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飛雄｜利科的存在論話語理論

話語理論是什麼

利科的存在論話語理論

伏飛雄

本文刊載自《符號與傳媒》第17輯

（2018年秋季號第125-137頁）

摘要：

在利科看來，語言只有在具體的使用中才現實存在，人的存在經驗也只能在話語中才能得到言說。因此，話語對於語言系統而言，具有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句子作為話語的基本單元，並非只具工具論意義上的傳達意義的功能。作為一個深受海德格爾存在論影響的解釋學家，利科更在意挖掘話語之創生、革新意義的維度，更在意於揭示話語之重新描述現實、開啟人之生存可能性的本質。利科從認識論、存在論角度，對隱喻話語與虛構文學文字之意義創新機制的解釋，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一、話語對於語言系統在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

（一）語言研究轉向：話語對於語言系統在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

不同於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正規化關注語言的結構編碼與系統，利科更強調語言的使用（use），即話語（discourse），“話語與語言學的語言系統或語言程式碼相對，指言說事件或語言的使用”（Ricoeur，1981，p。 198）。在《話語與意義的剩餘》一文中，他開宗明義說到他的語言研究重心的轉移：“話語在今天依然是個問題，現代語言學主要關注語言的結構與系統，而不是其運用。因此，我的任務是把話語從其邊緣化的、危險的放逐中挽救回來。”（Ricoeur，1976，p。 2）

在他看來，現代語言研究中話語問題的倒退，是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正規化必須付出的代價：這種研究正規化由於不再把語言看成“生活形式”（Ricoeur，1976，p。 6），而是看成一個內部對立與差異關係的自足系統，從而使語言作為話語的一面被懸置了。問題在於，把語言看成符號系統，“只是描述了語言的一個方面而沒有描述它的全部現實性”（Ricoeur，1977，p。 69）。當然，索緒爾也提到“言語”（parole），但它只是其語言科學結構分析的殘餘或簡單剩餘物（Ricoeur，1977，p。 67）。與此相對，利科認為，作為“生活形式”的語言，即“話語”（索緒爾提的是“言語”而非“話語”），具有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Ricoeur，1976，p。 9）。話語之存在論的優先性，有兩層意思（Ricoeur，1977，p。 70；Ricoeur，1991，p。 77）：（1）語言的本質或目的，在於言說——事實上，“語言是以話語方式實現的”，或者說，“語言只是在言說者支配與使用語言時才現實存在”（Ricoeur，1974，p。 84）；（2）只有話語能言說人的生存經驗，這尤其體現在大於句子的話語層次，比如文字：

“正是在文字這樣更大的話語單位中，邏各斯或言說的存在論才找到其位置。如果說語言對存在有所把握，它只能在顯現（manifestation）或效能（efficiency）的層面上進行。與前面幾個層次（系統內各單元、詞語、句子）相比，這個層面的法則更為原初。”（Ricoeur，1974，p。 80）

話語之所以具有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實在源於它自身的特點。這些特點，是在與結構主義符號學（語言學）“語言結構”分析模式的對照中體現出來的。

（二）利科話語理論的來源及其基本含義

利科的語言觀念，主要受到丹麥語言學家L。葉姆斯列夫（Louis Hjrlmslev，1899-1965），尤其是是法國梵語學者E。本韋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1902-1976）的影響。葉姆斯列夫在索緒爾區分“語言”（langue/language）與“言語”（parole/speech）的基礎上，提出了“圖式”（schema）與“使用”（use）的區分。本韋尼斯特認為，語言依賴“組合”與“分解”兩種操作：“組合”成更大的整體，“分解”為各個組成部分；組合產生意義，分解導致形式。這兩種操作模式分別構成兩門學科：符號學——把語言分解為其組成部分的形式科學，語義學——由語言的組合程式來定義、直接關注意義概念的學科（Ricoeur，1974，p。 79）。不同於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把“符號”作為語言的基本單元，利科站在語義學的立場優先選擇了話語，並把句子作為話語的基本單元。因為，在他看來，“凡是語言的莫不事先存在於言說中”（利科，2004，p。 93；Ricoeur，1974，p。 79，借用了汪堂家的譯文），而語言就產生於以句子形式實現的話語中。

受此影響，利科把符號與句子看成不可化約的兩個語言實體。以句子這種基本話語單元為基礎，利科闡釋了話語的基本特點。

話語的基本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話語作為事件得到實現，作為意義得以理解”（Ricoeur，1974，p。 67；Ricoeur，1976，p。 12）。

話語的“事件性”，包含四層意思：1，話語發生在時間中，處於當下時刻；2，話語發生有其主體，“事件屬於言說者在說這一點。語言自身並不言說，而是人在言說”（Ricoeur，1976，pp。 12-13），透過複雜的指示詞系統，甚至指涉言說者自己；3，話語總是指涉某事，關涉世界，“語言的原初意圖，就是就某事某物說些什麼”（Ricoeur，1974，p。 84）；4，對話（話語）屬於時間中的資訊交換現象——事件相互交織、延續或中斷（Ricoeur，1991，pp。 77-78）。

“話語作為意義得到理解”，體現了J·奧斯汀（J。 L。 Austin）與J。塞爾（J。 R。 Searle）的“言語行為理論”的要旨。具體來說，言說（話語）行為在句子中體現為命題。而（話語的）命題內容就以意義出現（Ricoeur，1976，p。 12）。“以言行事”的行為——即我們在言說時所做之事，也可以藉助語法模式和其他方式在種種外在化中得到識別，使其意向意指抵達接受者（行動者）那裡。雖然“以言取效”行為——即透過我們言說這個事實我們所做之事——的“話語性”不強，但接受者的情緒等受到的影響也並非無因無跡可尋。總之，三者體現了言說意向意指外在化程度遞減的趨勢，但它們都表明了話語行為的意義（含義）。總之，言說之意向相關項是以多維度、多層次的方式呈現的（Ricoeur，1991，p。 80）。

另外，話語之“事件性”與“意義性”兩個層面具有辯證法：話語的事件性保證了話語意義的實現（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德里達談論意義的“分延”，其實也主要從結構主義系統論所講的差異無限化，意義解釋永遠被推延這個角度說的），而話語的意義又超越了事件的短暫性、易逝性，具有同一性——可以得到重複理解，正所謂“我們意欲理解的不是短暫易逝的事件，而是意義”。

（三）話語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對質

話語的上述含義，已初步體現了話語對於人的存在之存在論層面的優先性，而話語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符號學之間的對質，則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優先性。

首先，以句子為基本單位的資訊交流，屬於話語的基本特徵，其本身體現為系列時間中的一個歷時性事件。而以符號（語音、語詞）作為語言系統的基本單位的結構主義符號學，關注系統中的符號程式碼。程式碼屬於時間中的一套共時性要素，外在於時間（無時性）。程式碼只是為交流提供了條件。事實上，“系統並不存在，它只是一種虛擬的存在”，作為“結構主義符號學研究物件的符號，也是虛擬的”。因此，與程式碼相對照，“只有資訊具有時間性的實存，它是一種具有持存性、連續性的實存，資訊的這種時間性的存在恰好證明了它的實在性”。要言之，“只有資訊才賦予語言以實在性，話語就是以語言的這種實存為基礎”（Ricoeur，1976，pp。 3-9）。

其次，符號單元與程式碼因為是虛擬的，所以也是匿名的，沒有主體。話語（對話）作為一種“事件”發生，無疑涉及說話者或交談者（話語的主體間向度與對話向度），指涉交談情境與個體經驗，歸屬某主體，具有主體意向。在交談中，主體的信念、慾望、情感以及相應的精神活動等心理因素、經驗因素，都被固定在話語中。因而，主體完全在說話的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在對話過程中透過他者進行自我理解。

再次，作為形式抽象的結果——排除了特殊的、個體的東西，符號程式碼只具一般的、概念的價值。而話語在其認同功能與述謂功能之（兩）極性之間，總有具體的意指。“認同功能就是：意指一個事物且唯一的事物”，而“實存（existence）概念與語言的具體（個別）化功能聯絡在一起”（Ricoeur，1977，p。 71）。透過專有名詞、指示詞、代詞、“確定摹狀詞”等邏輯上的主詞，話語指涉某具體的、個別的現存的事物。相反，由於放在謂詞部分的，都是表性質、種類、關係與行為等表普遍性的賓詞，因而謂詞功能總是指向普遍性。但是，話語（句子）的此時此境（情境）之“事件性”，總使它的意向內容包含特定的使用（Ricoeur，1977，p。 72）。

最後，結構模型只考慮語言的內部關係（結構），只關注比句子小的單元，因此，在語言（結構）之內，沒有指稱問題，也沒有意義問題。沒有指稱，是因為符號僅僅指涉同一系統中的其他符號，沒有意義，是因為“只有句子才行使意義的功能”（Ricoeur，1976，p。 6）。實際上，句子並非詞語派生，詞語被理解為詞素，它只具潛在意義，也並無本義，其本身只是作為句子的成分才具有（現實）意義，即語境意義。當然，語詞完全可以作為句子的“焦點”使其自身主動具有意義的創造性，從而使其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詞語意義效果依然在句子框架中得以體現）（Ricoeur，1977，p。 67 & 129）。話語屬於某人意向地去意味的東西，具有意向性，指涉某事情，其意向內容完全不同於孤立的符號的所指，總是涉及語言之外的東西，涉及情境、經驗、現實與世界。

總之，正是在話語中，我們能夠談論人之存在的時間性，能夠討論話語主體自我認識與（交談的）他者的關係，能夠辨析話語的指稱與意義，能夠討論真理與錯誤——“正確與錯誤只屬於話語層面”（Ricoeur，1977，p。 70），能夠言說人與世界的關係。簡言之，只有話語能夠言說與追問人之在世存在的經驗與意義。

二、利科對話語之的語義革新之維的解釋

前文的討論，只是在話語符號學與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對決中，辨析出利科語言理解的基本取向，確立了話語、尤其是意義概念在其語言觀念中的基礎地位。這種初步性的討論，遠未觸及利科作為一個哲學家對於語言本質的理解。

不少學者都提到語言符號在利科解釋學中的“中介”角色。法國學者蒙甘（Olivier Mongin）就把利科的符號、象徵、文字讀解為“三重中介”（蒙甘，1999，pp。 112-115）。這種讀解並沒有錯。因為，利科本人多次在其論文中直接使用“中介”這樣的術語來描述語言符號的功能。這不難理解。在他那裡，相對於人的原初生存經驗來說，語言符號的確具有派生性。這就意味著，人對存在的理解，只能藉助理解的派生形式即符號中介，迂迴地回溯。換一種說法，既然語言符號屬於人之生命的文獻形式，那麼，就只能在語言符號這種“文獻形式”（即中介）中釋讀其所烙印的人之生命表現。

但是，這種讀解是不全面的。

在利科那裡，語言符號，或者這裡提的話語，並非只具工具論意義上的傳達意義的功能。作為一個深受海德格爾存在論影響的解釋學家，他更在意於話語之創生意義、革新意義的層面，更在意於話語之開啟人之生存可能性的本質。意義，幾乎是利科整個（話語）解釋學理論立論的基點。這也符合當代符號學家對於符號學的基本理解，即符號學就是意義學（趙毅衡，2011，p。 3）。利科正是從意義創新的角度，或者說從意義產生機制的角度，闡釋了話語的本質。他對隱喻話語的研究，就是一個典範。

（一）對亞里士多德隱喻觀念的初步清理

亞里士多德沒有專門研究隱喻，他只是從討論口頭表達即演講術（修辭術）與詩藝表達效果的角度，從詞語選擇層面，提到了隱喻詞。修辭術討論“如何方能講出機智的和受人歡迎的話來”，而“隱喻詞最能造成上述效果”（亞里士多德，修辭術，1993，pp。 516-517）（譯文有修改，漢語原譯為“隱喻字”）。詩藝表達中使用隱喻詞等“奇異詞”（與“普通詞”相對，包括外來詞、隱喻詞、裝飾詞、延伸詞、創新詞等），能“使詩風擺脫一般化和平庸”（亞里士多德，詩學，1999，pp。 149-150 & 156）。他這樣定義隱喻：“隱喻是對借來之詞的使用，或者從種借來用於屬，或者從屬借來用於種，或者從屬借來用幹屬，或者透過使用類比”（亞里士多德，論詩，1993，p。 673）。這種定義，也基本上圍繞詞語使用展開。但是，亞里士多德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個定義，深遠地影響了西方古典修辭學的研究。後世學者不斷以他的定義為基礎闡發引申出隱喻的種種假定，使古典修辭分類學達到非常完善的地步。然而，這種做法，也使西方古典修辭學走向衰落。

先來看看這些隱喻假定：（1）隱喻與其他比喻是現成事物名稱之本義的引申或轉義；（2）用非專有名稱而不用相應的專有名詞稱呼某些事物，意味著用這個非專有名稱的引申義去填補詞語在現實資訊方面的空白，即語義空白；（3）詞語空白是透過借用外來詞（或現成的詞語）來填補的；（4）被借用的詞的引申義與其本義出現偏差；（5）以強制方式、即詞語誤用的方式，用現成的詞語替代未出現的詞語的空白；（6）借用詞的轉義與其所替代的不出現的詞的本義之間，具有置換的推理關係，這種推理構成詞語替代的範例；（7）說明或理解一種比喻，就是在比例推理的指引下，即在替代範例的指引下，找到不出現的詞語，這是一種徹底的釋述（paraphrase）活動；（8）詞語的轉義（比喻義）用法不提供任何新資訊；（9）不提供任何知識的比喻，只具修飾功能（Ricoeur，1977，pp。 45-46）。

以上假定，第一條尤為關鍵。完全可以說，後面的假定都是以它為基礎進一步延伸出來的。沒有詞語的本義與轉義的區分，就無法談論用現成詞語的引申義去填補未出現的詞語的語義空白，就無法談論語義偏差，也無法討論詞語替代範例。詞語借用與替代，從實質上說，也是因為被借用的詞的本義發生轉移，或者說被替代的詞（沒有出現的詞）的意義不同於用來替代的詞的原來的意義，即本義。我們總不能說，兩者使用同一個意義。既然被替代的詞的意義是從現成詞語的本義引申出來的，屬於現成詞語的意義範圍，那麼，它當然沒有提供任何新的資訊（知識），也就只具有修辭功能。

然而，實在無法從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論述中引申出詞語的本義與轉義區分的假定。亞里士多德本人並沒有提這一點。如上文所述，他只是把隱喻詞看成與“普通詞”（a current or proper word which is in general use among a people）相對（Aristotle，1902，Poetics，21），與外來詞等一起構成的“奇異詞”中的一種，而“普通詞”屬於日常生活用語，它本身並不會導致“本義”概念的產生（Ricoeur，1977，p。 326）。關鍵還在於，傳統的詞語本義與轉義之分，只是一種錯覺：我們只能區分一個詞比如隱喻詞的字面意義與引申意義；這種區分，並不屬於詞語的固有屬性，而是屬於基於語境意義原理髮生相互作用的方式——“正是詞語在話語中的具體用法，而不是誰也無法說清楚的初始意義這樣的幻覺，說明了字面意義與隱喻意義（轉義）之間的區分”；字面意義與本義無關，它屬於日常的“習慣的”意義，即被詞化的意義，或者說詞語的詞典意義；引申意義則屬於打破日常意義（詞語的日常用法）而產生的意義（Ricoeur，1977，pp。 81 & 290-291）。這種解釋，已經蘊涵語義更新的層面了。這一點，留待下文討論。

從邏輯上說，詞語本義與轉義的區分，實在基於詞語單獨具有意義這樣一種觀念。這是一種“詞語優先”的觀念，而“觀念的優先保障了詞語的優先”（Ricoeur，1977，p。 48）。亞里士多德就直接說到，名詞與動詞，具有獨立的意義（亞里士多德，詩學，p。 144）。但是，利科並不認可這種詞語語義觀。這一點，也在前面的論述中有所討論。需要補充的是，利科認為，結構主義語言學所劃分的語言單元，比如音素、語詞，必須要逐級同化在更高的單元中，才能理解，比如，音素同化到語詞中，語詞同化到句子中（Ricoeur，1977，p。 67）。因此，我們可以這麼認為，亞里士多德的詞語語義觀，至少為後世學者僅僅從詞語修辭層面進行比喻分類學研究提供了觀念基礎，儘管上述第一條假定以及其他系列假定，完全屬於後世學者的“創造性誤讀”。

既然上述系列假定的邏輯前提不再有效，那麼，整個傳統隱喻修辭理論大廈的衰落就是早晚的事。對此，利科有一個經典性的總結：

修辭學的衰落，源於一個直接影響比喻理論的錯誤——不管比喻理論在修辭領域處於什麼地位。這個最初的錯誤與詞語在意義理論中的獨裁有關。如今，我們只能窺見這個錯誤至為遙遠的影響：將隱喻簡化成單純的修飾。整個假定系列在詞語優先這個出發點與隱喻作為修飾這個終點之間運轉。這些假定一步一步地把以意義為軸心的初級意義理論與比喻的純修飾論聯絡起來。（Ricoeur，1977，p。 45）

（二）話語之語義革新之維

其實，利科對詞語具有獨立意義的觀念（包括詞語本義與轉義的區分）的批評，已經突破了傳統詞語語義觀的界限，而隱含了他的話語理論視域。正是從話語視域（句子、作品）出發，他發現了隱喻的意義創造功能。

這種發現，根本說來，還是源於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隱喻”觀念對他的啟發。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隱喻”直接提出了詩人使用隱喻詞透過“種”概念給我們教導與啟迪，使我們在思索與推理論證中增長了知識（亞里士多德，修辭術，1993，p。 517）。他舉例說到，詩人把老人稱為“殘株”（麥秸），就給我們提供了某種知識，因為老人與“殘株”都給人以枯萎感。隱喻提供新知，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無疑與他從詞語選擇層面強調奇異詞對演講術、詩藝表達的簡單修飾增效的觀念矛盾。但是，它卻也成了他的隱喻理論的信條之一，儘管這一點被他之後的無數代學人忽視了。在他看來，隱喻帶來的言說風格的變化提供新知，隱喻最基本的產生機制之“相似性”原理提供新知，隱喻中新名稱的轉用之潛在的新的歸屬也提供新知。在《詩學》中，他提到發現相似性是天才（詩人）的標誌，因為發現相似性，需要洞察力（亞里士多德，論詩，1993，p。 677）。

這種啟發，與利科對20世紀下半葉西方“新修辭學”的隱喻理解的辯難一起，成就了他對隱喻話語的創新解釋。

20世紀下半葉西方種種“新修辭學”對隱喻的理解，依然沒有走出傳統隱喻修辭學即詞語修辭學的框架，但他們為利科的隱喻研究提供了不少非常有價值的觀念與分析術語。豐塔尼埃（Fontanier）提到形象化表達的隱喻詞實際上是在為新觀念提供詞語，詞語轉義或多或少不同於其“字面意義”。在談到隱喻產生的原因時，他提到了想象。本韋尼斯特提出了句子或意群意義效應理論。他認為，句子中詞語之間的配合，或者說相互影響，使這些詞語承載了它們本身並不具有的意義，因此句子的意義往往是一種不同於這些詞語（字面）意義的意義。這種話語成分相互激盪與滲透從而構成話語整體意義的觀念，再次在理查茲（Richards）的語境理論中得到強調。在他看來，發現相似性成為人們把握事物之間的關係的基本途徑——人們難以在不把握相似性的情況下獲知事物之間的未知關係，成為人們日常的、自由生活的方式（Richards，1965，p。 89）。在他那裡，對隱喻的解釋，是在人的生活方式（亦為認知方式）上進行的：隱喻不是詞語日常用法的偏離、也不是詞語的簡單轉移或替代，而是有著層次差別的兩種思想或觀念透過隱喻詞在具體語境中的交流。在他看來，把握隱喻就是把握我們生活於其中而創造、謀劃的世界，因為心靈總是藉助種種語言為其無所適從的事物賦予意義。遺憾的使，他只是提到這些，並未深入走下去。等等。

利科對隱喻話語的解釋，完全是在其融合了認識論、存在論的解釋學框架中進行的。

從賴爾（Gilbert Ryle）那裡，他借來了“範疇錯誤”概念。所謂“範疇錯誤”，就是“用適合於某個範疇的慣用語去描述另一個範疇的事實”。他認為，隱喻的語言策略消除了一些既有的邏輯界限，開啟了一些新的邏輯界限，從而使新的相似性認識成為可能（Ricoeur，1977，p。 197）。這種“邏輯錯誤”顯然是對事實的重新配置。換言之，隱喻透過創造一種新秩序破壞了既有的秩序，藉助“範疇錯誤”，顛倒了既有的邏輯，從而使隱喻不再起簡單的“修飾”功能，而是包含了某種資訊（新知），重新描述了現實（Ricoeur，1977，p。 22）。比如，“人是狼”（布萊克），這個隱喻就以創造一種新邏輯的方式提供了一種洞見，構成了我們對人的看法。這與替代理論提供的零資訊形成鮮明對比。在利科看來，這是透過應用一個附帶主詞構成一個主要的主詞方式這種“誤置”達到的。總之，隱喻以另一個事物的詞語表達某事物，實際上是以另一個事物的詞語來理解、思考與感知某事物（Ricoeur，1977，p。 83），從語義的不適當性中引出了新的意義，這種語義更新揭示現實的新的方面。

相似性原理的確是隱喻產生的基本邏輯，但傳統隱喻觀並未賦予其創新意義、提供新知的地位。利科認為，與其說隱喻表達了已然存在的相似性，不如說它創造了相似性（Ricoeur，1977，p。 86）。在他看來，隱喻透過相似性與概念的起源融合在一起：在邏輯的類的規則支配人以前，家族相似性把它們結合在一起（Ricoeur，1977，p。 197）——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相似性則與“同源性”概念聯絡在一起，這種同源性，具有前概念特徵的“家族相似性”（Ricoeur，1977，pp。 194-195）。

利科把理查茲的語境理論納入了自己的話語解釋框架。語境理論強調，隱喻意義並非詞語意義，而是語境創造的意義（（Ricoeur，1977，p。 188）。而隱喻話語本身，則既是事件，又是意義。作為事件，它在幾個語義場的交匯處形成。在隱喻“歪曲性”的陳述中，語境活動創造了新意義，這種意義是在此時的語境中才具有的，因此，這種意義屬於話語的事件性意義（Ricoeur，1977，pp。 98-99）。語義更新的這種事件性，也說明了語義更新的突然性——它往往是有意識的創造性意圖的結果，是直接的感知活動的結果（厄爾曼）（Ricoeur，1977，pp。 116-117）。

同樣，他把語境理論引入了自己強調的述謂結構模式分析之中。話語的主要作用，就是述謂作用（Ricoeur，1977，p。 216）。從話語層面上說，隱喻把一個事物的名稱賦予另一個事物屬於一種述謂行為。這是一種異常的歸屬活動，因為，字面意義充當賓詞（或謂詞）時損害了語義的適當性。比如，馬拉美說“天空是死的”，就屬於謂詞不當，因為“是死的”一般屬於生物範疇。但是，詞義的轉變是話語對詞義的不適當性的毀滅或威脅的迴應。簡言之，新的語義適當性對不適當性的形成壓力並最終加以克服。從實質上說，詩語就是透過這種轉變來確定新的適當性。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隱喻源於述謂活動與命名活動之間的衝突。在這種衝突中，完全可以發現謂詞如何選擇與組織主詞的某些方面。這種對謂詞的應用盡管不恰當，但成了隱喻表達的知識。總之，隱喻既是述謂層次的語義更新（新的適當性），也是詞彙層次的語義更新（詞義學的偏差）。正是述謂層次上的不一致性，迫使詞語革新意義，從而恢復其可理解性。另外，也可以從述謂結構來理解相似性問題。它是把不適當的反常謂詞應用於某個主詞，而相似性是與述謂活動一致的邏輯範疇——在述謂活動中，“接近”遭遇“遠離”。這種解釋，與傳統的替代論解釋有著本質的區別。值得關注的是，利科還從存在論哲學的層面對述謂功能給予瞭解釋，“存在之規則有序的多義性給述謂功能自身明顯無序的多義賦予了秩序。”（Ricoeur，1977，p。 196）。

相互作用理論實為語境理論的一種，它與利科一直重視的意義模糊論、多義論等一起，有效解釋了隱喻新義新知的產生。他強調指出，正是意義的模糊性，語義界限的不明晰，尤其是多義性，與詞義相聯絡的累積性，使意義的變化具有了可能性。多義性剛好說明詞語結構的開放性，詞義的累積性，更易使語言具有更新性（Ricoeur，1977，pp。 116-117）。話語為詞語與句子的相互作用，詞語在句子中儲存著其累積的意義，透過語境選擇實現的意義是其意義的潛能。而相互作用的隱喻是不可替代的，無法在不失去認識內容的情況下翻譯出來，它不可翻譯，它是資訊的載體，向人們提供新知識（Ricoeur，1977，p。 87）。

另外，在對隱喻意義革新的解釋中，利科還引入了想象與張力概念。想象，康德意義上的創造性想象，即圖式，在物件知覺減弱時，成為新生意義的場所。文藝中的“看作”是想象物得以實現的方式，隱喻的意義本身沉浸在由詩歌解放的想象物的深處（想象與聯想不同，儘管利科保留了聯想——臨近性聯想與相似性聯想——這種心理機制也能實現語義更新的說法）。隱喻話語中的相似性與不相似性，構成一種張力，新意義就在這種張力中產生。隱喻轉移和互換也形成張力，這種張力確保了意義的轉換並給詩歌語言賦予了語義的“剩餘價值”，賦予了向意義的新方向、新向度、新視域開放的能力。

在此基礎上，利科由對句子單元組成的隱喻話語創造新義的解釋推進到了虛構文學文字話語層面創造新義的解釋。

在前文的論述中，我們也時不時提到了詩歌隱喻的問題。利科直接說到，“心靈有時需要整首詩來創造或發現某種意義”（（Ricoeur，1977，p。 82）。這種靈感無疑與亞里士多德的“情節-摹仿論”對他的深刻影響密切相關。在他的釋讀中，亞里士多德的“情節-摹仿論”不再是對自然、現實的簡單複製，而是透過創造性的情節即“情節化”（employment）的構造，以創造新的關係、製造幻象的方式，對現實進行重新描述與創新意義的解釋。

文字是話語的複雜體，其特徵不能歸結為話語統一體或句子的特點。其意義把握必須是整體性的。虛構文學文字的意義，遵循隱喻意義的指導：隱喻意義的產生緣於陳述字面意義解釋的失敗；同理，虛構文學文字的意義，也是在字面意義扭曲、自我毀滅的基礎上產生的。實際上，虛構文學文字正是在懸隔字面意義與描述性的現實指稱的基礎上，重新描述了世界。這是一個意義更新了的可能性的世界，一個人類可以居住的世界。借用海德格爾德話說，文學文字話語“喚起了最廣闊的視野”“使言語從其起源處攀升”“使世界顯現出來”。

至此，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總結隱喻性話語的實質：“它在雙重意義上進行‘創造’：它發現了它所創造的東西，它創造了它所發現的東西”（Ricoeur，1977，p。 239）。這也難怪Domenico Jervolino這樣說到，“‘言說’之境，即語言之創造性的、有啟迪作用的維度，只能透過深入到事物的根處才能達到。”（Jervolino，1990，p。 73），而利科隱喻的典範價值正在於，“在使語言遠離其慣常日用的意義的基礎上，微型詩歌得以形成，二度指稱得以產生，從而提供了一種新的現實觀。”（Jervolino，1990，p。 81）。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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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伏飛雄，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符號學、敘述學、西方文學與文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