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典歷 |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漢武帝的求賢令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 《文選》卷三五 漢武帝《詔》

詔書說：要成就非凡功業，就必得有非凡之人。所以，有的馬儘管奔跑時踢人，但卻能跑千里之遙；有的人儘管違世抗俗，但卻能立功成名。對於那些不因循軌轍之馬和不守規矩之人，關鍵還是在於如何駕馭罷了。現命令各州縣，察訪官吏百姓中有俊逸之才、可任將相者，或可出使邊遠異國者。

本文是漢武帝劉徹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發的求“茂材異等”詔。本年漢武帝50歲，登基稱帝已34年。也就在本年冬，一代名將衛青去世，漢武帝因此而感到“名臣文武欲盡”，所以才下發了這道著名的求賢令。這也從側面反映出，衛青在漢武帝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衛青謝世，漢武帝倍感人才凋零，所以才要以非常之舉薦拔人才。

漢武帝的功業早已彪炳史冊，無需贅言，但是，促成其功業的，除了漢武帝個人的雄才大略之外，還有圍繞在他周圍的無數傑出人才。漢武帝從來都重視和發掘人才，不遺餘力地提拔人才。他大力改革用人制度，全面實行察舉、賢良、上書、太學等綜合手段，不問出身，唯才是舉，而且，先後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元封五年下詔四次求賢，這完全能體現他求賢若渴的治國態度。

本文即漢武帝的第四道求賢令。令文以簡明扼要的短短數語，將漢武帝的用人思想體現得淋漓盡致：治國理政的偉業迫切需求杰特之才，有杰特之才，方能成就杰特之功。人無完人，那些有才華的人，當時或許未能得到好評，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出眾的才華與能力，而且還要重用其才華與能力。無論是怎樣的馬、怎樣的人，都在於駕馭者、用人者的掌控了。這樣大膽、張揚的詔書，完全能體現出漢武帝破格用人、駕馭群才的恢弘自信，也只有漢武帝這樣不守成規、睥睨八荒的雄才，才能突破儒家忠孝德行的人才評價，走向不拘一格的用人標準。

毫無疑問，漢武帝的用人方略，是造就了西漢盛世的關鍵因素。對此，班固有一段極有見地的評述，茲摘引於下：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功造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班固作為西漢歷史的權威研究者，其論述最具說服力。

有意思的是，歷史上的另一位雄才大略的英主曹操，也有類似的求賢令，只不過，曹操求賢令文的力度更有甚於漢武帝。這裡也將曹操的求賢令列出，供讀者比較閱讀：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漢武帝的求賢詔只是說人無全人，但並未提及“盜嫂受金”，曹操則明確提出，類似陳平這樣有“盜嫂受金”的劣跡但又能力突出者，都可以為他所用。顯然，曹操在用人方面邁出的步子更大一些，這固然是曹操身處亂世、思賢尤急的現實需要，也必然與漢末朝綱解體、儒家思想急劇衰落的社會基礎相關。相同的是，漢武帝和曹操都蒐羅到了大量的統軍作戰、治國理政甚至出使絕域之人，“唯才是舉”是他們不變的法則。

今天，我們閱讀漢武帝和曹操的求賢令文時，依然感慨萬千。千古以來，人才難得，人盡其才更為難得，而要形成濟濟多士的叢集優勢則尤為困難，所以，“得天下英雄而用之”就成了所有統治者的共同心願。試想，當漢文帝“拊髀”而思得廉頗、李牧時，那是怎樣的嚮往與無奈！當唐太宗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時，那必然是費盡心力之後的自豪和感慨！由此，再來回溯漢武帝“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論斷，確實能說明，尊重人才、挖掘人才是我們悠久而優良的傳統。

（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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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燥的根呈圓錐形或紡錘形，稍彎曲，長20~30釐米，根頭部直徑約1釐米，中部直徑1~1。5釐米。表面灰黃色或灰棕色。氣微香，味微甘。治外感風寒、頭痛、目眩、項強、風寒溼痺、骨節痠痛、四肢攣急、破傷風。主產內蒙古東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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