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推薦】《尚書》中的德政思想

【第491期】楊飛：《尚書》中的德政思想

一是畏天恤民。統治者只有“敬德”“順德”“行德”，才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周公為代表的周人面對夏殷失德無道的歷史教訓，明白天命的承受取決於民心，“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民心即天心，天既有自然屬性，也有人格屬性，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皋陶謨》講：上天的視聽善惡與民眾一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上天按照人民的需求來行事，“天命”被賦予了道德內涵和社會倫理屬性，民心向背決定了天命所歸。

二是政在養民。民心歸向和人民支援往往是朝代興亡的決定因素，不論是“視民利用遷”，還是“惟民之承保”，抑或是“用康保民”“保惠於庶民”，其核心還是和歷代先王一樣愛民保民，得天庇佑、永固基業。統治者要體味民眾苦厄，“以庶邦惟正之供”，輕徭薄賦、節制奢欲，最終給百姓以安寧。把德與利民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養民”的核心就是利民，只有順乎民意而為，才能無為而無不為。

三是協和萬邦。和諧社會是人類孜孜以求的價值目標與理想狀態。《尚書》追求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皋陶謨》首句由皋陶提出“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的命題，《堯典》中指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透過推行大德，由家族和睦實現社會和睦，由社會和睦再協調萬邦諸侯，形成“差序格局”和諧一體的地緣關係和政治秩序，體現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包容性、開放性和融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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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媛媛：著力解決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推動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建設。國家在制訂並完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指導標準的基礎上，透過加大投入、政策傾斜、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援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脫貧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以文化供給多元化促進高效能服務。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屬性是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需要考慮如何以高效的社會組織形式和執行機制來實現文化供給。社會力量的進入，能夠有效延伸公共服務的觸角，深入社群、鄉村等社會細胞，開展“流動式”“選單式”“訂單式”等特色服務，因地制宜滿足需求。

以數字化建設打通“最後一公里”。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在內容建設、跨區域傳播、資源共享等方面為公共文化服務開闢了廣闊的空間。透過加強文化資源資料庫和服務平臺建設，有利於整合資源，共建共享，形成需求導向機制，構建健康、高效、充滿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務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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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麗華：理論宣講如何做到“頂天立地”

理論宣講是黨理論武裝的一部分，宣講者的主導作用是確保理論宣講“頂天”的關鍵，但宣講要“立地”，就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性。主導性要求宣講者用黨的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宣講者只有將黨的理論創新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使理論轉化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才能在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實現統一。加強宣講者的主導性和責任意識，使其能夠全面客觀地研究宣講內容和宣講方式等，積極主動、靈活多樣、富有創造力地開展宣講工作。主體性要求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讓人民群眾從宣講活動的客體變成主體，激發人民群眾在宣講過程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從“要我參加”轉變為“我要參加”。宣講者應由原來的專家領導拓展為鄉賢、道德模範、產業致富帶頭人、文藝工作者等多層次、多領域人才，從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制度保障等多渠道入手，找準理論與人民生活的共鳴點、與群眾利益的交匯點，引導人民群眾能夠在一言一行中踐行黨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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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亮：清代會館與社會治理

有清一代，隨著官方行政職能的萎縮，會館成為社會治理的重要輔助力量，出現了地方社會“自治化”傾向。以江西會館為例，除了設立服務於同鄉的慈善設施外，還逐漸參與到客居地的公益活動中。除了主導地方公益活動外，江西會館還在官方要求下成為倉儲、籌餉等政務的執行者。從商事到政務，既是江西會館社會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現，又是其建構自身權勢的政治策略。

清代江西會館社會治理能力的實現，不僅取決於不斷完善的管理體系，還緣於其對鄉例、會約和官法等社會文化資源的利用。所謂“鄉例”，指的是鄉人約定俗成的民間習慣和規則。如津市江西會館規定，“各行號遇有爭競之端，經郡邑中戚友調釋，尚各執一見而不相下者”，再挑選吉日，通知各館紳首一齊在恭敬堂決斷。如事涉祖孫、父子、夫婦血親相爭，及奴婢訐告、身充差役並閨房曖昧等，不準開館投訴（《津市萬壽宮志·排解》）。會館首事和族人共同參與調解，既說明了鄉例在江西會館排解鄉人糾紛時所發揮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會館的鄉族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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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天運：域外漢籍的學術價值

流傳域外的漢籍是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其傳播路線對於勾畫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狀況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隨著大量域外漢籍的整理出版，不少專家學者開始研究“漢籍之路”。“漢籍之路”是國內學者在多年海外訪書、考察漢籍流佈軌跡、編輯整理域外漢籍等學術實踐活動中逐漸醞釀生成的概念。如果說“絲綢之路”是中國向世界傳播物質文化的途徑，那麼，“漢籍之路”則是中國向世界傳播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徑。

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來看，域外漢籍研究在多個層面均可進一步開拓與延展。首先，從文化層面看，域外漢籍研究中尚有很多問題值得深入探究，如漢籍的流佈方式與路線、漢籍傳播過程中文化點的形成與作用等。其次，從歷史層面看，域外漢籍研究中有很多領域尚待探索，例如，在漢籍版本研究方面，對具有重要研究價值的琉球本關注較少；對漢籍東傳的探究較為成熟，對漢籍西傳的探研則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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