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光杯 姐妹倆

我和七歲的妹妹坐在老宅大門的青石門檻上，玩翻花繩遊戲。我們將繩子繞在十指間，手指插在繩間的空格里，交替繞出一幅幅不同的圖案。我一邊挑繩，一邊看妹妹，她小鼻子、小嘴巴，細眉細眼的，松黃的毛髮耷在小腦袋上。她太瘦了，臉上、身上幾乎不長肉，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妹妹挑繩時呼吸有點兒氣急，因為她有氣管炎，每次氣管炎發作，父親都要揹著她到二十多里外的衛生院去看病。母親說，妹妹晚上睡覺太會哭鬧，忙累了一天活的父親總說扔掉算了。妹妹玩遊戲時還露出一隻皺巴巴的右手背，那是烘火時打盹把手伸進了火堆，被火燙傷後留下的疤痕。

看到妹妹的模樣，父母常當著我們的面騙她，說她是“討飯佬”生的，是父親從兩村交界的灰棚裡撿來的。妹妹聽後完全相信，每次看到衣著襤褸的討飯佬，她都會快速躲起來，擔心被討飯佬抱走。我不管她是撿來的還是爸媽生的，都把她當我最親愛的妹妹。我們姐妹總是一起玩、一起幹活，還常拍著小手用寧波話唱這樣的兒歌：“我家阿姐是阿姐，人家阿姐是飛機（土話“姐”與“機”同音）；我家妹妹是妹妹，人家妹妹是酒杯；我家弟弟是弟弟，人家弟弟是荸薺。”

正玩著翻花繩遊戲，門口傳來“嘚隆隆，嘚隆隆”的聲音，我們一聽就知道是雞毛換糖的義烏貨郎“長子”來了。我們互相看了一眼，扔下花繩，甩開步子衝向貨郎的擔子。貨郎瘦高的個子，一邊大聲吆喝“雞毛換糖咯！”不時有人循聲而來。“長子”的擔子裡有針線、夾針、皮筋、彈珠、頭花、鏡子、橡皮、鉛筆、手電筒、棒棒糖、衝管糖等，都是我們喜歡的。我們盯著擔裡的東西，誰也不捨得將視線移開。

“小妹妹，回家拿雞毛可以換棒棒糖吃哦。”“長子”說。

“阿姐，我要吃糖。”妹妹說。我飛快地跑回家，問奶奶家裡有沒有雞毛，奶奶說沒有。我只得從床頭的鐵盒裡拿出幾分“私房錢”，買了兩根棒棒糖。我們先自覺地咬一點點糖拋向空中，那是分享給天上的老鷹吃的，這是我們小時候吃糖的規矩。我們不捨得把糖咬碎吃，吃完糖，我們將糖紙罩在眼睛上，霎時，遠山、白雲和房屋變成了模糊的彩色。

我們總是將糖紙集起來，一張張都放在枕頭下壓平。我們坐在門檻上，將一張張糖紙折成一艘艘小船，放到後坑溪裡漂，我們不知道這些小船最終會漂到哪裡，也不知道外面是怎樣的世界。對我們來說，小村就是我們的天、我們的地，更是我們永遠的家。平時，除了看電影，每隔一段時間，義烏貨郎的出現就是孩子們的節日。我們從貨郎擔裡東西的變化感知外面世界的變化。我們盼望貨郎的到來，就像盼望春天的葡萄藤上開滿米粒般的小花。後來，不知什麼時候，貨郎不來了，我們的心裡好像有過一陣失落。但當我們離家到鎮上讀書時，看到滿大街的店鋪和東西，貨郎擔裡的東西便成為老相片裡的記憶了。

我和妹妹上學後，我們一邊讀書，一邊幫家裡幹活。我家養了一窩雞、幾隻鵝和一群鴨。每天一放學，妹妹總是和我一起把鵝趕到後坑溪岸上吃青草，每人手上拿一把烏筱絲。後坑溪是我們兒時的母親河。鵝們在岸上吃草，我們赤足在溪裡翻螃蟹。當鵝的脖子被青草填粗後，我們又拿著烏筱絲，跟在鵝身後，看它們高昂著頭，雪白的頸脖上嵌著黃色的嘴巴，在晚霞中一搖一擺神氣地回家，前面走著一頭不急不慢勞動歸來的水牛，頭頂上盤旋著一群自由飛舞的紅蜻蜓。

我們把鴨子從豬欄趕進稻田。鴨子們獲得瞭解放，展開翅膀在稻田裡撒歡，扁嘴巴順著稻禾的水溝找螺螄和泥鰍吃。當天邊的雲彩由紅轉暗，我們才捲起褲管，沒有片刻猶豫，赤腳踏進烏油油的泥田，爛泥從我們的腳趾縫裡凸起，我們的小腿頓時變成了泥腿。晚風中，我們在水田裡一左一右揮動竹筱，我們被泥水包裝成大花臉，衣服也變成點子衫。鴨子在我們的追趕下，將稻田攪得“嘩嘩”響，那是它們與稻田互動的歡愉。

放鵝趕鴨，都是我們姐妹倆自覺且樂意的行為，我們說不出那樣的生活究竟是快樂還是憂傷，但那時的我們，跟家裡的雞鴨鵝一樣，在田園和小溪的懷抱中長大，我們沒有做不完的作業，也從沒聽說過五花八門的校外培訓班，我們過的是田園牧歌式的放養生活。（孟紅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