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編譯｜當政治遇見地理：政治性地點與制度性空間

當政治遇見地理：政治性地點與制度性空間

摘要：

政治地理學是社會科學“空間轉向”的最激動人心的子學科之一。政治地理學主要起源於地理學學科，而對政治學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尚未得到政治學家們的廣泛認識。反過來說，政治地理學家們也未曾深刻受益於豐富的政治學研究。政治地理學能夠潛在地極大改變現有政治學研究的諸多領域。本文主要關注兩個問題：（a）研究政治行為中的“情境效應”，（b）運用“新制度主義”來研究治理問題。透過將這些政治學子學科的基本前提空間化，研究人員可以運用新方法來處理原先的議題。我們的結論是，政治學家不應侷限於地理上的領土問題，而要思考內在於所有政治行動、事件和制度的空間性。

關鍵詞：

政治行為；情境效應；歷史制度主義；地點；空間

作者簡介：

Philip J。 Ethington，南加州大學歷史學系

Jason A。 McDaniel，南加州大學政治科學系

文獻來源：

Philip J。 Ethington and Jason A。 McDaniel （2007）。 POLITICAL PLACES AND INSTITUTIONAL SPACES： The Intersec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Annu。 Rev。 Polit。 Sci。。 10：127–42。

本文作者：Philip J。 Ethington（左）Jason A。 McDaniel（右）

定義與背景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政治地理學研究的是“所有型別權力的空間性及其相互作用的相關性”。因此政治地理學的問題意識取決於如何理解“政治”。傳統上的政治地理學主要涉及國家及其次級單位的環境和空間問題，以及一國與他國的關係問題。最近的政治地理學主要研究性別、階級、環境、性、宗教和身份政治的空間維度問題。

政治地理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那時正是地理學作為一門規範的學術探究適才奠基之時。奠基一代的學者們包括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拉澤爾（Friedrich Ratzel），法國的維達爾·德拉布拉奇（Vidal de la Blache）和英國的麥金德（H。J。 Mackinder）。他們當時主要關注民族國家及其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分析單元主要是領土、國界、邊境及管轄權。此外，這些研究者對歐美大國的國家認同建構和帝國間競爭非常感興趣，圍繞著有關“國民性格”的地理決定論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辯論。特別是地緣政治（geopolitics）這一術語出現於1899年，相關話語淋漓盡致地體現於《凡爾賽條約》中。

政治地理學在20世紀60到70年代經歷了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一方面是由於主流政治地理學出現了許多精巧的理論和方法，可以分析從全球到地方各地理尺度的現實問題；另一方面是英法美等國內出現了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的激進運動。例如這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美國的大衛·哈維（1973）將資本主義透過從地方到全球的各級空間過程來複制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也容納進政治地理學的研究範圍。哈維的研究可以理解為拓寬政治地理學中“政治”內涵的嘗試。到了20世紀80年代，學者們普遍認為，權力和地理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絡，於是注意力轉向揭露階級、種族和性別不平等的地理維度。

到21世紀初，政治地理學這一學科已經完全成熟了。最近的政治地理學主要關注的議題包括“國家及其內部結構”、“國家和全球情境”、“政治地理學中的認同與利益”和“從選舉政治到民主政治。”

政治地理學最近一段時間實現了蓬勃發展，卻未能引起政治學家們的興趣。事實上，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之間仍存在相當突出的專業隔閡，限制了彼此的學習交流。例如，《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的編委和作者們大都是地理學科班出身；而像《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這類的政治學頂刊論文中，摘要或關鍵詞涉及“地理”或“空間”概念的也乏善可陳。政治地理學的研究罕有引用政治學研究成果的，反之亦然。這也反映出，儘管二者在許多研究議題上高度相近，但兩個學科之間很少有知識交流與互鑑。

政治地理學二三事

首先，儘管政治地理學的研究物件與政治學的研究物件是一致的，但其分析框架卻來自與政治學大相徑庭的學科系譜。地理學之不同於其他學科，在於它奠基於空間或空間化的概念上，例如：點、線、面、距離、方位、地點、地域、網路、路徑、情境、範圍、地區、運動、國界、邊境、中央、邊緣；等等。基於這些概念的不同，地理學又可分為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前者關注社會現象，後者研究自然現象。

地理學家們已經提出了許多可以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理論和方法，這都需要持續的研究。本文將列舉兩項研究領域——政治行為的情境效應與美國政府治理問題，說明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在相關領域的對話，不僅可能而且必要。

政治行為的空間性

政治學界忽略地理問題的源頭是20世紀50到60年代興起的行為主義革命。這種方法將個體作為政治學分析的首要單位，導致了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作為對這一研究取向的批評者，“情境效應”（contextual effects）提倡者主張回到研究投票行為的哥倫比亞學派，關注地點（通常是鄰里）與政治行為之間的關係。例如，哈克菲爾德（Huckfeldt）就尤其關注城市的鄰里環境，視其為社會情境的起始點。他的研究結合了聚合層面和個體層面的資料，將個體政治參與置於鄰里社會情境中考察，發現鄰里的社會情境是否增強了政治參與，這取決於參與者的社會地位。然而，情境效應因其依賴於聚合式資料來推斷個體偏好而受到批評。因為這一研究思路的假設是，在所有聚合式資料的背後，存在鄰里層面的海量社會互動，這些互動既可以被觀察到，並可以被用來推斷環境對政治行為的影響。

歐勞和羅森伯格（Eulau & Rothenberg）透過從理論上區分社會情境和環境——前者指的是基於個體的社會互動網路，後者指的是地點——來回應關於情境效應的方法論和理論問題。他們發現，作為地點的鄰里對政治行為沒有影響，相反，是社交網路所定義的社群影響了政治行為和投票選擇。因此，情境被定義為“生活空間”，而“生活空間”的因果驅動力是個人網路中的社會互動。

到目前為止，政治學者對“情境”的研究集中在社會互動上，並將其視為情境的主要驅動力。當然，也有少數政治學者和政治地理學者意識到，情境遠不止社會互動。卜科斯和普萊斯比（Books & Prysby）提出了情境影響投票行為的四種方式：瞭解地方性問題和事件；透過地理渠道傳遞政治資訊；地方運動組織的動員和選民教育工作；最後是鄰里和社會網路內部的社會互動。伯班克（Burbank）主要關注情境的心理機制，試圖求證個體對情境環境的感知的因果機制。朱和魯道夫（Cho & Rudolph）證明空間的蔓延性會影響投票行為，並提出，除了社會互動，政治行為的空間背景可能作為一種無意識的或“低強度”的資訊傳播路徑或啟動裝置，進而影響到投票行為。

所有這些情境效應模型的共同之處是將空間和地點聯絡起來。但是哈克菲爾德、歐勞和羅森伯格的理論都未能識別出這些空間性因素，或是基於地點的情境效應。而在政治地理學中出現了另一種處理情境的方法：阿格紐 （Agnew）提出“作為地點的情境”。這一概念包含了所有的情境因果機制，併為平衡個體與聚合因素提供了理論基礎。

作為地點的情境

空間、地點一類的概念並非政治學的關鍵詞，而是源自地理學。在政治地理學看來，物理空間作為一個分析範疇一直被西方社會科學忽視。空間通常被視為人類存在於其間的中性平面，是重要的社會、政治和自然過程的發生場所。但政治地理學家還指出，通常由大國控制的物理空間往往是被生產出來的，並可以形成政治權力的基礎。“空間”作為一種抽象概念在政治學中運用十分廣泛，是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但它們也表明，政治學家們幾乎完全缺乏對幾何空間、領土空間和作為人類行動“地點”的關注。

相較於抽象的“空間”概念，“地點”是一個人類社會和政治經驗、文化和制度的特例。地點通常位於不同的空間系統中，並由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執行的權力和過程所構成。這些地點是政治和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阿格紐看來，政治地理學家專注於“試圖發現地理學……在人與人之間，以及政治組織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的方式。”這個研究議程導致了人們對政治行為發生的地理、社會和政治背景的關注。從這一判斷出發，可以認為，不理解活動發生的背景，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大到全球小到地方的政治活動。

政治學家加里金（Gary King）則針對阿格紐的觀點，挑戰情境研究的有用性。他認為情境問題並不重要：

對於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科學現象，政治情境幾乎不產生大的影響……你和誰交談，你的鄰居們是什麼樣的人，你所在社群是什麼樣的，你的政治地理位置，確實都對投票和政治觀點都有一些影響，但所有的經驗證據似乎都表明，這種影響是比較小的。地理狀況的變異性通常很大，但在控制了相關變數之後，就沒有太多影響了。所以從狹義上講，地理確實重要，但情境效應並不產生大的影響。

阿格紐回答說，加里金是將情境效應的研究簡化為“鄰里效應”，這是政治學文獻中常有的簡化形式。他還批評那些忽視了將情境和地點整合起來的研究，稱其為“地方情境主義”。在他看來，這類研究者將地方情境從全域性（或宏觀）背景中剝離了出來；相反，情境效應被視為作用於空間和地點的中性平面上的外部效應，是對個人行為原因的另一種解釋。阿格紐認為，作為地點的情境將情境理解為政治身份和政治行動形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不能輕易地將作為情境的地點與政治行為分開。除非將個人置於他所身處的社會地理情境中，否則便不能解釋他的行動與選擇，而這遠非“鄰里效應”所能涵蓋。

阿格紐提出了情境理論，用以批判本體論的個人主義，併為檢驗和理解政治的複雜性提供了理論基礎。除此以外，情境理論在投票研究中也得到運用。地點-情境的視角強調選民、候選人、問題和資訊的地理配適性，而非政治行為的普遍原因。研究者們都認為，“選舉行為只能通過了解其發生的情境來理解”。唯一的區別在於，此處所說的地理情境是否僅限於選民或政治參與者的直接環境，還是從地方到全球的地理情境。

透過上述回顧，本文稱那種將地理情境效應限定在鄰里層面的思路為“弱情境主義（weak contextualism）”，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地理空間性的全部含義。這就使得許多關於政治情境的研究從與地理位置的聯絡，轉向了基於社會互動和社會網路的情境概念。而阿格紐的“強情境主義（strong contextualism）” 假設個人行為和情境設定之間的雙向互動聯絡。這一觀點將‘人類主體’（能動的人）的理論首要性和‘社會地理’（行為的背景）的分析首要性結合了起來，將人類主體和社會情境綜合起來分析，而不陷入“微觀-宏觀”的分析兩難。

本文認為，回到對地點的理解可以提供一個有用的起點。政治學家如果可以結合地理學家對地點的理解，會提升他們研究的理論和分析的深度。也即是說，從阿格紐的理論中得出的基於地點的情境理論，可以為政治學中越來越多的情境研究提供嚴格的理論基礎。

新舊制度主義中的地理問題

政治學學科的奠基人同時也是地理思想家。美國政治科學始於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空間思維在第一代大學政治科學研究中就很盛行。可以說，如果沒有地理學知識，整個JHU（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研究都將難以成立。其中的學生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約翰·科蒙斯（John R。 Commons）、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Fredrick Jackson Turner）等人，他們研究所用的主導正規化是舊制度主義。赫伯特·巴克斯特·亞當斯（Herbert Baxter Adams）是這一學派的創始人，他的研究深受制度主義經濟學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的影響，並提出瞭解釋美國政治發展的“菌群理論（germ theory）”。

與威爾遜同時代的弗雷德裡克·特納1893年的論文部分章節就與地理歷史有關，提出假設說北美民主政治文化和邊境定居過程之間存在結構性聯絡。特納拒絕了亞當斯的“細菌理論”，不認可所謂北美政治機構源出歐洲的觀點，而是堅稱一種特別適合於美利堅民族的理論，一種美國本土特有的理論。因為存在明顯的歷史經驗的缺漏，他的論文字身並不值得讚賞；但他的論文揭示了一個更有前景的理論：地理制度主義。

例如，就整個20世紀的美國曆史來說，如果沒有美國公司的全球影響力，兩位羅斯福總統時期美國大張旗鼓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同樣，美西戰爭、美國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由美國的國際貿易問題引起的。如果成立於20世紀的大部分行政部門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局勢的影響，那麼這些部門從一開始就註定帶有地理的性質：這些部門明顯地帶有地方的、洲際的和全球的印記，因而對其性質、運作和資源的界定也同樣是地理性質的。因此，儘管特納一系列邊境民主理論已經過時了，但他和亞當斯關於政治機構的歷史空間性卻是正確的。同樣，威爾遜也正確地指出，國家是由“歷史的和現實的”機構組成的。

新制度主義

與政治地理學一樣，新制度主義的起源主要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多達七個學派都在使用“新制度主義”這個術語。“新制度主義”的主要內容如下：

“規範制度主義”強調製度規範塑造其成員行為的方式。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實際上是對理性選擇理論的修正，它將個人置於“規則和激勵”的制度中，從而在給定的政治體系中保持“平衡”。

“歷史制度主義”認為，政策和治理更普遍地“路徑依賴”於“最初的政策選擇，以及它們及時產生的制度化承諾”。

歷史制度主義一詞是由斯考克波（Skocpol）創造的，並由斯坦莫（Steinmo）等人進一步概述。這種“時間中的政治”的觀點是一種發人深省的歷史形式的政治學，甚至讓人想起埃德蒙·伯克和托克維爾的研究，這兩位先驅就曾認為，政府治理中包含著持久的群體和傳統因素。在這一學術傳統中，“制度”最明確的定義是“在一段時間內支配著社會生活某一關鍵領域的規範化的或沉澱形成的行為或行動原則。”正如新舊制度主義所充分表明的那樣，制度是人類社會的生活結構。歷史制度主義流派中的第一個偉大里程碑是《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在書中，斯考克波以國家為分析中心，對摩爾的極權主義“社會起源”解釋提出了質疑。斯考克波指出，這種差異可以由俄羅斯和中國不同的治理制度和結構來解釋。在美國政治研究領域中，斯科羅內克（Skowronek）的《建立一個新美國》（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表明，國家建設始於19世紀末。不同於威爾遜對美國憲法中正式治理結構的關注，他將美國政府描述為一個實際上是“法院和政黨的國家”。

斯科波爾、斯科羅內克、斯坦因莫等人，以及這一流派的研究毫無疑問地表明，當代西方民族國家都實行民主制度，並實踐普遍正義的自由理想，儘管有其不可還原的特殊之處，實際卻被拜占庭式的歷史根源所束縛，即路徑依賴。

新制度主義中的空間化路徑

歷史制度主義者與地理學科的研究框架如此接近，但前者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例如，“路徑依賴”作為一個引人注目的隱喻，正是在說，在地理空間中可以追蹤到一條路徑。畢竟所有人類行動必須發生於特定的地點。另外，奧倫和斯科羅內克（Orren & Skowronek）儘管也經常使用空間隱喻，但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些隱喻以地理空間為基礎。因此本文認為，應該更廣泛地研究諸如“地點”等空間術語和概念的含義。

歷史制度主義的一個核心前提是國家相對自主性。從空間的角度重新考慮這個概念，可以大大擴充套件它的描述力和解釋力。基於社會基礎的國家自主性是其持續時間的函式，而從哲學上講，持續時間指稱的是空間的固定性。所以這一概念可以理解為，國家或其任何管理和組成部門，在其領土內相對於其他社會形式的變化而保持自身存在。新制度主義的另一個基石是對社會驅動的政治政策、權力和變革模式的批判。大量研究表明，只有當國家的現有結構具有可達性時，群眾、選民和利益集團才能被動員起來。

本文透過上述幾個例子要說明的是，對政府治理和政治參與的空間化研究尚存巨大潛力。透過擴充套件空間分析框架，可以溝通制度主義的選舉分析和政治行為研究。

未來展望

政治學一般致力於用抽象的、統一的空間進行分析。人文地理學家強調政治地理學中的地點和空間的共生性。新制度主義者透過揭示結構與制度的豐富變化、互動年份，以及生命週期，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新的分析工具，但也迴避直接考慮制度的空間性問題。

如今我們處在這樣一個節點上，政治地理學（以及更普遍的人文地理）領域所產生的概念和框架，可以使本文關於“作為地點的情境”的討論，不僅成為選舉行為分析的主流，而且成為歷史制度主義的主流。如果地點、機構可以被視為情境，並且機構的創生會留有印記，那麼大規模的政治參與和政府治理問題都可以而且應該被對映到特定的領土性地理之上。透過將制度主義和政治行為的工具和概念做空間化處理，可以使我們在政治學和政治地理學這兩個學科之間建立一座橋樑。

編譯 | 安 安

稽核 | 查 皓

終審 | 李致憲

Political理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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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標題：《頂刊編譯｜當政治遇見地理：政治性地點與制度性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