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謊言”

□ 吳 輝

一

“桂蘭嫂，快抱一個西瓜回去吃。”端午節假期結束，我們把西瓜裝車，準備帶回南昌，桂蘭嫂正好路過，母親一邊叫住她，一邊挑了個大西瓜往她懷裡塞。

“不要不要，我家也有很多。”桂蘭嫂一邊呵呵樂著，一邊往旁邊躲閃，好歹不接這個西瓜。兩個人就像打架，一個一定要送，一個一定不收。幾番爭讓，西瓜還是沒有送出去。桂蘭嫂解釋說，她家也種了三分地，今年雨水好，西瓜收得多。

鄰里相互送吃的，這種現象在農村千百年來都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是，有的年代不得不夾雜一些無可奈何的“謊言”。記得小時候，如果有人給我家送好吃的，我父母多半會謊稱“我們家也有”，其潛臺詞大概是，大家都不富裕，怎麼好意思要別人的東西，再說我家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回贈對方還人情的。

是啊，我家和桂蘭嫂家的西瓜已經多到了隨便吃的程度，再也不用為“收還是不收”之類的問題尋找託辭了。當下農村物質豐富的程度在桂蘭嫂“嫁到”我們村時是不敢想象的。

桂蘭嫂不是本地人，她1977年從老家四川逃荒出來，流落到了我們這個魚米之鄉，成了本村的媳婦。在她前後，還有不少她的老鄉（絕大多數是女性），也來到了這個陌生的異鄉。本地人給了他們一個統一的標籤——“四川佬”。從道理上說，人生而平等，可現實中貧窮常常又讓人低人一等。有些人為了有口飯吃，不得不背井離鄉。當年嫁往各地的四川籍女孩，命運也大抵如此。

本以為逃離了家鄉就逃脫了貧困，何曾想到在魚米之鄉吃飯也是個大問題。當年在我們村，大家雖然守著“金山銀山”，可“大鍋飯”的體制實在是無法激起人們的勞動幹勁。糧食滿倉、豐衣足食的美好生活場景只在宣傳畫上見過，真實的田地裡收成十分有限，大量的農民都掙扎在溫飽線以下。幸運的是，在她們到來之後不久，形勢起了大變化，國家改革開放，農村很快就分田到戶了。

這些遠道而來的“川妹子”“川漢子”們幹農活時都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桂蘭嫂身材矮胖，行動不快，她出畈時常常要經過我家門口，我見得最多的是她牽著一頭牛，早出晚歸。不過，他們一家見著自家的土地就緊盯不放、耕作不輟的韌勁，終於得到了豐厚的回報。農業收成不知道翻了多少番，一家人不僅再也不用為了吃飯穿衣發愁，如今還是行有汽車、住有樓房的小康之家。面對送上門上來、曾經讓人垂涎欲滴的大西瓜，也不用再編一些“我們家也有”之類的尷尬謊言了。

二

裝完西瓜，再往縫隙中塞玉米。

南方的主食是大米，無論平原還是丘陵，家家戶戶都大量種植，並不稀罕。而玉米、大豆、花生、油菜、芝麻和各種瓜果都是輔助性的經濟作物，只有丘陵地帶才播種，在市場上很走俏。這些經濟作物有的用來售賣變現，補貼家用；有的用來自家消費，調節口味。對貧困農家而言，輔助性經濟作物與大米一樣寶貴，大米是主食來源，沒有大米家裡揭不開鍋；經濟作物則是主要的收入來源，沒有它們農民出不了門。

一個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吃到一些米飯之外的零食，是十分奢侈的事，哪能像今天這樣西瓜、玉米用車裝，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呢？我記憶猶新的一個畫面是小時候農村流行的“換西瓜”：因為手頭少有現金，農民常常以物易物。每到西瓜上市，村裡最熱鬧的事就是來了小販換西瓜。男女老少都圍攏過來，西瓜擔邊，人聲鼎沸。換西瓜的，看熱鬧的，偶爾也有準備抱起西瓜撒腿就跑的，無論大人小孩，都饞得流口水。

父母總是承諾，收了大豆就去換西瓜。這裡的“大豆”一詞其實有很多替換，比如芝麻、花生之類，但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每一次都無法兌現。甚至，連我們小孩自己撿回豆莢一顆一顆剝出來的大豆，也被父母“沒收”，拿去賣了。

大豆是價格較高的經濟作物，那個時候一斤大豆可以賣一塊多錢，這可是農家實實在在的現金收入，是主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家裡建新房的資金就是這麼一塊一塊積攢起來的。父母怎麼捨得用這些容易換錢的經濟作物去換小孩的零食呢？

也不知道從何時起，“收了大豆就去換西瓜”之類的“謊言”就再也沒有聽到過了。這些年來，老家的種植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水稻仍是主要農作物，但所佔的比例低了很多。而用來改善生活的經濟作物更加多樣化了。現在家家戶戶都種瓜栽果，春去秋來，花果飄香。想吃什麼就種什麼，不需要跟誰去以物易物。比如父親抱過來一堆玉米，其實是後來才種的，主要是因為小孩愛吃玉米棒。農民手頭寬裕了，家庭種植計劃可以顧及不同年齡段家庭成員的個性需求。也有實在種不過來的，直接買，反正吃穿這方面早就不差錢。

父親還在一個勁地搬玉米棒，並不斷催促我多裝車。我在玉米堆中挑三揀四好一陣子，最終只選中了三個。父親高聲說道：“多拿點。”

“爸，這個玉米有點老了。你留著做玉米麵吧。”

聽我這麼說，父親也不勉強。他雖然不知道家庭飲食結構變遷方面的名詞，但是他實實在在感受過農民消費從“飢餓型”到“享受型”轉變的事實。他知道，現在不是他那個時代了，孩子們的嘴都變得很挑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