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陸慶屹：《四個春天》是我對家人的一個承諾

近日，紀錄片《四個春天》上映，引起廣泛關注。這是一部以真實的家庭日常生活為拍攝物件的紀錄片。15歲離家，在異鄉漂泊多年的業餘導演陸慶屹以自己南方小城裡的父母為主角，在四年光陰裡，記錄了一個家庭的日常生活，在詩歌般的生活圖景中，紀錄片勾勒出一個幸福家庭近二十年的生活變遷，以及他們如何以溫柔的姿態應對世事浮沉、歲月流逝。本紀錄片獲得FIRST青年影展最佳紀錄片獎，專業電影平臺評分8。8分，票房近974萬。

1月19日，北京三里屯page one書店，導演陸慶屹與好友沈書枝、孫飛宇一同參與《四個春天》同名新書釋出會，圍繞著日常生活、故鄉物候、紀錄片等話題展開討論。作為多年好友，作家沈書枝回憶與陸慶屹的交往細節，從中管窺其旺盛的生命力。而孫飛宇教授則藉由《四個春天》，從日常生活的起步反思當下現狀。藉此機會，澎湃新聞對陸慶屹進行了專訪。

《四個春天》劇照

陸慶屹揹著雙肩包風塵僕僕地走入會議室，接受採訪。回憶起少年流浪經歷還笑稱自己“混過江湖”；談及電影創作，他認真地說自己願做“透明的人”、“純潔”的人、“有生命力”的人。對未來，他並沒有清晰的規劃，陸慶屹引用了聶魯達的詩“我們到那裡去什麼也不盼望，我們在那裡卻得到了盼望著的一切”表達自己的想法：你應該得到的那些東西最終都會來的，不需要去刻意的追求。

以下口述內容整理自澎湃新聞記者對陸慶屹（飯叔）的採訪：

為何出版同名書

去年七八月的時候，新經典出版社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出書，我說，我寫的那些不配印在紙上，很猶豫。他們大力鼓勵我，說寫得挺好的，然後，慢慢地我也覺得還可以（笑），就這樣開始瞎弄，之前真沒想出書，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怎麼突然就出了呢。編輯說書上線一週已經加印了，我都沒想到能賣出去，更沒想到上海那場那麼火。

《四個春天》書影，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這本書和電影其實沒有太大關係，之前想過換名字，但是後來還是喜歡這個名字。書的內容都是我平時的記錄，基本上就當成我自己的一個記憶庫的目錄，然後編輯提醒我哪些地方可以展開寫。

在寫作上對我有過影響的是聶魯達，我1989年看他的詩集，然後一看就愛上了。

有幾句詩甚至可以說是我的座標，就是：“我們到那裡去什麼也不盼望/我們在那裡卻得到了盼望著的一切。”那之後我的生活就極其隨意，就是你去做，最終你所應得的那些東西都會來的。你不需要刻意。

《四個春天》內頁

“說我拿家庭錄影圈錢，其實這片子是虧錢的”

有影評說《四個春天》其實沒有展現我和父母的關係具體是怎樣的，因為在電影裡面只看到我父母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些評論有些停留在表層了，如果我們的關係沒有親密到那種程度，我不可能這樣去拍攝的。

在豆瓣上針對這個影片有一個互動活動，有評論說我不要拿垃圾，拿家庭錄影錄影帶來圈錢。其實，這片子一點沒掙錢，這片子是虧錢的，雖然製作成本不高，但是宣傳發行要花錢，要花很多錢，17家出品方，每家都是在出力，每家都在花錢。

好多人問我取捨的問題，我沒有太多的這種糾結，沒有一個什麼所謂藝術性跟商業性的較勁，完全是我自己想做這麼個片子。成片刪掉了很多食物的部分。其實可能觀眾更願意多看一些食物，但是在我看來有些內容它會干擾到主題的敘事，所以我自己剪的時候，就刪掉了很多很漂亮的鏡頭，我特別怕它最後變成一個風光片。

《四個春天》劇照

獨山縣在貴州相對來說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自古商賈雲集，所以那個地方人的性格會比貴州其他地方更開放，資訊資源比其他地方更豐富，但當時我覺得我這方面的把控能力不行，就沒去做，怕顯得亂。

如果是我現在再去拍的話，我可能會把握得更好，可惜獨山縣的地貌現又完全變了，已經和其他縣城沒什麼區別了，短短的兩年時間，我爸唱歌的山頭已經剷平了，那個地方被剷除了，我的記憶好像都是假的了，會懷疑，那時候是這樣嗎？我就不願再拍了。

但是當地的物候，比如說植物我是一定要保留的。有些喜歡植物的人，看到某些地方會非常感動。比如我媽說大地回春的時候，萬物發芽，很多人一聽就流下淚來，所以這句話我一定要留著。植物的感覺和人相對應，人對季節變遷的感應十分敏銳。我爸媽會去山野裡，在那麼大的歲數，對自然還會有感慨，這就是詩意。

在電影裡，還有人從成都專門買臘梅送給父親，你光是想起這個事情就會很感動，這個是很有古風的那種習俗，現在的人可能是選擇帶袋張飛牛肉，對吧？想到他去挖這個臘梅，從那麼遠的地方，然後給你帶回來了，欣喜的送給你。這種東西，對我而言，就是感人至深的。

我爸媽在那麼大的歲數還是常常去山野裡，對自然還會有感慨，他們不是農民，是生活在縣城的，去往山野，其實是超越了日常的，這就是詩意。

《四個春天》劇照

有人將我的作品視為貴州文化的代表，我覺得我代表不了，真正代表的是當地那些唱山歌的人，我能代表什麼呢？說實話，我已經離開那麼久了，真的成為了一個旁觀者。打個比方，我不用生活在泥潭裡面，那泥潭裡面的花朵，我也能欣賞它們的美。但是我如果生活在其中，周遭的都是各種關係，我也可能看不到那些浮現起來的獨特美的氣質。因為我有外來的旁觀視角，用一種重構的審美的眼光來看待它的時候，一切都染上了懷舊的色彩，這可能讓一些當地人覺得破爛的東西顯現出美感。

比如，石牆被風蝕，看上去很有質感很乾淨，然後把條勺掛在那裡，很美。但是當地人會認為，超市15塊錢的條勺更方便。這些是吸引我的東西，但我能代表他們嗎？我不代表，代表不了，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

六歲就認識到了我的家庭跟其他人的家庭不太一樣

做《四個春天》主要是想讓父母在一個客觀的視角去看他們自己，就像看照片和照鏡子是不同的。我就想做這麼一個事情給他們，那代人真的太可憐了。太不容易了。而且那代人的選擇很少，一輩子都耗在分配的地方。

就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所見的家庭裡面，他們的精神狀態是最好的，沒有任何的抱怨。他們選擇在不能選擇的人生中去做到最好，用豁達的態度去面對一切。

《四個春天》劇照

我六歲就認識到了我的家庭跟其他人的家庭不太一樣，當然有很多很小的例子。例如在爭取職稱等這些人事上的權利的時候，我父母基本上不去參與。比如當時有回縣城的機會，我爸就說，啊，知道了，卻沒有去爭取。我媽也是，好像他們都對物質世界沒有太大追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孩子也就覺得這都是合理的。還有，我家當時養了很多別人家的孩子，我爸媽就這麼帶著他們，一分錢也不要。我爸當時數理化都可以教，我媽又管得特別嚴，我大姨甚至把表姐從市送到了我家寄養。

從我記事起，一直到我離開家，將近20個孩子，陸續在我家寄宿，這件事想起來還挺偉大的。當時就覺得很特殊，為什麼不選擇別人家，然後包括有的你會看到別人家會吵架說，我們家就沒這種事情。我從來沒見過父母吵架。

我四歲的時候跟我姐夫到外邊上學，只有我一個人，然後跟其他孩子也玩不到一塊，老被欺負，所以我不是特別願意跟他們在一起，我逐漸淪為一個旁觀者。另外，我的就視覺記憶超強，童年的一幕一幕就是在自己腦子裡邊疊加然後產生畫面感的。

其實我們家在當地確實有些人很嫉妒，從我小時候就很明顯的感覺到，因為我們一家都是大學生，所以我“變壞”的時候，很多鄰居，哇，拍手稱快，他們找到我媽說，哎呀，你們家陸慶屹又怎麼樣了，去告我的狀。

我當時不理解，現在我回過頭去想，重新拿出來給他慢慢揣摩那個味道，才發現，原來是這樣子，那些人還挺壞的，而當時還有點懵懂，不是很明白怎麼回事。其實我是負罪感特別強的一個人（擔心對父母造成影響），但這類事情對我父母根本造不成干擾，他們太強大了。

“全縣的人都看了這個電影，但是對我爸媽沒有影響”

這個電影也是我對家人的一個承諾。我給了自己一個交代，這段時間就沒有白費了。之前我拍的是影片，而且經常拍攝的物件主要是我的親戚們。我表弟有次說，拍也不給我們看，別拍了。我說以後會看到的。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承諾。我現在終於做出來了，好像這些事情都有了一個歸宿。完成這部電影的那一刻覺得很輕鬆，同時又覺得挺不容易的，一瞬間閃過非常多的念頭。

我爸媽是在尤倫斯看的第一場，我媽媽說早知道真是電影我就穿好看一點。然後主要是我爸說了一句“謝謝我的兒子”。

這部電影對他倆說就像一道菜，吃完了，“噢，行了，知道味道了，不錯”，之後就再也沒評論過。也沒什麼好評論的，因為是自己的生活嘛。之前他們回到老家後，周圍鄰居都沒有看過；現在全縣城的都看過了，上街跟我媽打招呼叫她“李嬢”，我媽也就“嗯”這樣，沒覺得對自己生活有什麼改變。

《四個春天》劇照

我講個故事，1997年的時候，我爸媽還完所有欠債，買了全縣第一臺錄影機，花了2萬塊，同年我三舅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花了3萬塊。這就是我父母的選擇，不同的人對人生的選擇是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倆這樣的人，別人以及外在環境能對他們有撼動嗎？我覺得不可能的。該做飯還做飯，該買菜買菜，就這樣而已。

這部片同樣還牽繫到了家鄉其他很多情感。昨天晚上我媽給我打電話，然後說到我的保爺（相當於教父）。我的保爺很兇，他可是直接可以伸手抽我大嘴巴那種人。他給我媽打電話，說：“哎呀我看環球時報，看到陸慶屹了，那麼一個小孩現在怎麼就那麼大了。我這輩子還不知道能不能見上慶屹一面。”因為他現在外地，坐在輪椅上了。我媽就說：“讓他去看你！”

我爸的另外一個同事，七幾年的時候，他要買火車票，要借一塊五，找了三個人都沒借，我爸一下子就借了。他一直記到現在，他女兒還問說，那你還人家了嘛，他趕緊說還了還了。我覺得記錄的意義就在這裡，它能喚起記憶，彷彿回到了那些遙遠的時光。它不只是說記錄當下的事情，更牽涉到我們當下的日子的來處，尤其是我們身處從農耕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階段。

有人覺得四個春天展現不了中國家庭的典型性，但我覺得沒有一個家庭能代表中國家庭，如果說代表獨山縣家庭了，那就拍打麻將好了。最簡單的就是這樣，或者拍給壓歲錢的時候你給一百，我給二百，非要去拍這些東西嗎？這些東西任何人都知道，憑什麼你就不能拍一些有生命力的東西，我認為積極的東西怎麼就被唾棄了？我不明白。

憑什麼我不能做一個純潔的人？

我1991年的時候說過：“我就是藝術，我的生活就是藝術品。”那個時候我還沒看過杜尚，但精神卻是契合的。我認為這是藝術，那麼這就是藝術。藝術是什麼？藝術就是你生老病死、柴米油鹽之外的精神需求。

我之前可以一秒鐘之內決定去礦山做礦工，並不覺得是我要炫耀給誰看，可能多年之後別人說會覺得：哇！這是段經歷啊。在那當礦工的時候，我就要當一個最好的礦工，我願意這樣去生活，我每天出礦比別人多兩車，我就覺得很成功，我看到我自己生命力是什麼樣的。

《四個春天》劇照

十幾年前，我們有個球隊，我沒有和其他隊員深聊過，但有一次喝酒，聊起了人，我說我就是個純潔的人，他們鬨堂大笑，笑話我說話不臉紅，但我認為我就是這樣的，我憑什麼臉紅？然後過了十幾年，他們又和我講：“你還真是這樣的。”很多人都會去想那些特別複雜的事情，但憑什麼我就不能做一個純潔的人？

所以我不是很理解現在會把純潔當成一個笑話似的東西。我覺得做一個複雜的人或者純潔的人，都沒有任何問題。但不能你要做一個複雜的人，然後阻礙我想做的，我覺得不要相互干擾。

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內心的反射。有的導演表演稍微醜陋的消極的東西，那也是他想表達的東西。那我可能看不到那些東西，或者我看到也給遮蔽了。但我並非只是想要強調積極的一面。影像呈現是個人視角的反映，而創作者往往按照個人的需求去面對鏡頭。因而我是挺美好的，我覺得我內心挺好。

《四個春天》劇照

有人認為藝術家應該針對那些讓自己痛苦的主題創作，可是憑什麼？！門德爾松就創作那些熠熠生輝，特別春光明媚的東西呀。我也更傾向於拍攝一些有生命力的東西，我認為積極的東西，而且電影裡展現的場景，就是我個人的生活。我就是一個完全透明的人，我在豆瓣上什麼樣子現實生活中我就是什麼樣子，一點差別都沒有。這一點也像我爸媽，他們就是完全透明的。我不喜歡遮遮掩掩的，別人喜歡有隱私什麼的，但是我是無所謂別人問的，我不介意這些。

況且，影像為什麼要承擔那麼多意義？為什麼要有那麼多功能？法國紀錄片《塞納河畔》就是懶洋洋的片子，展現塞納河畔的風情，就和詠歎調一樣，為什麼需要一個主題？

另外也不是我刻意從生活中選擇更積極的去表現，而是生活本身確實是在產生一些積極的變化，這種變化它是很自然的。比如說到後來他們開始用微信，這是時代的進步。以前我們家不能團聚，是因為我們家買不起火車票。很多人可能很難理解。怎麼可能窮到這種程度，可是就是這樣。我們當然想團聚，但從瀋陽到我們家，加起來四十幾塊錢火車票，買不起。而最近這些年，我們一家人可以團聚了。

當然，我也會被一些有些壓抑的紀錄片所觸動，這就是這人生百態，什麼樣的情感樣態都有，我覺得沒有問題，我看那種片子也會觸動，也能共情，這不是我的家庭帶給我的，而是我很早就出來流浪，混江湖，要和不同人打交道的經驗帶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