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讀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隨感

悽神寒骨的下一句是什麼

人們通常認為，唐代散文家柳宗元（773—819）的“永州八記”是山水遊記的經典作品。所謂“遊記”，顧名思義，當因“遊”而為“記”，即對遊覽、旅行進行記錄的文章。但細讀“永州八記”，卻不難看到，柳宗元並非如尋常所說的因“遊”而“記”，而更多的是因“見”而“記”、因“得”而“記”，模山範水，別有寓意。

就像“賭石”一樣，天然生成的璞玉是否有幸成為精美絕倫的寶玉，有賴於識者的慧眼，有賴於良工的雕琢，還有賴於智者的“賦意”，柳宗元筆下的美景也都經過他的發現、創造和鑑賞。“永州八記”第三記《鈷鉧潭西小丘記》（《柳宗元集》卷二九，中華書局，1979，765—766頁），最後寫道：“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經由柳宗元靈心慧目的發現、創造和鑑賞，永州鈷鉧潭西一處樸實無華的小丘煥然一新，成為賞心悅目的美景，如此遭遇，豈非可喜可賀？

首先，在柳宗元的筆下，山水景物呈現為一種“發現之美”。像鈷鉧潭西小丘這樣一塊“貨而不售”的“棄地”，得以躋身為“大喜出自意外”的“異地”，需要有心者慧眼獨具的發現。明人茅坤評論道：“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三）

對於主體而言，景物是客體。景物如西山、鈷鉧潭、小丘……都是人所習見，客觀存在的，而景物異於尋常的美則需要主體有意識的發現。元和四年（809），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的第五年，常常“入深林，窮回谿，幽泉怪石，無所不到”，於是“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這時候的西山諸景雖然存在，卻始終不為人知。直到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柳宗元登山觀景後感慨道：“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為類”（《柳宗元集》卷二九《始得西山宴遊記》，762頁）。

十月初七日，柳宗元又發現了西山之西的鈷鉧潭以及鈷鉧潭西的小丘。正是因為主體的發現，使原本無知無識的山石被賦予了生機勃勃的生命，《鈷鉧潭西小丘記》寫道：“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突怒偃蹇”四字，用筆沉重，刻畫山石高聳的形狀和神態；“負土而出”的“出”字，簡潔地勾勒山石的頑強情狀；“爭為奇狀”的“爭”字，生動地描寫山石不甘埋沒的品格；像“牛馬之飲於溪”一樣“嶔然相累而下”，像“熊羆之登于山”一樣“衝然角列而上”，則形象地展示出山石的旺盛生命力。

小丘的山石原本僅僅是普普通通的山石，但是經由柳宗元審美之眼的發現和審美之筆的描寫，頓然煥發出勃然生機。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人美就沒有景美，景美全然是人美的移位和投射。正因為人美，所以柳宗元的審美之眼投注到鈷鉧潭之水，潭水蕩然有趣：“其顛委勢峻，蕩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柳宗元集》卷二九《鈷鉧潭記》，764頁）投注到小石潭中的魚兒，魚兒欣然有神：“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柳宗元集》卷二九《至小丘西小石潭記》，767頁）

其次，在柳宗元的筆下，山水景物更呈現出一種“創造之美”。客體的景物固然原本就被賦予某種天然之美，然而這種“天生麗質”要麼被外物遮蔽，要麼未能盡情展露，因此往往必須經由主體的創造，才能完全展現其內在的美質。清初盧元昌說得好：“天欲洗出永州諸名勝，故謫公於此地。觀其窮一境，輒記一筆，千載下，知永州有鈷鉧、石渠、西山、石澗、袁家渴諸地者，皆公之力也。”（孫琮《山曉閣選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三引）

柳宗元登柳州蛾山詩圖

主體的創造，一方面是發掘景物被外物遮蔽的美的形態。《鈷鉧潭西小丘記》寫道，柳宗元售得小丘後，“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為了彰顯景物之美，柳宗元與朋友一起，對小丘景緻進行了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加工，於是小丘被遮蔽的美的形態方得以呈現。

另一方面，主體的創造還在於重構景物天然潛在的美的內質。文章寫道，經過柳宗元等人的努力後，“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嘉木”“美竹”“奇石”，這是客體景物天然潛在的美質；而“立”“露”“顯”，則是由主體創造而成的美質的顯露。

作為美景的創造者，柳宗元非常擅長髮掘與重構景物的天然美質。如《鈷鉧潭記》寫道：“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於是成為“有聲潀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的美景（《柳宗元集》卷二九，764頁）。《石渠記》寫道，從“州牧得之”石渠後，“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同上，770頁）。

再次，柳宗元筆下的山水景物還呈現出一種別出心裁的“鑑賞之美”。柳宗元說：“餘既委廢於世，恆得與是山水為伍”（《柳宗元集》卷二四《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641頁），可見他是有意識地將客體景物視同知己的，善於從山水景物中“讀”出自身的情感之美、心靈之美、人格之美。

柳宗元明確地認識到：“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柳宗元集》卷二七《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730頁）景物之美正是藉助於鑑賞者，才得以彰顯。因此，只有當主體“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始得西山宴遊記》）時，主體人格與客體景物才能融為一體，客體景物之美映襯主體人格，主體人格之心投射客體景物，二者交相增輝，相互“增殖”，從而構成富有意味的“異地”。

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寫道，縱目所及，在這一富有意味的“異地”之中，小丘之外的景物紛至沓來，愉悅快樂地呈現其秀美的姿態：“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鑑賞者的眼光大大地擴充套件了小丘周邊的美景，使小丘的“發現之美”與“創造之美”得以向天地宇宙“擴容”。

同時，在這富有意味的“異地”之中，更有人與自然的對話與交流。文章寫道：“枕蓆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舉目所見是清澈明淨的溪流，盈耳所聞乃叮咚作響的水聲，洗滌精神的是“悠然而虛”的高山、天空與浮雲，撫慰靈魂的是“淵然而靜”的嘉木、美竹與奇石。

由此一來，山水景物之美便躍升為一種有靈魂、有精神、有人格的美。景物的靈魂、精神與人格，不僅表現為山、雲、溪、鳥獸等得以“擬人化”，盡情地向鑑賞者展露其美貌——“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更表現為人的目、耳、神、心，即人的全身心得以外溢、外移，成為“清泠之狀”“瀯瀯之聲”等可以觸控而及的景物的狀貌，更成為“悠然而虛者”“淵然而靜者”等有待體悟而及的情態。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近人章士釗認為柳文寫景是“虛摹”，即主觀想象之景，“神到，非虛摹無由得神”（《柳文指要》卷二九，中華書局，1971）。

柳宗元遣懷詩圖

而且，在精神世界極其豐富的柳宗元看來，不同景物的鑑賞還可以激發鑑賞者不同的感受，從而適合於不同的情境和心境。例如與小丘同時發現的鈷鉧潭和小石潭，就激發起柳宗元全然不同的感受。鈷鉧潭的美景使他樂觀曠達——“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鈷鉧潭記》）而小石潭的美景則讓他淒寒幽愴——“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鈷鉧潭西小丘記》最後寫道：“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的確，經由柳宗元的發現、創造和鑑賞，平凡樸質、默默無聞甚至遭致棄置的鈷鉧潭西一小丘，完全改變了它的命運。屈居偏僻之地的“茲丘”，經由柳宗元神來之筆，不但呈現出不同尋常的美質，而且建構了超脫凡塵的境界，更隱寓了難以言表的苦衷。於是“茲丘”成為“茲人”的形象寫照和生動象徵。宋人洪邁評論道：“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容齋三筆》卷九“鈷鉧滄浪”條，中華書局，2005）清人何焯說：“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耳。”（《義門讀書記》卷三六《河東集》，中華書局，1987）

而一旦柳宗元將“茲丘”不同尋常的遭際“書於石”，“茲丘”的生命更得以不朽與永久。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閱讀《鈷鉧潭西小丘記》，“茲丘”的生命就得以延續，得以永存，“茲丘之遭”的際遇也因此積澱成為傳承久遠的精神。清過珙說：“使茲丘不遇柳州，特頑土耳。今此文常在，則此丘不朽，曰‘可賀’，誠可賀也。”（《古文評註》卷七）

附錄從略。

——本文刊於《文史知識》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