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一般服務支援主要包括哪些？糧食安全有哪些影響因素？

一般服務支援政策度對農業生產以及國際貿易扭曲的影響極其微弱，屬於

WTO

《農業協定》規定的“綠箱”措施的範疇。現有的一般服務支援政策主要包括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產糧大縣獎勵、農民培訓工程、現代農業示範專案、農業綜合開發專案和測土配方施肥補貼等。主要研究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對糧食安全的影響。

大多數學者探討農業基礎設施與糧食生產的機制分析，比如糧食生產成本、生產效率、糧食種植面積、糧食增產等方面。

大部分學者均認為農業基礎設施能夠降低糧食生產成本，提高糧食生產效率，而且還可以增強糧食生產的抗風險能力，保障糧食生產和銷售的穩定性。

具體來說：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面，朱晶和晉樂利用

2000-2014

年省級面板資料，採用超越對數成本函式法與迭代式最小二乘法，測算出農業基礎設施每增加

1%

，糧食生產成本就能降低

0。4%

，並且（

1

）在三大主糧作物中其對玉米的成本降幅最大；（

2

）政府投資道路所帶來的糧食平均成本降低的效果要大於投資農田建設；（

3

）水利設施主要降低小麥、玉米的生產成本；農田建設主要降低主糧的勞動投入；道路建設降低主糧物質資料投入以及小麥、玉米的勞動投入。

在糧食增產方面，謝小容和李雪實證研究發現，農用機械和農田水利設施的增收效應要遠遠超過電力設施。蔡保忠和曾福生對

2000-2013

年的

28

個省級資料，實證分析，發現，糧食主產的增收效應最大，其次為糧食產銷平衡區，糧食主銷區效應最小。有的學者還分別研究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中東西部各地區的影響差異。

吳清華等基於

1995

—

2013

年的省際面板資料，實證分析研究農田灌溉設施能夠顯著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糧食作物種植比例，卻對東部地區糧食作物種植有負向效應。此外，等外公路提高了中部地區的糧食作物種植比例，可見，在糧食流通中，西部地區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對全國的糧食流通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另外，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在降低糧食生產成本、抵抗自然災害、提高糧食生產效率等方面效果，這有助於糧食種植規模的擴大，實現糧食穩產、增產，也就是說糧食種植規模是農業基礎設施投資影響糧食安全的重要中介因素。

糧食安全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按照美國糧農組織對糧食安全的概念的界定，即

“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的食物”，那麼，營養不良發生率可以作為衡量糧食安全的關鍵指標。

食貿易方面，影響糧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糧食流通、國際貿易和儲備水平等。毛雪峰等透過識別糧食流通與貿易環節的不安全因素，發現：在

“北糧南運”的跨省長距離運輸的過程中，需要政府對脆弱的糧食流通體系予以關注；同時，在國際貿易中，糧食價格缺乏掌控權且僅僅依靠海運無法保障口糧的順利到達。

糧食流通和糧食貿易的不穩定性，嚴重影響著糧食安全。為了應對國際貿易和防範糧食生產者因為諸多因素導致糧食歉收的風險，保證人民有糧吃，國際的糧食儲備要達到一定的水平，但也不是說糧食儲備越多越好。這樣，在應對國際糧食貿易方面，國家要適當放開進口管制，統籌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實現糧食資源的合理流通和有效配置。

從宏觀政策上來看，工業化、城鎮化和勞動力等因素都是影響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杜宇能研究發現：工業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利大於弊；張慧和肖國安認為城鎮化的發展對糧食安全具有

“

U

”型影響效應：初期，城鎮化的發展使得農村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不斷向城鎮輸出和釋放，不斷對糧食生產產生擠出效應，嚴重削弱了糧食生產能力；

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城鄉融合推動了農業和其他產業的相互帶動作用，又進一步在糧食生產各環節上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勞動力對糧食安全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程名望等透過實證分析

1990-2013

年間農業勞動力對糧食主產區糧食安全的影響，發現對於經濟實力較強的主產區，農業勞動力的外流有助於糧食安全。

從營養性方面，張元紅等認為隨著糧食產量的提高，人們越來越重視糧食消費結構和質量，這也是糧食安全的廣義內涵，採用國際公認的營養性結構指標

—動物性蛋白佔比來衡量糧食安全。

從可供性方面，糧食自給率、糧食播種面積、水土協排程、單位耕地面積機械總動力人均糧食佔有量、人均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等都是影響糧食綜合生產能力的主要指標。

當然，糧食自給率既可以從國家層面上理解，也可以從省級層面上理解。如果本國糧食淨多度依賴進口，則會導致本國糧食自給率過低，嚴重影響本國的糧食安全。考慮到省級層面的糧食安全是國家層面糧食安全的基礎，而且即使糧食自給率在各年度間波動很小，可是由於各省份之間的實際差異，國家層面的糧食自給率可能會掩蓋地區層面的差異，故有的學者用地區層面的糧食自給率來衡量糧食的可供性。糧食播種面積的大小也與糧食產出有著直接的關係。

然而，保障糧食播種面積的前提是合理保護耕地。李彬和武恆利用安徽省

1978-2008

年的耕地數量和產量資料，分析出糧食總產量主要受耕地面積變化的影響，耕地資源總量的直線遞減，給該省糧食生產帶來巨大的限制。糧食生產不但要保護好耕地，而且要充分保護好水資源。在水土資源予以保護的基礎上，更需要在此基礎上提高糧食生產技術水平，農業機械總動力就是其一衡量指標。

糧食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馬九傑等透過對國家和地區人均膳食能量供求平衡指標，透過計算差額和比率，如果差額大於零或比率大於

1

，則膳食能力過剩，意味著糧食安全，否則，面臨著糧食不安全的風險。一個國家，只有在一個糧食年度內達到一定水平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國家的糧食才算是真正的安全，故有的學者用人均糧食佔有量來衡量糧食安全的可供性。

從

“買得起、買得到”方面，劉凌在研究中發現：用恩格爾係數（是指居民食品支出佔個人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來衡量人們對糧食的消費能力。研究糧食安全的後繼學者們也持同樣的觀點。

從穩定性方面，作物受災面積、糧食總產量波動率、糧食價格波動率、產業結構和種植結構等都是實現糧食穩定性的主要指標。由於受到自然災害等氣象條件的原因，糧食作物會遭受一定的損失，而作物受災比例越高，越不利於糧食安全的穩定性。在糧食安全的穩定性方面，不僅要考慮其外在的穩定性，更需注重其內在的穩定性，比如產業結構、種植結構等。

張慧和肖國安認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對我國糧食安全的影響呈現

“

U

”型發展路徑：在農業的粗放式經營下，第一產業在三大產業的佔比不斷下降，阻礙了糧食發展程序，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密集型生產方式的普及，推動了農業生產的配套發展，提高了糧食安全生產能力。胡小平和郭曉慧透過對糧食需求結構的分析，總結出國家還是需要重視大豆的生產，故用大豆播種面積佔三大主糧播種面積的比例可以很好地衡量種植結構是否合理。

從可持續性角度，糧食生產者在追求產量的同時，化肥、農藥等化學原料的使用遠遠超過發達國家對其要求的使用量，為保障農業的生態安全，實現糧食的可持續性生產，需要把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量加入到糧食安全的體系中來。

從政策支援性的角度，由於並沒有針對國家對糧食財政支出的資料，採用國家在農林水事務的支出，按照糧食播種面積佔農作物總播種面積的比例，以此計算出糧食財政支出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