼中，母親阿格尼絲“輔導不了算術作業，有時餓著肚子還吃不上她煮的熱飯”，但她對美好生活的執著能讓人迸發出勇氣與信心，即使受人嘲笑也想堅持不停地舞下去。阿格尼絲身邊那些麻木的女人在鄙視她的同時又情不自禁地被她吸引，鄰居考琳平日裡將阿格尼絲的言行視為十惡不赦，最終卻是為數不多的、參加其葬禮的人之一。

參加戒酒會的女人希望自己能像阿格尼絲那麼心靈手巧，羨慕她會裝飾屋子，稱讚她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都是乾乾淨淨的。 小說並不認為阿格尼絲具備反思時代的能力，只是借她暗示想象力、創造力乃是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

聯想到斯圖爾特的成長經歷，他成為一名設計師很可能就是受到了這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感染，而他也因此相信個體對環境的改造能力。

懷著對工業區下一代生存前景的焦慮，《舒吉·貝恩》將目光投向青少年——受去工業化影響最顯著的群體之一。

舒吉與這些少年格格不入，他不喜歡足球和衝撞型遊戲，也不會說髒話或欺負女生，因此不斷受到同齡男孩的惡意嘲弄與欺凌。同父異母的哥哥利克忍不住讓舒吉表現得“更男性化”一些，還總是教他如何做人。

與舒吉母親交往的前礦工尤金甚至把一本翻爛了的《蘇格蘭球隊史入門》當作寶典送給他，希望他更像其他小男孩一樣。於是，舒吉努力記住各球隊的勝負結果，在蘆葦叢裡按哥哥的建議練習正常走路。舒吉身上不乏斯圖爾特自己的影子，小說將舒吉塑造為一個在艱難生活中以堅韌的意志努力成長的少年並不僅僅為了肯定自立自強的道德品質，更是為了拓寬甚至改變硬漢的定義。

在斯圖爾特看來，底層青年應該拋棄從小被灌輸的刻板的性別印象，尋求更多元的職業選擇，從而阻斷底層身份“不斷在個體和群體中被傳遞、被再生產”的迴圈。就像舒吉的哥哥利克，他心靈手巧，酷愛繪畫，在外面獨自創作時，“平時緊張得快聳到耳朵的肩膀才會放下”。

但他在艱難的生活中始終堅持自己的藝術夢想，最終收到了藝術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這也意味著他突破了底層青年的職業宿命。

總結

布克獎獲獎小說《舒吉·貝恩》以道格拉斯的家鄉格拉斯哥為故事發生地，講述了1981至1992年間城市底層家庭經歷的情感衝突與心理創傷，富於濃重的自傳色彩。

《舒吉·貝恩》刻畫了底層人民難以擺脫的生活困境，審視了困境形成的客觀原因，並探索了改變命運軌跡的可能，藉此迴應並反思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格拉斯哥最為顯著的變革，即城市的去工業化歷程。

《舒吉·貝恩》一方面從底層草根家庭的視角揭示了20世紀80年代蘇格蘭工業城市格拉斯哥去工業化之後人的生存狀況，另一方面在審視地方歷史傳統的基礎上探索了城市底層重構“地方感”的可能性。

《舒吉·貝恩》透過質疑城市復興計劃的邏輯，試圖喚醒城市底層的自主意識，呼籲他們爭取市民權利，以重獲地方歸屬感。小說對格拉斯哥城市發展史的道德追問，對地方感與傳統、個體能動性、城市文化結構之間的關係的深入探究，展現出小說家在城市去工業化問題上的嚴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