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開壟斷專營就能讓利於民？桑弘羊說未必，還有個問題至今無解

你發現沒有，歷史的發展就和人走路一樣，得“左——右——左”輪流邁步，不然就要“順拐”栽跟頭。

所以每個時代，總會有人唸叨前代的好，感嘆今不如昔，

這倒未必說，當年真有多好，更有可能是，他們那群人或左或右，剛好踩在上一個時代的步點上……

比如公元前81年，這場關於真理問題的大討論。

影視作品中的漢武帝形象

偉大的漢武帝已經去世6年了，漢帝國剛剛經歷了逐匈奴於漠北，封狼居胥的燃情歲月。

不過激情總這麼燃燒著，太費油了！

後來人也在反思——

為了我強漢開疆拓土、大國崛起，現在國庫空虛，民間財富凋零，有的地方甚至盜賊群起……

這國怎？

定體問！

虧總民~

於是，繼任的漢昭帝讓各地公選一批知識分子，來長安座談，PK前朝漢武帝的錢袋子、帝國財稅政策總工程師桑弘羊，研討政策問題。

影視作品中的漢昭帝形象

大家的意見和建議，總結起來，其實就四個字：“國退民進”，

具體訴求大概有這麼幾條：

一、調整帝國的鹽鐵專營政策，讓利於民；

二、取消均輸和平準的計劃經濟體制，搞活民營經濟；

三、打擊官商勾結的官僚權貴集團，抑制權貴經濟……

這裡解釋一下，鹽鐵專營是中華帝國兩千多年的一項悠久傳統，早在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就這麼幹了，算不上漢武帝“理論創新”。

當然，

管仲的做法比較寬鬆，稱為“官山海”，也就是把礦山和鹽場圈起來，收歸國有，

但是開放鹽池跟冶鐵作坊，給民營資本承包經營，然後國家掌控定價權，對鹽鐵產品統購統銷，抽取大約三成的利潤。

漢武帝玩兒的就比較絕了，鹽業太分散，照舊承包經營，冶鐵產業則完全由官府壟斷，各郡縣設定鐵官，從勘礦、冶煉到鐵器銷售，都由官府完成。

這些官辦鐵器作坊，大概就是中國最早的“央企”了。

至於什麼是均輸和平準？

均輸的本意，是隸屬中央九卿大司農之下的廳局級官員：均輸令，還有各地的均輸官，

這套班子有一點點像今天的供銷合作總社。

打個比方說，今年東北大米豐收了，為防米賤傷農，均輸官就代表官府，保底價收購——反正你也要交糧納稅嗎，賣了這些米折價，就是算是交過了，

農民就只管種地，省了儲糧、運糧、售糧的麻煩；

反過來說，海南今年年景不太好，糧食欠收米價上漲，均輸官就把東北收的大米運過去，按市價銷售，同時穩定市場。

這兩邊的差價，就是官府的盈利了。

至於平準，本意是隸屬大司農之下的廳局級官員：平準令，職能有一點點像今天的商務部。

打個比方說，咱都知道市場有個“豬週期”，

這個週期價格波谷時，平準令就代表官府大量收購，用作中央儲備肉，過一段價格高峰時，再拿出來集中拋售，平抑物價。

這裡當然會有個差價，也歸到官府的盈利了。

從字面上看，這都是利國利民的好事啊，不用加稅還能充實財政，為啥社會賢達們要求廢止呢？

其實不用解釋，咱們代入進去想一想，就知道了。

比如鐵器專營制度，我是一家地方網點負責人，供部隊的軍品當然不敢怠慢，那民品呢？會不會用心打磨，嚴把質量關？

放眼周邊郡縣，你只能買我一家的，質量好不好、款式適不適用，對我來說無關緊要啊，甚至殘次品也不成問題，

反正我就是完成官府的統購統銷“計劃”——所以啊，你必須買，還不能講價！

再比如均輸制度，假如我是某地的均輸官，根據我的“判斷”，今年東北大米太多了，收購價只能給這麼多、不能再高了，反正你只能賣給我一家，否則沒法交皇糧；反手運到海南，根據我的“判斷”，今年大米緊俏，我就賣這個價、不能再低了，

反正供銷網路就這一個，你敢走私“黑米”，破壞朝廷的大米供銷“計劃”，官府就要法辦你……

總而言之，咱們能想到的，官府壟斷經營的各種弊端，兩千多年前，一樣也不少。

那能不能把這些政策一併廢除，回到漢初，那個民營經濟的“田園時代”呢？

別眨眼——

背景音樂響起，此時桑弘羊緩緩站起，他的話語在歷史上不斷迴盪，這就是無解的“桑弘羊之問”：

你們說的都對，我也無言以對，但是有幾個問題，拜託各位專家了：

第一、我大漢太大了，每年需要鉅額財政支出，那點農業稅根本不夠，不執行這些“弊政”，錢從哪裡來？

第二、以上只是常規開支，如遇戰爭、災荒等等計劃外突發事件，按照你們的要求，“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國庫卻拿不出錢來，怎麼辦？

第三，無論財政還是軍事，如果中央不對地方形成壓倒性優勢，地方勢力一旦割據，甚至起兵造反，又該怎麼辦？

這些問題其實貫穿了中華帝國的始終，儒生們只能像今天的網路噴子一樣喊口號，

“輕徭薄賦，與民休息”

，就是拿不出對策來。

直到一千多年後，王安石和司馬光的“廷和殿辯論”，

反方辯友司馬光仍然堅持，要以農為本、節儉度日，就是不說，財政怎麼增收。

不過你因此就說，司馬光他們迂腐，桑弘羊有多英明嗎？

其實也不對。

還是咱們開篇說的，社會發展總是要左——右——左，兩條腿輪流用力，才能往前走。

西漢王朝也不是開局就這麼“反動”，而是搞過一段完全開放、法無禁止即可為的自由市場經濟。

辯論會上很多社會賢達，也是吃過看過的，所以才感嘆桑弘羊“開歷史倒車”，必須批鬥。

那個“田園時代”有多美好？

按照司馬遷的記載，當時的社會風氣是：

農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大概就是，

種地不如手藝活，手藝活不如去經商，當“廠妹”給老闆刺繡，不如開門店自己賣——至於賣什麼？反正全民皆商，你懂得。

朝廷藏富於民，民間豪商大賈滿天下，有名有姓能進《史記·貨殖列傳》的，就有8位，

其中4位主營冶鐵業，1位主營糧食產業，1位主營畜牧養殖業，1位是交通運輸業，1位金融借貸行業。

這在今天也是很難想象的，因為有些領域，至今民資也不能進。

所以有人就提出，

中國民營經濟充分發展，完全控制資源型、支柱性產業的時期，也就是西漢初年和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這兩個時期。

從字面上看，這是好事啊。

即使是民國，1912—1927的北洋時期，年均工業增長率高達15%，這在國際上也是很了不起的成績。但很奇怪，國家卻是一盤散沙，軍閥混戰，“政令不出四九城”，除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遺老遺少，老百姓還真沒啥好日子。

西漢這邊好一點，因為外敵是匈奴，不像西方帝國主義，咱憋屈一點，跟他和親，勉強還能韜光養晦；內政上，皇帝不像大總統可以隨便換，所以政局還算穩定，地方實力派又都是劉家二代、三代，血緣關係還不算遠，不至於撕破臉亂鬥。

這才搞出個“文景之治”，但後期也免不了一場“吳楚七國之亂”。

而且咱們大膽預測，如果再不轉換步點，繼續“順拐”下去，恐怕漢朝早晚也是民初的局面。

原因大概是這麼幾個。

首先，自由商人集團崛起，實際上控制了帝國的經濟命脈。

你說商人的思維是什麼？

就是“唯利是圖”嗎！

這麼說不是貶義，你滿腦子“捨生取義”，沒人攔著你，但你肯定當不了一位優秀的商人。

所以對商人集團來說，

共富貴容易，共患難就比較困難

，除非你是秦莊襄王子楚，在呂不韋那裡“奇貨可居”。

影視作品中的呂不韋形象

比如漢朝剛開國的時候，楚漢戰爭打得國民經濟一塌糊塗，商人集團就沒起啥建設性作用，反而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牟利，

米價給搞到一萬錢一石，一匹馬要換一百兩黃金

，這才招來了漢高祖的嚴厲打擊，還被徵以重稅。

不過中國歷史有個常識，開國太祖一般都雄才大略鐵腕治國，幾代以後，接班人沒那麼高的威信和能力，很多政策就要反彈或者轉向，後來漢惠帝和呂后時期，就重新放開了對商人的管制，這才有了後來司馬遷筆下，民營經濟的盛世。

然而在盛世，商人還是不大靠得住。

比如漢景帝時吳楚七國之亂，朝廷那麼多列侯封君，都要去往關東平叛，沒有軍費路費怎麼辦？

金融大鱷無鹽氏就站出來了，按照1000%的利率，給大家放貸

——你沒看錯，就是十倍利，所以幾個月後叛亂平息，他的本金坐地就翻十番！

這些錢兜兜轉轉，最後還是平民老百姓買單，這不就是發國難財嗎？

在中央帝國，這種事很難被容忍。

說這個，並不是講商人壞話，你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放活民間，拜託商人集團把蛋糕做大，命令性計劃經濟幾乎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繁榮。

但是在古代社會，以商人為基本盤，最多是搞成威尼斯那樣的城邦共和國，世界上最早的戰爭國債，就發源在這裡，但這樣的體制，明顯不適合中華帝國這樣的大一統國家。

在中國，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帝王，只要在任內，能完成政治集權和思想統一，下一步一定是經濟體制改革，抑制商人集團的發展，或者招安成為“紅頂商人”，將經濟命脈牢牢抓在手上。

還是舉西漢初年的例子，大商人刀閒（有的地方寫成刁間，這個不重要）就像教父唐·柯里昂那樣，一手資助各色人等去做漁業、鹽業等暴利生意，打造商業帝國；一手結交權貴，和地方諸侯、郡守盤根錯節，積攢政治資源。

其勢力之大，當地人甚至說——

能進刀大人家當馬仔，

給個官爵也不換。

這就是赤裸裸的跟皇權爭奪群眾啊，簡直太“反動”了。

等到各州各郡，都有了“刀大人”這樣的人物，距離“政令不出長安城”，也就不遠了。

更不要說，那些地方實力派。

漢初搞自由市場經濟，連鑄幣權都放開了，吳王劉濞的封國裡，就有鐵、有鹽、還有銅礦，鑄的銅錢成色足、信用好，天下通行，吳國簡直就是個會印鈔的“小美帝”，日子比皇帝都豪，後來果然就造反了。

但社會賢達們懟桑弘羊，要求打擊官商勾結的官僚權貴集團，其實是打不死的。

只不過，漢武帝時官商權貴集團在朝堂，被皇帝所用，桑弘羊就是商人出身，現在普京在俄國也是這麼搞的，而漢初搞自由市場經濟的時候，官商權貴集團分散各方，到處都有“刀閒+吳王劉濞”的利益聯合體。

如果“政令不出長安城”了，那中央拿這些地方勢力集團怎麼辦？

民國就是個參照。

北伐過後，國民政府取代了北洋政府，

雖然政治上還很鬆散，但經濟上很快就開始收權，金融業、資源型能源型支柱產業，迅速集中到官僚資本幾大家族手裡，

從此再也沒發給民間。

你先別管執行效果怎麼樣，但和漢武帝鹽鐵專營的集權思路，應該還是一致的。

反過來說，如果後來漢武帝不改革、不集權，

就這麼一直“放活”下去，讓西漢“躺平”成民初那樣，就沒有後來威震西域的“強漢”了，也未必能延續，司馬遷筆下的那種“好日子”。

最近的這次，就是長者當領導的時候，1994年搞分稅制改革，收攏了中央的財稅大權，之前因為放權搞活經濟，地方上八仙過海，中央財政卻成了“討飯財政”，不改革的話，就不能像後來那樣，“集中力量辦大事”了。

所以咱們開篇才說，歷史就是這樣“左—右—左”，兩條腿輪流邁步，才能走起來。

所以說，歷史時代沒有啥絕對的“好”或者“壞”，

有人所謂的“黃金時代”，其實埋藏了深重的危機，已經到了變革的前夜，有人感嘆今不如昔、生不逢時，其實也是歷史發展的趨勢輪轉，也許不久之後，又會翻轉回去。

相同的政策和人物，你讓不同時代的人來評價，也許會很有意思，能得到截然相反的態度和結論。

最近這段時間，人們緬懷長者，拋開具體政策不談，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助推了歷史腳步的輪轉，可以說，圓滿完成了歷史交給的任務。

未來會怎麼樣？

西漢開國71年後：

劉徹打破了非列侯不得為相的慣例，開了先拜相、後封侯的先例，擴大了御史大夫的檢察權，此後，相權對皇權的牽制作用大大減小。

西漢開國83年後：

對匈奴發動漠北之戰，霍去病封狼居胥，從此海內一統，“漠南無王庭”。

西漢開國98年後：

發動第二次遠征大宛，一路血洗輪臺、斬鬱成王，漢家軍旗插上帕米爾的雪峰，西域盡在天漢羽翼之下

，今天我們所謂的“自古以來”，不過是當年老祖宗的遺產罷了。

而鹽鐵辯論會之後，漢昭帝取消了官府的酒類專營，縮減了鹽業專營範圍，但其餘政策一切照舊。

那個民營經濟的盛世，除了在民初的北洋時代“迴光返照”一下，從此再也沒有回來。

東漢開國後，因為前朝的戰亂，鹽鐵專營被地方所把持，中央無力收回，歷史進入世家豪強尾大不掉的時代，直到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