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詩如畫，真菌學家臧穆筆下的美麗中國

“水流湍急，兩岸直壁矗立，鐵杉、松樹和槭樹、椎樹雜之。河面約25米闊度，水衝巖面，流淺巖底。林中本無路，過後仰觀來徑，有如天都峰之梯路遠景，恰似一副險境圖畫。山木縱橫，古木成堆，尤顯古意壓境。”

1982年9月6日，一個下著雨的週一，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昆明植物所）研究員臧穆，在他的科考手記中記錄著行程及所觀所思。

臧穆1982年9月6日科考手記。（本文配圖均為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提供）

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臧穆帶領研究團隊，對我國西南各地包括青藏高原的真菌、地衣和苔蘚進行了廣泛的野外考察和採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建立了昆明植物所隱花植物標本館，開創了我國西南高等真菌綜合研究的先河。

臧穆在1975–2008年間積累的二十餘冊野外科考紀實寫生，其國內科考日記由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整理出版為《山川紀行：第三極發現之旅——臧穆科學考察手記》，厚厚的三卷本遺著，既包括地形地貌、植被型別、植物真菌、標本資訊、生境海拔、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記錄，也包括大量寫生和詩書文字。

該書精選本《山川紀行——臧穆野外日記》日前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21年度“中國好書”、第十七屆文津圖書獎等獎項。

如花如錦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對全球生態環境有著重要影響，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然而由於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學界對於青藏高原的研究程度一度很低。

20世紀70年代始，中國科學院組織國內相關部門50多個專業2000多名科技人員，歷經30年，完成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現和豐碩的研究成果。

臧穆也是在青藏科考中，從零開始，對我國西南各地的真菌、地衣和苔蘚進行了系統的野外考察和採集。1975年，第一次入藏考察真菌，他的野外科考手記也始於這一年。

可以想見，20 世紀後半葉在我國西南地區進行野外工作的環境：山陡險峻、路窄泥濘，紫外線強，空氣薄而乾燥，吃、住、行都相當艱苦：缺乏基本交通工具，缺乏必要的野外裝備，甚至連一部照相機都沒有。

然而，青藏高原奇異的山川、良好多型的植被、多樣性極為獨特豐富的動植物類群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熱情，彷彿進入如花如錦的探索聖地，苦累卻拋之腦後。

臧穆在手記中這樣記錄其中某日：“一天時晴時雨，衣衫外雨內汗，加以左足趾炎，雖一步一跌，但見此偉觀山川，痛苦盡減。”

對“外行”來說，大型真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蘑菇，也許是五彩斑斕卻不敢觸碰的致幻毒劑，也許是讓人味蕾舞動的神仙美味，對臧穆這樣的真菌研究者來說，則是令人興奮的“自然之美”。

臧穆的野外科考手記前後跨度達33年，包含了大量科學專著無法呈現的原始材料，是中國社會進步、生態文明進步的生動見證。手記中對於許多科考地區的生產、生活發展的記錄、思考，對於今天的學者來說，是有著重要參考價值的第一手文獻。

如履如臨

沒有野外工作，科研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大型真菌考察須在雨季進行，冒雨考察採集是家常便飯。

據學生撰文透露，臧穆隨時都把速寫本放在手邊。每當車子隨著道路或者河流拐彎，他就會即刻在速寫本上畫出路線。

然而在當時的科考條件下，採集到手的標本處理與製作極其煩瑣，工序複雜，標本過夜即易生蟲或發黴，而烤乾了的標本又會變色變形，因而臧穆總是邊考察、採集標本，邊速寫繪圖。

即便後來野外考察開始配置膠捲照相機，昆明植物所研究員楊祝良告訴《中國科學報》，依然不能懈怠於現場記錄，“不然等考察回來很多天後，照片沖洗出來才發現曝光過度，標本因此科研價值銳減，豈不是浪費科研經費和時間心血”。

標本可是寶貝疙瘩。楊祝良早已被稱為“蘑菇先生”，也始終記得，因初學時不懂得及時處理標本的重要性，眾師兄弟被臧穆“毫不留情一頓痛批”——是老師對學生嚴格要求，更是對標本謹慎認真，如履如臨。

臧穆當年白天考察，晚上回到駐地，來不及換掉被雨打溼的衣物，立即著手烤制標本。那時還只能在火炭上小心翼翼地翻烤來乾燥標本，而雨季烘乾的標本第二天會返潮，須經過第二次、第三次烘烤以及密封保藏，才能達到研究用途的標本質量。

楊祝良就發生過標本烤了數個小時，眼看就要烤乾的時候，“‘呼’一下就著起來了！至少燒掉一半”。但臧穆並不責備學生，快烤成的時候最容易“失手”，他知道學生們也深感懊惱。

烤制完標本，一天的工作還沒有結束，臧穆往往趁著記憶新鮮，又在蠟燭映照下，整理記錄、給白天的素描填色，“不記錄的話，到哪裡採的、標本的生境都不知道”。

對比如今的科考條件，楊祝良直呼：現在條件好太多了！“現在是從實驗室門口乘坐越野車去考察，以前是在大卡車的車斗裡放幾個小木凳當座位，或抱著所有科研裝置轉長途公交車。”

過去的路面很糟糕，山區道路又彎急崎嶇，長時間的顛簸，大家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甚至形成血泡。臧穆會把衣服脫下來，讓學生們墊著坐，“但絕對不容許我們使用標本紙（土紙）和標本袋來墊坐”。

烤制工具的水平，更是飛躍般提升。

2000年前後，即使在不通電的野外，一般也能用上可以調節火力大小的煤油爐了，但科考人員必須在凌晨兩三點加一次煤油，楊祝良為此養成了生物鐘，差不多時間從睡夢中自動醒來，加完油又能倒頭睡去。

現在，考察現場一般能保證用電，標本分別放在幾個類似水果片乾燥器的裝置裡，溫度調控在45～50℃，一晚上基本乾燥完畢，考察人員不必再戰戰兢兢。甚而，為了保留DNA（脫氧核糖核酸）以便後續開展分子層面的研究工作，工程師會在現場就用矽膠包裹住蘑菇樣本——指甲蓋大小即足夠，除了析出水分其他成分都能原汁原味保留。

“沒有高水平的野外工作，就沒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楊祝良感慨。當然，他也會懷念從前那樣原始質樸的科考經歷。

如詩如歌

臧穆手記是科考成果，是美術作品，也有文學色彩。

他親手繪圖染色，或素描或水彩，即興配詩撰文，或經典或原創，對所採集獲得的標本形態特徵做詳盡描述，鑑定到屬種，記載了數百種植物的拉丁學名或英文名稱。他還不拘形式地記錄了科學考察活動的諸多細節，既記錄自然實景，又描寫內心感受。

1982年10月15日在麗江，臧穆“隨車謁龍泉寺，見500年前栽種的山茶花。凌架而起，順勢而圍，杆基約45釐米，花蕾初孕”，還觀察到“門前有聯雲：詩蘊玉泉水，春酣萬朵茶”，因而判斷：“可見每春二月，花紅如海，斯為勝地。”並以繁雜的筆法在文字旁畫下了龍泉寺寫景。

龍泉寺寫景。

在自由靈動的筆觸下，科考場景時時躍然紙上，有時發人感慨，有時又妙趣橫生。

1997年夏時，臧穆在雲南撫仙湖一帶考察，研究員褚嘉祐描述了當地人過量食用牛肝菌“見手青”後的反應：“食後有幻覺，均為15釐米左右的小人，戴墨西哥草帽，身上著綵衣，色極鮮豔，行走方便，此時人思維清楚。”求診時，病人稱在褚嘉祐診察室中“看”到小人魚貫而入，還提醒來往病人：“這些小人，請勿踩到他們。”好在“1小時後，所見衣著和臉色，均成綠色，色單一而後淡失”。

一段科考日記，竟讓人看得忍俊不禁。更令人想要咧嘴一笑的是，臧穆寫完文字，竟還用線條勾勒出5個南美風情小人，有的叉腰而立，有的閉目養神，卻都透著悠然自得的神態。

5個墨西哥小人。

《山川紀行》責任編輯周遠政認為，隨著年紀、閱歷的增加，臧穆在手記中的文字越來越鬆弛，思考越來越悠遠，那字裡行間流露的是對大自然的誦讀，對生命活力的歌唱。

夜晚休憩時，“窗外是安靜的蟲鳴和河水的湍流聲。太虛清靜，人也沒有絲毫的雜念”。

車輛拋錨搶修時，遠見老君山，“近山是梯田成片，偶有杉木，已是不擇其粗而盡伐之矣。其山下的南溫河，水正紅，可見林之破壞，水不清澈”。

文字旁邊，自然少不了“獵手臥室內景”、“遠見老君山”等見形見意的配圖。

獵手臥室內景。

為了記錄儘可能多的第一手科研資料和資訊，臧穆手記內容及其豐富，涉及植物分類學、菌物分類學、地理、科考筆記、日記、繪畫、書法、科學文化、史料整理等，門類眾多、複雜交織。甚至有讀者稱臧穆是“手賬鼻祖”。

如山如川

隨手翻閱這些手記，你就會發出感慨，是什麼樣的人能記錄下近百萬字如此細膩而又獨特的手記？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采在《山川紀行》中著序評價：臧穆是科學界的一位奇才，是一位博學家。

臧穆1930年生於山東煙臺，東吳大學畢業後，因研究苔蘚而與苔蘚植物學家黎興江相識、相戀、相守終身。調入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為奠基銘的昆明植物所後，在吳徵鎰先生建議下，開啟大型真菌研究，成為享有國際盛譽的真菌學家，一生採集真菌標本13800餘號、苔蘚標本24500餘號、地衣標本1200餘號。2011年逝世。

臧穆

豐富紮實的植物學知識基礎，堅韌嚴謹的治學態度，如果這些讓你以為臧穆平日不苟言笑，那可恰恰相反，對於他的為人性格，知交好友、植物工筆畫家曾孝濂在悼念聯寫道：“率真無遮攔，執著任平生。”事實上，臧穆興趣廣泛，書法、繪畫、集郵、京劇、收藏均長久鑽研，有些甚至頗有造詣。

楊祝良回憶了剛入師門的囧事。那時臧穆見到他們的筆記，嫌棄：字醜。師兄弟頗為不平：老師的字也沒好哪兒去嘛！後經指點，才發覺辦公室一副刻在竹片上的鄭板橋字型的對聯，是老師所寫所刻，楊祝良“差點兒以為是鄭板橋真跡拓寫的。反正以我的水平，真假難辨”。

在學生心目中，臧穆如鄭板橋一樣，灑脫而具有高尚道德，這些品質如山如川，成為後學描摹的範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臧穆有機會公派到美國哈佛大學、田納西大學、俄勒岡大學等高校造訪，回國前用節約下來的生活費買了一二十卷標準膠捲，交給了所裡後勤部門。他強調自己是黨員，尤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生活費是國家支援的費用，沒用完的就應該回饋國家科研事業。

科考手記中也隨處可見他的樂觀與執著。

65歲這年，臧穆已關節不靈，血糖不穩，眼裡模糊，但仍然堅持野外考察，迷路，跌倒，發生了一次又一次。手背被蜂蟄得紅腫，他卻感到：“幸虧是左手，如果是右手則寫字工作頗不方便了。”

2017 年 6 月，根據國家建設美麗高原、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等的新佈局，我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活動正式啟動。

我國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正如王文采所言：前人的野外科考精神必將激勵一代又一代野外生物學科研工作者不斷努力勇攀科學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