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解說：書名雜亂眾說紛紜，關於《狄梁公傳》撰者評說

大家好，今天小編就給大家講一講《狄梁公傳》的撰者。

《狄梁公傳》是唐人所撰的一部有關狄仁傑事蹟的傳記，全書共3卷，（新唐書·藝文志）二有著錄。該書在唐宋時期流傳頗為廣泛，書名也頗為雜亂，或稱《狄仁傑傳》、《狄梁公別傳》、《梁公別傳）、《狄梁公立廬陵王傳）等，撰者李琶。該書今已亡佚，只有司馬光所撰的《通鑑考異》中有大段地摘錄，使我們今日得以窺其一斑。

從《狄梁公立廬陵王傳》的書名看，該書的主要內容似乎是關於狄仁傑力主立廬陵王李顯為太子之事，（通鑑考異》摘錄的該書段落，全都是這方面的內容，從而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同一書出現不同的書名，在古代是比較常見的事，因為古人記錄書名時，有時用省稱，有時用全稱，甚至有根據書中內容而隨意改換書名的事發生，並不像現今這樣規範。

宋人吳曾的《能改齋漫錄》一書中曾提及有一本名為狄仁傑《家傳》的書，並以此書補充了《新唐書》有關狄仁傑記事的兩條疏漏。這裡所說的《家傳》與《狄梁公傳》是同書異名還是兩本不同的書？把《能改齋漫錄》抄錄的《家傳》文字與《通鑑考異》所摘錄的《狄梁公傳》文字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兩書文字基本相同，從而可以斷定兩書很可能是同書異名。唐人有編撰《家傳》的風氣，或由子孫撰寫，或請人代為編撰，狄仁傑《家傳》就是屬於後一種情況。

《狄梁公傳》的書名越是繁雜，說明該書流傳越廣，影響越大。《通鑑考異》保留下來的該書部分內容，為研究狄仁傑這個人物及武則天晚年政局的變化提供了史料。然而關於該書的史料價值及撰者尚存在爭議，不搞清這些問題就無法使用這部分史料，將影響對狄仁傑及恢復李顯太子地位問題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做一番考辨工作。

對該書撰者及價值提出質疑的是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他在《通鑑考異》中說：“世有《狄梁公傳》，雲李撰，其辭鄙誕，殆非所為。”由於司馬光認為該書非李所撰，所以雖然他在《考異》中多次大段地摘錄該書文字，卻並不相信其記載的真實性，只是作為駁斥的物件而予以保留，實際上他是全盤地否定了該書的史料價值。

司馬光斷定該書非李a所撰的主要依據是“其辭鄙誕”。“鄙誕”二字為什麼能夠成為他判斷該書是否為李豈所撰的依據呢？這就需要對李琶其人作一簡單介紹。

李琶，字泰和，揚州江都（江蘇揚州）人。其父李善，通古博今，撰有《文選注》一書，曾充任過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等官職。致仕後開館講學，諸生從業者甚多，號“文選學”。李a生長於這樣的家庭，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時就以文辭知名於世。長安初（701），經內史李嬌薦引，人京任右拾遺。此後，李在仕途上雖然坎坷艱難，但其文名卻更加隆盛，史載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值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貴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拒萬。時議以為自古淞文獲財，未有如者。”李有文集70卷行於世，甚為文士推重，由於他曾任過北海太守，人稱李北海。由於李是知名的文學之士，司馬光認為《狄梁公傳》文辭“鄙誕”，從而判斷其非李所撰。

司馬光用“鄙誕”二字評論該書，意即其文辭質樸粗俗，內容荒誕不經。仔細反覆地閱讀該書佚文，覺得其文辭質樸而不俗，行文自然而流暢，措辭典麗而不晦澀。讀過該書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文學名家，如宋人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未對李琶為該書撰者提出過懷疑。司馬光對李a為該書撰者的懷疑，主要在書的內容方面，他在《通鑑考異》中曾數次對該書的記載提出質疑，認為其記載失實。李人朝為官在長安初年，此時狄仁傑已經亡故，他和狄仁傑並未同朝共事，《狄梁公傳）撰於唐玄宗開元中（713-941） ，距離狄仁傑晚年活動已有一段時間，且該書為私家撰述，書中出現一些疏誤也是難免的。

其實一部書中存在某些缺點和不足是十分常見的事，世間哪有十全十美的著作。就拿司馬光主持編撰的《資治通鑑》一書來說，號稱史學名著，何嘗不是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或謬誤。何況司馬光對此書提出的質疑，有的還有必要進一步商榷，並不一定全合情理。

另外，該書既稱《家傳》，撰者對傳主多說好話，對其作用和功績往往強調得多一些，有時甚至有點過頭，這些都是此類書的通病，我們並不能因為該書存在某些缺點或內容上有疏誤之處，就徹底否定其史料價值。司馬光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僅憑以上理由就斷然否認該書為李所撰，顯然有些武斷。

好啦，今天就給大家說到這裡。我們明天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