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在1943年：往事太多了，回憶不過來

昨天（3月5日），著名企業家褚時健逝世，享年91歲。

褚時健是雲南紅塔集團有限公司和玉溪紅塔菸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原董事長、褚橙創始人，先後經歷兩次成功的創業人生，被譽為“中國菸草大王”和“中國橙王”。

下文選自《褚時健傳》，由中信出版社授權刊發。

口述| 褚時健

作者｜周樺

1943年，到處都在打仗。雖然我們家生活的那個叫矣則的小村子一直沒有什麼戰火，顯得很安寧，但我的父親還是在那一年因為戰爭過世了。那一年他42歲，我15歲，是家裡最大的孩子。

我其實不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因為上面兩個哥哥都在很小時候就夭折了，本來排行老三的我就成了家裡的長子。作為家裡的老大是要給弟弟妹妹們做榜樣的，所以我小時候不敢調皮。在那個年代，醫療條件不好，夭折的孩子很多，我的兩個哥哥都因為生急病，醫藥條件差，家裡無力救治。對他們我沒有什麼印象，只是小時候經常聽我母親提起。

對父親我的印象也不太深，雖然他過世的時候我已經15歲，是懂事有記憶的年紀了，但我和他相處的時間並不算太多。那時他長年在外做生意，家裡主要是我母親在操持。

父親做的是木材生意。回到家的時間，他大都到山裡去收木材；把木材拉回家後，按長短粗細分好類，然後搭火車把木材運到箇舊賣給錫礦，礦裡用來做礦洞裡的鑲木或者燃料。就是靠著父親的生意，家裡還算有些家底積累。但是沒想到，1942年，父親運木材的途中，在現在雲南紅河州彌勒縣的巡檢司鎮，當時的一個鐵路小站，日本飛機從越南飛過來，沿鐵路線投擲炸彈，我父親被氣浪震傷。一年之後，他就過世了。

父親平時很少和我說話，說得最多的時候大概就是每次他從山裡收木材回來後，叫我拿著尺子幫他丈量一下木材，一根一根記錄好，這樣他好分類。偶爾他會和我母親說說外面做生意的事情，但似乎也都是三言兩語。在我的記憶裡，父母都是比較沉默的人，並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我也有這樣的性格特點，應該就是來自他們。

但父親的性格其實在他們兄弟三人中是比較特別的。我父親兄弟三人，還有一個姐姐。作為長子的大伯自小學業優秀，他後來做了華寧縣青龍區（也就是現在的華寧縣青龍鎮）區長。我從記事起，大伯一家就一直住在青龍區祿豐火車站附近，和我們的村子有些距離。三伯性格很內斂，比起我父親更是寡言少語，家裡人都說他老實，但我覺得不應該用“老實”兩個字形容他，因為他經常出門跑生意，應該是個很機靈的人。姑姑排行老二，很早就嫁到了十幾裡外的魯伯比。我父親是家裡的小兒子，排行老四。可能是因為“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父親的性格顯得比自己的兩個哥哥要機靈活潑一些，雖然在學業仕途上他比不上大伯，但是他長年出門在外，跟各種人打交道，在我們那個地方，也算得上非常有見識的一個人。

《褚時健傳》

作者： 周樺

版本： 中信出版集團 2015年12月

在父親過世之前，我從來沒有把“死”這件事和父親聯絡在一起。那時母親一個人在家裡操持農活兒和家務，我們兄妹幾個還小，能幫她的地方不多，家裡自己耕種的水田也只有一兩畝，所以父親是家裡頂大梁的支柱。就像當時所有的農村家庭一樣，男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角色。

父親去世前幾年，我的奶奶、爺爺還有我的三伯，都因為生病相繼過世。親人過世，小孩子的心裡不懂悲傷，更多還是恐懼，覺得再也見不到這些親人了，害怕不能再相見。爺爺奶奶過世時，我看見父母親和其他長輩在哭，也知道這是件傷心的事，但自己還是沒有掉下淚來。老人病死，小孩夭折，在那個年代，是一件掀不起波瀾的事。

但父親的死不同。1942年被炸傷以後，他在家裡躺了將近一年，再不能出門做生意，簡單農活兒也無法幫助我母親。父親的情緒變得很焦躁，他覺得自己一個老老實實做生意的本分人，怎麼會碰到這麼倒黴的事？他經常罵日本人，覺得越南人、中國人實在可憐，就這樣受日本人欺負。——那大概也是第一次我對國事有所感觸，的的確確是國仇家恨。

一年之中，父親都在病床上躺著。母親除了忙田地的活兒，忙家務，還要想辦法到處買藥醫治父親，家裡的生計一下就變得困難起來。生活所有的擔子都壓在了母親身上，她真的太辛苦了，丈夫生病，娃娃又小，這個時候，也只有我這個大兒子能幫幫她。

1943年夏天，父親病了一年之後，去世了。那時我最小的弟弟褚時佐還不到1歲，對於父親，他一點記憶都沒有。生生死死，一下子在我面前具體起來。我明白，家裡所有的困境還會繼續，日子會越來越難過。父親的死，意味著我們家的生活會變成另一個樣子，母親、我、我的弟弟妹妹們，我們的命運都會改變。

死，真的會改變很多東西。以前我沒有體會到這一點。死意味著永遠離開，意味著你本來正在做、應該做的事情再也沒有辦法去做了。有些人本來可以因為你活著，可以生活得平平靜靜，但死會讓這個平靜永永遠遠喪失掉。父親的死讓我第一次感到死的可怕，也覺得活著真的很重要。對於家人，對於親人，活著就是一件好事。

我已經88歲，這麼多年，經歷了太多朋友、親人的死去。對於死亡這件事，我已經越來越平靜，也越來越忽略它。活著的每一天，把每件事情做好，盡好自己的每一個責任，就不白白過這一生。不要去想太多死亡的事情，它來或不來，誰也控制不了。

活比死要重要得多。

對於父親的死，家裡改變最大的應該就是我。我在故鄉那個小山村無憂無慮生長了15年，到了1943年，我一下就從少年長成大人。我這一輩子關於離別、關於責任、關於生活中大事小情的認識，很多都是從那時開始的。

那一年我開始像一個家長一樣承擔起家裡的經濟重擔，我把原本母親負責的烤酒房接過來，烤酒、賣酒。這個酒坊雖然只是爺爺留下來的酒坊的一半，但對我們家來說非常重要，我自己的學費要從賣酒的錢裡勻出來，我母親的日常花銷很大一部分也要靠它。

一個15歲的少年娃娃，獨自做烤酒這件事還是很不容易的。我現在偶爾還會想起當年那些場景，心裡有些恍惚：我到底是怎麼過來的？700斤的苞谷（玉米），要從浸泡、蒸，到發酵、出酒，全部完成已經不簡單，要做好就更不容易。

但我必須要完成，必須要做好。除了我，家裡沒人能幫我母親做這件事。酒烤不出來，我的學費就沒有著落，家裡的開支就成問題。而且，好酒才能賣出好價錢。

我記得蒸苞谷是個很磨人的環節，幾百斤苞谷，要用特別大的甑子，放在柴火灶上通宵通宵地蒸。我把白天泡好的苞谷一鍋一鍋放到灶上，自己就守在灶邊。蒸的過程要不斷加柴火，也要不斷翻攪甑子裡的苞谷，不然就要熄火或者燒煳。以前我看別人蒸時就留意估算了一下，大致兩個鐘頭就要加一次柴，翻一次鍋。本來蒸苞谷最好是整夜不睡，但是無論大人小孩都很難做到。我有心事，睡到兩個小時肯定醒過來，一晚上醒個好幾次，苞谷也蒸好了，柴火也剛剛好，不浪費。你問我咋個醒得過來？我也不曉得啊，大概因為心裡記住這件事，有責任心，想不醒都不可能。我現在還是這樣，說好幾點起床，我一般提前個三五分鐘總能自己醒，不用鬧鐘。那個時候烤酒蒸苞谷，半夜裡時不常就聞到隔壁酒坊有刺鼻的煳味傳過來，我就想：哎呀他們又睡迷糊了，苞谷又蒸煳了，浪費了好可惜！

我從小就知道自己做事總比別人要做得好，因為我認真，負責任，心裡有譜氣。同樣是烤酒，我一般兩斤半苞谷就能出一斤酒。春節過後天氣暖和，有時兩斤苞谷就出一斤酒，別人怎麼都要過三斤苞谷才行吧？

烤酒過程中發酵是最重要的過程，發酵期間要有37~38攝氏度的溫度。苞谷蒸熟以後，把酒麴撒進苞谷，放進發酵箱裡。箱子裡面溫度只要夠，一次升溫，出的酒就一定多。這個道理也是我慢慢琢磨出來的。剛開始烤酒時，大人也不怎麼往細了說，只是讓我發酵時要關門。我問他們為什麼，他們只回答我說“怕冷風”。我就想：哎喲你還不告訴我，不就是溫度的問題嗎？關門我肯定學會了，另外每次蒸苞谷時灶裡會掉一些炭下來，我不扔它們，用爛鐵鍋裝了，塞到發酵箱下面和邊上，這樣一來屋子裡的溫度慢慢就高起來，發酵就有了保證。我記得用了這些方法後，第一、二次出酒率一下就高了15%。從那以後我就懂得了，做什麼事都要會觀察，會總結，找到規律。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規律搞清楚了，辦法就出來了。悶著頭做事不動腦子，力氣用盡了也不一定有好收穫。在我們現在的橙子基地，我經常和那些作業長說：你們不要傻做，要學會掌握技術，不要以為搞農業流點汗水就可以了，大老粗才那麼想事情。

做事情找規律就是你心裡要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賬，莫糊塗。烤酒這件事好像是老百姓都烤了多少年，經驗都在肚子裡，動手做就可以了。其實不是這樣，我會拿個小本子，記一記，苞谷用了多少，燃料費花了多少，請小工背到鎮上花了多少人工費，簡簡單單都要記下來；賣完酒後，算一算，盈餘了多少，這一次和上一次有什麼差別。這筆賬你心裡不弄個一二三，我看這個酒烤得就不算成功。那個時候莫看我年紀小小的，其他人烤的酒沒有我出酒率高，賣的價錢也沒有我好。我那個時候烤到經驗多了，敲敲酒缸我就知道度數有多高，現在這個本事我還有的。村子裡其他大人恐怕都不理解，怎麼我一個娃娃烤的酒比他們的要好，其實就是認不認真，會不會做成本核算。

我後來做企業也是這樣，認真很重要，成本核算很重要。

褚時健又被稱為“中國橙王”，靠橙子家喻戶曉。圖片｜視覺中國。

有時我在想，雖然因為家庭出現困境，很辛苦的環境中我開始幫家裡烤酒，每天真的很累、很辛苦，但也得到很多人生經驗和做事經驗，這些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很大。特別是幫著母親當家以後，責任心促使我要擔當很多事，性格上也修煉了好多。一個人小時候的環境的確很重要，老話都說從小看大，三歲看老。小時候的經歷，無論好好壞壞，都會給以後的人生經歷帶來很大影響。

那一年我還差點放棄讀書上學。1943年父親過世的時候，我差不多讀完了小學，我讀書讀得晚，15歲才把小學讀完。學習成績馬馬虎虎，也就過得去而已。我經常要逃學回家幫母親做事，哪有心思和精力去對付功課？所以我沒考慮太多，小學讀完就輟學回家了。母親大概還是想讓我讀書的，但我是老大，她也希望我幫她，看我自己沒上學的願望了，也沒有管我。

不讀書以後家裡有很多事要做，農活兒、家務活兒、烤酒的活兒，也要照顧弟弟妹妹們。有點空閒的時間我就去家門前的南盤江拿魚（捉魚），一個是為家裡添一點葷菜，另外我也喜歡拿魚。

村子裡很多差不多大的少年娃和我一樣，十五六歲都在家幫忙幹活兒，再長大些，十八九歲就該討媳婦生娃娃了。我父母也給我訂了一門親事的，是一個親戚家的女兒。但我當時年紀不大，這些事完全沒有放在心上。我也很少想到未來的事，家裡的困難不允許我想太多，能幫母親把家裡的事情幹完幹好就很不錯了。我一直記得我自己是家裡的老大，母親只有我一個幫手。

我們村子後面有一條鐵路，現在大家都叫它米軌鐵路，是法國人修的，我父親就是搭這條鐵路上的火車去開遠和箇舊做生意。這條鐵路對於我來說就代表了外面的世界，父親是我們家和外面世界的聯絡。我曾經也想到再大一些可以和父親一起到外面去闖一闖，也和父親一樣做做生意，看一看村子外面的人到底是怎麼生活的。但是父親的去世讓我徹底打消了這個念頭。也許，好好在江邊這個小村子一直生活下去也很好，有山有水，有地種，還可以烤烤酒。我和母親努努力，把家境搞好一點是有可能的。

但人的命運有時就是很奇妙，一個念頭就會讓人生的路轉了彎。有一天，我大伯的兒子、堂哥褚時俊從鎮上來村子裡。大伯是我家很有出息、很有威望的一個長輩，堂哥像他的父親，書讀得好，很有思想。他每次來我家都是我特別歡喜的事，這次他來，正是天熱的時候。我拉著堂哥去了江邊拿魚，那天運氣還特別好，一連拿了好幾條大魚。我們兄弟兩個高興得不得了，在江邊架了個柴火堆就開始烤魚吃。正是高興得嘻嘻哈哈的時候，堂哥突然說了一句話：“你不能在家待著了，你要讀書去。”我沒有應他，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很信任這位堂哥，他讀書好、有出息，對我也一直很好，所以他說的話我一直很重視。“你這麼聰明，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你都不知道。”堂哥又說。

時俊堂哥幾句話，攪動了我本來已經深深藏在心裡的想法。他說得對，外面有多大我都不知道，父親去過的地方我都沒去過，堂哥正在讀書的省城昆明我也沒去過，更不要說堂哥經常和我說起的北平、上海、法國、英國……

我後來才知道，堂哥那一趟，是專門為了勸我重新讀書而去的。他又找了我母親，我母親自然不會反對，她本來就希望我多讀書，只是因為家裡境況太糟糕，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隨著我的意思了。

於是，第二年秋天，在短暫輟學後，我重新開始讀書，而且離開了我自小生活的村子，到了昆明。

我到了年齡很大的時候，偶爾回想這段生活，才知道這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和我從小生活、沒有離開過的村子之間的聯絡就不再緊密，我和它之間那種與生俱來的緣分似乎也越來越淡。但是，人生走到晚年，越來越感到故鄉與別的地方不同，畢竟生我養我，我的根在那裡。曾經有幾十年，因為工作繁忙，個人境遇也不太好，我很少回華寧老家給父母、其他親人掃墓上墳，但是這十幾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安排時間去給過世的親人們上個墳。都說故土難離，雲南我是從來沒有離開過，但往小了講，華寧那個小山村我也很牽掛。現在家鄉和我生活在那裡時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七八戶人家變成了40多戶，100多人，熱鬧了很多，但他們的生活還是很艱苦。以前在菸廠的時候，我請技術人員教他們種點菸葉，想辦法幫他們增加收入。90年代的時候，有個港商想在雲南投資，我就介紹他在我家鄉附近辦了個檸檬酸廠，解決了點附近幾個村子裡年輕人的就業，後來聽說沒辦了，很可惜。現在我個人有了點錢，就幫他們搞點水，搞點路。有一年馮德芸（村委會主任）來我家和我聊天，說起村子前面的南盤江漲大水，他們撐船過江差點被沖走了的事情。我自己掏了些錢，又找幾個朋友募捐，總共籌集了220萬元給村子修了一座橋，這樣就解決了好多問題，起碼出行的問題是不用愁了。

我希望他們把日子過好一點。江邊可耕種的地本來就不多，大部分還在山上，灌溉是個問題。我給了他們70多萬，讓他們架一條水管，搞一臺水泵。聽說他們架了20多公里，可能管子還是小了點。現在衛生的水能進廚房了，也能幫到一點灌溉，山上的地不至於說荒就荒了。

現在老家的人除了馮主任他們幾個，我基本上也都不認識了。不過每年我會去附近的大黑者村上一次墳，老鄉們見到我都還是蠻高興的。

從1943年我父親過世，我在老家唸完小學，到1944年我到昆明，我遠離那個小村子已經70年了，不想還好，一想起來覺得歲月真的是很漫長。我很少回憶以前，往事太多了，回憶不過來，做人要朝前看。要不是你們問起，我不太願意對人講起過去。如果有人還願意聽一聽這些陳舊的故事，希望能給他們帶去一點人生的參考，僅此而已。

本文為獨家內容，由出版方授權刊發。作者：褚時健；周樺 ；編輯：徐悅東。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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