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讀 | 為什麼說我們進入了“倦怠社會”?
2022-01-16由 烏龍書影 發表于 畜牧業
倦怠社會是名著嗎
導讀
現代人面臨的一個困境是,似乎自己好像從資本家的手中解放了出來,投身到了自由選擇的生活當中,但實際上,內心生髮出的困頓和焦慮卻並沒有減少。
這種焦慮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說關於否定性的社會已經遠去,而到來的是關於積極與肯定的社會?當我們自以為在過一種自由選擇的生活時,是否意識到這是一種更為深刻的自我剝削?
今天與大家聊聊德國新生代思想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的新作《倦怠社會》,一起來探究關於“肯定”與“倦怠”的時代癥結。
什麼是倦怠社會?
在本書的開篇,韓炳哲用我們熟悉的普羅米修斯的神話故事作比,
以此來構建本書的重要概念——“功績主體”與“倦怠社會”。
普羅米修斯神話可以被解讀為刻畫現代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心理機制的隱喻,即對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發動戰爭。功績主體幻想自己身處自由之中,實際上卻如同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隻鷲鷹每日啄食他的肝臟,肝臟又不斷重新生長,這隻惡鷹即是他的另一個自我,不斷同自身作戰。如此看來,普羅米修斯同鷲鷹的關係是一種自我指涉關係,一種對自我的剝削。肝臟自身並無痛覺,而由此導致的疼痛感即是倦怠感(Müdigkeit)。普羅米修斯作為自我剝削式主體被一種永無止境的倦怠感攫住。他是倦怠社會(Müdigkeitsgesellschaft)的原初喻象。
作者用這個簡單的例子,向我們揭示了當代社會的一個隱秘真相——
社會生活中的倦怠感並不是由不受約束的發展導致的,而是來自一種有益的自我降解。
倦怠社會是如何產生的?
在分析倦怠社會的成因時,作者採用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作為他哲學批判的首要分析工具。
他首先從免疫學的觀點入手,介紹了免疫學的基本特徵:
免疫學上的他者是否定的,侵入自我個體並試圖否定它。如果自我不能夠反過來否定侵略者,它將在他者的否定下走向滅亡。
透過這種否定之否定,完成了免疫學上自我持存(Selbstbehauptung desEigenen)。自我抵禦了否定性的他者,從而確立自身。
但這種由他者引發的入侵產生的防禦機制,並不符合我們當前所面對的現狀。我們需要處理的過度生產、超負荷勞作和過量資訊導致的疲乏、睏倦和窒息感也並非免疫反應。
反而是過量的肯定化產生的新的暴力形式,它所導致的是心理上的自我攻擊——神經暴力。
它不來自一個系統外的否定性他者,而是源自系統內部。
理解了個體內部所發生的暴力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來觀察社會整體轉向肯定性的趨勢。
福柯的規訓社會(Disziplinargesellschaft)已經不再適用於描述當今的社會。
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社會形態——其中的成員也不再是“馴化的主體”,而是功績主體。他們成為自身的僱主。
規訓社會是一個否定性的社會,而功績社會確主張擺脫否定性。
從情態動詞的變化——從“不允許”(Nicht-Dürfen)到“能夠”(Können)——我們也能夠一窺功績社會的積極屬性。功績社會將推著社會向前的“禁令、戒律”等被動形態轉化為自發行動和內在動機。
在功績社會中,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剝削他。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統治者。因此他無須屈從於任何人,或者說只屈從於自身。儘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
。自由和約束幾乎在同一時刻降臨。功績主體投身於一種強制的自由,或者說自由的強制之中,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
而績效的過度化日益嚴重,最終會發展成為自我剝削。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
這種自我指涉性產生了一種悖論式自由,由於其內部固有的強制結構而轉化為暴力。功績社會的精神疾病,便是這種悖論式自由在病理學上的顯現。
發生這種自我剝削的時候,自我的期望永遠是更高的績效,而找不到終點。
這種情況會導致某項任務的完成不再對個體產生大功告成的感受。針對特定的個體,自戀者並非不渴望終結,而是無法抵達終點。
績效迫使他無限地提升效能,而永遠無法達到獲得獎賞的休止點。
自戀的主體永遠生活在負罪感和匱乏感之中。
由於同他自身競爭,不斷試圖超越自己,直到最終崩潰毀滅。他苦於精神癱瘓——過勞症——的折磨,功績主體努力實現自我,直至死亡。自我實現和自我毀滅在這裡合而為一。
個體在倦怠社會該如何自處?
過度的積極導致個人對自身的攻擊,從而產生深重的倦怠。
這種倦怠是超注意力(Hyperaufmerksamkeit)進一步主導我們日常對待生活與工作的策略,一方面讓我們在處理多執行緒問題時遊刃有餘,另一方面卻使我們喪失了沉思的專注力(Aufmerksamkeit)。
作者在書中提到一個概念——深度無聊。
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來闡述這個概念:
如果一個人在行走時感到無聊,又沒有辦法忍受無聊的話,他會焦慮、煩躁地轉來轉去,並且急切地尋找各式各樣的活動。而那些對無聊更有耐心的人,將在忍耐了片刻之後意識到,也許是這種行走的方式令他感到無聊。這促使他去發明新的行走方式。跑步並不是新的行走方式,它只是加快速度的行走。舞蹈或者漂移則是全新的運動方式。只有人類能夠跳舞。也許他在行走時體會到一種深度的無聊,並在無聊的激發下,將行走步伐改為舞步。然而同線型、筆直的走路相比較,動作花哨的舞蹈顯得過於鋪張,完全不符合效績原則的要求。
因此,若要將個體從過度積極所導致的倦怠社會中解放出來,需要培養個體的專注力(儘管這可能並不符合績效原則)。對效能的無限追求沒有盡頭,則需要自我創造一個他者,以此來評估自我的階段性成果,不至於陷入到永無止境的焦慮當中。
就像作者在結尾處寫的那樣:
在現代世界,一切神性和節日已不存在。世界成了一座百貨商店。我們用越來越劣質的快消品填滿世界,世界在商品中窒息。看上去我們似乎擁有了一切,我們卻失去了最根本之物,即世界。世界喪失了語言和聲音。在交流的喧譁聲中,寧靜消失了。商品的堆積和大眾化填滿了一切空白。
而我們亦失去了驚奇的能力,生活在一座透明的百貨商店裡,成為透明的顧客,時刻受到監視和操控。逃離這座百貨商店成為當務之急。我們應當把商店改造成一個慶典場所,在其中生命才能獲得應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