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編譯 | 和解與無政府狀態的再造——基於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綜述

和解與無政府狀態的再造——基於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綜述

摘要：

長期以來，主流的國際關係學者大體上忽視了和解（reconciliation）這一國際政治中特殊的（亦或是最為困難的）合作建構形式。出於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考量，此篇綜述文章旨在推進和解成為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和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更為重要的領域。在對新近出版的著作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本文討論了有關國家間和解的四個議題：群體情感與群體政治的相互作用、記憶的制度化、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以及方法論問題。對上述議題的深入理解有助於拓寬國際關係、比較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閾。

作者簡介：

唐世平，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文獻來源：

Tang， S。 （2011）。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63（4）， 711-749。

［本文推送得到了作者授權，中文譯文發表在《國際政治科學》雜誌2012年第一期，題為《和解與無政府狀態的再造——基於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綜述》。理論志的編譯文章受到了該譯文的啟發。］

本文作者唐世平

教育部長江學者，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複雜決策分析中心”主任

過去未曾消逝，甚至從未過去。

——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

——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

長期以來，主流國際關係文獻基本上忽視了和解（reconciliation）這一國際政治中特殊的（亦或是最為困難的）合作建構模式。目前關於和解的研究大多聚焦於道德與倫理維度，例如寬恕是否和真理與正義相相容，以及何種正義最為可取。國際關係學者則更為關注一些特定的和解是如何達成的，以及為何一些和解得以成功（例如法德），而有的卻收效甚微。作者認為，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將有助於設計出更好的促進和解的政策。

以近期出版的六部著作為基礎，本文將分為七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借由概念界定和問題澄清以奠定本文的分析基礎。其次對相關著作進行簡要總結。隨後討論有關國家間和解的四個議題，即群體情感與群體政治的相互作用、記憶的制度化、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以及方法論問題。最後為結論部分。

一、概念界定與澄清

和解是廣義的和平研究的一個維度。為避免對和平程度的不同劃分導致的混亂，本文提供瞭如下表格（表1）。

（左側標籤之後的阿拉伯數字表示和平的程度，數字越大則和平程度越高。本表建立在對若干著作進行批判性梳理的基礎上。）

和解可以指代雙重含義，一是雙方在衝突之後謀求和解的過程，二是雙邊關係的某種狀態。為避免雙重語意引發的混亂，本文中的和解特指兩個先前的敵對國家建構暖和平（warm peace）的過程，而並非和平本身。

如上表所示，本文使用“形容詞+和解”的形式來描述雙邊關係的狀態。在一次劇烈衝突結束之初，兩個原先的敵國間的關係是冷和平（cold peace）。歷經邁向和解的初始步驟後，雙邊關係可以達到淺和解（shallow reconciliation）。最終，經過一段時期的積極而有效的和解，有望達到深和解（deep reconciliation）或暖和平（warm peace）的狀態，此時衝突已經不可想象。按照主體來劃分，和解可以分為群體間與個體間和解，其中群體間和解又可分為國家內部的和解與國家之間的和解。本文所評述的著作大體上聚焦於國家間的和解。

作者還區分了三種類型的道歉，一是防禦式道歉（defensive apology），即對自己的錯誤拒不承認；其次是開脫式道歉（exculpatory apology），將其過錯歸咎於外部情勢所迫，從而規避道德責任；其三是真誠的道歉（genuine apology），即承認錯誤、承擔責任並真心悔悟。

二、文獻回顧與簡評

本文回顧的文獻主要包括三本專著及三本編著。三本專著均出自國際關係學者之手，普遍運用了比較案例研究方法，而三本編著則包含了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的研究。

（1）林德（Lind）對法德與日韓和解的研究

在經驗層次，林德將二戰後的日韓關係劃分為四個階段，將二戰後西德和法國的關係劃分為三個階段。在理論層次，林德指出，加害國對其過往罪行的記憶和悔過是塑造受害國的威脅感知的關鍵因素。她得出的三個關鍵性發現是，首先，國家對以往暴行的否認將加劇受害國對其意圖的不信任。然而，不信任並不必然轉化為高度的威脅感知，因為威脅是由能力和所認知的意圖所共同塑造的。其次，懺悔並非20世紀60年代德法和解的必要條件。其三，加害國的道歉可能激起國內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這在日本尤為顯著），從而對雙邊關係產生負面效果。

本文作者指出了上述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兩個問題。首先，林德未對術語進行嚴格界定，從而導致理解上的含混不清。其次，林德未能解釋為何德國的道歉沒有引發國內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國內反對聲音的出現是需要解釋的現象，不能將其作為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展示出來就草草收尾。

（2）何憶南對中日和解的研究

何憶南利用中日和解和德國-波蘭和解的案例印證了她的“國家神話建構”（national myth making）理論。國家神話包括美化自我、粉飾自我、誹謗他人三種形式，而不良的國家神話將阻礙加害國和原先的受害國的互動。何憶南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國家應首先在歷史研究領域進行合作，達成一致性的歷史敘事，隨後再履行賠償手續。

本文作者對此主要有兩點批評。首先，何憶南提出的政策建議可能缺少經驗研究的證實，因為一些深度和解的案例中（如英德和解）並不存在歷史研究的合作。其次，何憶南的“國家神話建構”理論類似於建構主義理論，她將其置於現實主義理論的對立面。事實上，防禦性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都有助於增進對和解的理解，不應被用來彼此攻詰。

（3）庫普錢（Kupchan）的案例研究

庫普錢綜合吸收了卡爾·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安全共同體理論、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思想和建構主義理論，力圖將現實主義、商業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納入一致性的框架之中。庫普錢指出了三種推進和平程序穩步向前的因素，即國內的制度性約束（促成因素）、可相容的社會秩序（必要前提）以及文化共性（必要前提）。最為重要的是，他強調僅僅著眼於和平的進展是不夠的，我們也應對和平與安全共同體的退化予以關注。

（4）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

勒博、康斯坦納和福古（Lebow， Kansteiner and Fogu）的研究考察了歐洲國家的制度性記憶（institutional memory），即由政治或權力生產、傳遞和實施的記憶。長谷川毅（Hasegawa）與東鄉和彥（Togo）的研究則分析了日本及其二戰中的主要受害國（中國、朝鮮和韓國）之間的和解障礙和民族主義問題，展現了在東北亞地區謀求和解的極端複雜性和挑戰性。

（5）社會心理學研究

尼德勒（Nadler）等人的研究主要關注國內群體間的關係，強調社會情感性和解（socioemotional reconciliation）和工具性和解（instrumental reconciliation）的二元劃分。唐世平對此進行了批判，認為在分析群體間關係時，社會心理學家將現實主義理論與符號性的/心理需求理論相對立，此二元對立如同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將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相對立一樣毫無意義。

三、國際關係中的心理學與政治學

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社會心理學的演進，國際關係學最初引進的是理性主義認知路徑，因而忽視了個體與群體的情感因素。近年來，若干國際關係理論家開始呼籲將認知與情感兩個因素結合起來理解國際政治。

群體心理學和群體政治學之間的互動有助於促進對和解問題的理解，這一互動突出體現在對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分析之中。族群中心主義是群體層面上的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其本質是人們希望維護本群體相較於其他群體的積極形象。族群中心主義將釋放需求和壓力，而政治參與者將屈從於這些壓力並形成惡性迴圈，其後果是相互失望、憎惡和敵視。

對於加害國而言，他們往往採取拖延、逃避和粉飾過去的方式拒絕承認罪行，希望將其不光彩的過去逐漸隱沒在時間長河之中。這種做法的目的主要是：（1）保護群體的集體認同；（2）鑄造積極統一的國家認同；（3）動員民眾進行衝突後的建設；（4）為逃避責任提供合法的基礎。對於受害國而言，他們往往不願意輕易饒恕加害國，即使加害國已經表示了誠摯的歉意並進行了補償，這表明受害國拒絕承認加害國的積極形象。

本文進而分析了一種將群體心理學和群體政治學相聯絡的理論工具，即安全困境與螺旋理論。該理論強調，群體心理和群體政治的相互作用會將雙邊關係引入惡性迴圈的泥潭之中。其傳統上的關注點是恐懼和錯誤知覺（misperception），但它可以很容易地將族群中心主義、仇恨和對地位的關切等心理因素囊括其中。如果能夠被恰當解讀，這一理論模型有望建構一個更為統一的關於衝突與合作的理論。

四、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

相較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衝突研究近年來的蓬勃發展，關於合作的國內政治研究卻遠遠滯後了，對於和解的研究則更是如此。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作用是理解和解之成敗的重中之重，然而，本文考察的文獻卻並未明確地對這一相互作用進行理論化處理。

（1）國際政治對和解的國內政治的影響

幾乎所有學者都注意到，冷戰嚴重阻礙了戰敗的軸心國與其原先的受害國之間的和解，不論這些受害國身處哪一陣營。對於加害國而言，若受害國處於冷戰中的敵對陣營，則和解鮮有實際價值。兩個超級大國也不願看到甚至阻撓兩德、義大利和日本與它們曾經的受害國之間的和解，尤其是這些國家隸屬敵方陣營的情況下。

擁有一個強大的共同盟國也並不一定對和解有所裨益。冷戰期間，美蘇兩國時常向曾經互為敵手的小國盟友進行施壓，以促進其重修舊好並維護兩大陣營內部的團結。例如，蘇聯積極向東德及其受害國（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施壓，要求其修復關係，這實際上阻礙了國家之間真正的和解。

（2）國內政治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影響國際和解的兩個重要國內政治因素是政治領導人的變化與代際更替。首先，在德日兩國，更為坦率的致歉都出現在國內政治鐘擺偏向自由派之後。在德國是由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領導的社民黨，在日本是由新黨的細川護熙（Morihiro Hosokawa）和社會黨的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領導的非自民黨聯盟。其次，和解的關鍵在於克服來自國內的阻力，因此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代際更替。儘管勃蘭特的道德信念的作用不可小覷，但聯邦德國的代際更替無疑使得“新東方政策”（Ostopolitk）更易於為民眾所接受。同樣，隨著戴高樂時代的消逝，法國得以更加容易地突破其在二戰中的複雜角色的禁忌，從而使得雅克·希拉剋（Jacques Chirac）與猶太人的和解嘗試變成可能。

本文進一步指出，和解是一片難得的研究沃土，有助於探究國際國內政治的相互作用對國際合作的影響。就國內而言，我們應該考慮以下因素：政體型別、政權安全、社會凝聚力（精英與大眾兩個層面）以及領導人偏好。就國際或地區而言，一些重要因素包括權力分配、區域政權聯盟、外部力量的存在與否、區域性組織、區域身份認同以及全球規範（如二戰後的人權規範）。

五、記憶的制度化與和解

一切族群與國家都擁有某種集體（或群體）記憶，這種記憶往往具有顯著的韌性。它構成我們的集體認同，而認同反過來也會塑造我們的記憶，即二者相互建構。所有的集體記憶，包括對過往衝突的回憶等，都是神話建構、制度化和社會化過程的產物，其間存在強有力的路徑依賴。此過程立足於政治權力，因而本質上為政治過程。本文討論了其中的兩個關鍵維度——施動者（agent）與渠道。

（1）施動者：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

首先，歷經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的結構主義革命，政治學與國際政治學逐漸忽視了對個人領導力（leadership）的研究。實際上，成功的和解需要有效的政治領導，具備強烈道德信念和關鍵政治技藝的領袖將在和解程序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將領導力劃分為道義性與工具性兩類。一個卓越的領袖既要利用道德信念激勵人民謀求更為公正的結果，也要能夠憑藉高超的政治技藝以實現目標。然而，在面臨和解問題時，上述兩種領導力有時會彼此衝突。例如，相較於反思歷史問題，阿登納更為關注戰後德國的重建，戴高樂也更關心重塑法國民族精神，因此延緩了德法和解的程序。

其次，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利用自身的地位、聲望和和知名度來重塑話語體系，進而影響正義程序。例如，德國的阿多諾（Adorno）和哈貝馬斯（Habermas）參與了關於德國曆史的辯論，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修正主義者試圖洗白納粹歷史的企圖。實際上，領袖與公共知識分子還攜手塑造公眾輿論，那些否認和掩飾歷史罪行的嘗試也往往被冠以“學術研究”的名目。

（2）渠道：媒體與教育

如果對集體記憶的重塑是和解的關鍵，並且和解只有透過交流才能實現，那麼兩種交流渠道——媒體與教育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首先，受害國和加害國都會透過媒體（主要是電視、電影、報刊和文學作品）來重塑或加強集體記憶。其次，教育是再造與重構下一代的集體記憶的關鍵，因而一直是思想鬥爭的主戰場——得教育者得未來。因此，左翼與右翼往往圍繞歷史教科書的編撰權展開政治鬥爭，因為這將影響未來一代的歷史觀念。

六、方法論問題

本文所回顧的研究都採用了某種形式的比較案例研究法，這一部分討論了與之相關的兩點方法論問題。

（1）時間範圍、系統效應與因果困境

在一個系統內部，行為可以產生四對交織重疊的影響：事件與非事件、直接與間接、有意與無意以及即時與滯後。此外，時間也是理解和解的一個重要維度。如果將系統效應和時間進行疊加，我們將得到一個十分複雜的認知圖景，使得在原因和結果之間搭建合適的因果橋樑變得愈發困難。

本文認為，哥維爾（Govier）和林德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存在因果聯絡的謬誤。林德發現日本的道歉並不一定促進和解，反而可能誘發本國國內的抗議。實際上，如果從一個較長的時間範圍來看待該現象，會發現確定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絡是比較困難的。比如，日本“半心半意”的道歉招致國內抗議，而德國真誠的道歉卻並未導致如此強烈的抗議。其原因可能是日本從未有偏左翼的政治聯盟長期執政，而勃蘭特領導的社民黨卻在1960-1982年間長期執掌德意志政權。此外，防禦式或開脫式的道歉可以在短期內獲得民意支援，但長期來看，真誠的道歉可能會促進本國的悔悟和教育改革，從而為長遠的和解創造有利條件。

（2）和解中的路徑依賴：關鍵時刻與轉折點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意指一些重要的階段與事件固化了某種特定的路徑。具體就和解而論，權力和記憶的制度化是路徑依賴的主要來源，大部分不完全的和解都可以歸咎於記憶制度化中的路徑依賴。

首先，在衝突剛剛結束之時，如果具有道義優勢的勝利者能夠對加害國進行徹底的清算，將為雙方的後續和解鋪平道路。成功的案例是戰勝的同盟國要求西德承認歷史，並與法國、猶太人和以色列修復關係。其次，如果勝利者未能在此階段對加害國進行徹底清算，將形成負面的路徑依賴，阻礙和解程序。例如，冷戰中的美國更關注將日本打造為前沿遏制陣地，而非督促其檢討歷史罪行，這一做法顯然後患無窮。

本文還格外強調，在順序歷史敘事的基礎上，還應該重視一些轉折點對突破路徑依賴的作用。例如，法國前總統密特朗（Mitterrand）於1994年承認了其維希歷史，以及1970年西德前總理勃蘭特（Brandt）舉世聞名的“華沙之跪”都成為了國家間和解程序的轉折點。

七、總結

本文最後強調了和解的兩方面理論意義。首先，成功的和解強有力地證實了建構主義關於無政府狀態可以被重塑的觀點。未來的研究應該建立在對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進行綜合的基礎上。其次，建構主義關注共同的身份認同，然而本文所評述的著作則普遍認為，國家形象的轉化可能對長期合作更為重要。

和解與人類社會最深沉的情感、最困難的政治問題緊密相連。鑑於這一主題的複雜性與挑戰性，任何提出政策建議的嘗試應該恪守審慎的準則。在未來的研究中，作者也希望看到法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能夠就此議題集思廣益、通力合作，為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解提供交叉學科的路徑。

編譯｜張家懌

稽核｜anders

終審｜李致憲

Political理論志

前沿追蹤/理論方法/專家評論

ID： ThePoliticalReview

原標題：《頂刊編譯 | 唐世平：和解與無政府狀態的再造——基於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