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的賡續：明代白銀貨幣化與清朝建立

2015年，在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全球視野下的中國”主題會議上，筆者發表《白銀貨幣化：明朝中國與全球的互動》一文。當時的評議人、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彭慕蘭提出了“白銀貨幣化對清朝影響”這一問題。這正是本文探討的緣起。有關明清鼎革方面的研究不勝列舉，但對於白銀貨幣化與清朝的關係，幾乎沒有先行的研究。清朝是傳統中國君主專制的最後一個王朝，但清朝為何能夠成功取代舊王朝，統治中國長達200多年？迄今為止，學界一直爭議紛紜，莫衷一是。

筆者認為，欲要解開這一謎團，需要注意到明代白銀貨幣化是市場經濟的萌發，開啟了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推動了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成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發展程序的起源。這既是一個討論明清鼎革的新視角，又涉及從傳統向近代轉型的中國史乃至全球史研究中的根本性問題。筆者嘗試貫通斷代、聯通中外，將之置於中國史與全球史的整體歷史發展程序中進行初步考察，探討清朝何以擁有穩定政權的歷史經驗。清朝的建立，首先面臨的不是所謂“新清史”討論的焦點——“民族”“文化”問題，而是政權的生存問題，財政是政權建立最重要的經濟基礎。自清朝肇始，其選擇的道路，不單單是舊王朝的更迭，而且是一種迴歸——接續了明朝開啟的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之路。就此而言，清朝合法性建構的過程——重建中央集權新王朝的過程，也是重建傳統中國向早期近代中國轉型的過程。

開啟早期近代化程序

中國傳統社會的近代轉型，是中外學術界長期關注的話題，但“近代”與“近代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近代”是一個時間概念，根據中國歷史分期，1840年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近代化”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起源於更早的時期。考慮到一些學人時常混合使用“近代化”與“現代化”的概念，但近代與現代是否可以通用，史學界一直存在爭議。所以，本文采用“早期近代化”一詞，旨在區別於西方工業革命以後的“近代化”歷史程序。

以民間社會第一手土地買賣契約為基本史料，從貨幣經濟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化歷史發展程序，可以發現明代白銀貨幣化崛起於市場。明代市場經濟的萌發，孕育了16世紀經濟全球化開端時期市場擴張的共生性因素——早期市場經濟，啟動了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的轉型，引領了全球化開端時期中國市場與全球市場的連線和中國社會的早期近代化轉型。由此，明代白銀貨幣化，可以視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的起源。需要說明的是，明代開啟的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近代化轉型，在明代仍處於過渡期，是一種進行時，而非完成時。

對於民間社會土地買賣契約文書、《萬曆會計錄》等官私第一手文獻和最新“江口沉銀”考古資料的研究表明，中國並不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才開始出現一系列近代化變革。明代白銀貨幣化不僅與一系列制度變遷同步，完成於財政貨幣化，而且與晚明社會變遷兼行，與國家和市場/社會結構性調整呈現出相互重疊的共生演化過程。由此，明代內生原發型的變革推動了中國積極主動地走向全球近代化大合流，參與了第一個全球經濟貿易體系的建構。

不僅如此，明代白銀貨幣化改變了中國兩千年以實物與力役為主的傳統財政體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近代財政體系轉型，從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明代整個國家呈現出向早期近代轉型的態勢。由此，近10年前筆者提出了明代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的觀點，認為這一特定範疇的國家轉型是中國獨特的近代轉型路徑。

對於清朝，我們要探討的是其何以穩定政權的歷史經驗。清初，面對一片蕭條的市場和民窮財匱的社會，恢復財政治理成為清王朝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清朝文獻通考》開篇是“田賦考”和“錢幣考”，這並非是清人的獨創，而是沿襲馬端臨《文獻通考》體例，即“二十四門以田賦為首”。由此可見，清朝從恢復傳統入手，透過田賦與錢幣的治理重整天下，避免明朝、李自成和張獻忠政權敗亡的覆轍，渡過了開國危機。同時，也正是因為其選擇迴歸了明代開啟的傳統中國向早期近代中國轉型的過程，才成功地重建了一個穩定的新王朝。

延續早期近代化程序

明代中國對清朝最重要的影響，莫過於白銀貨幣化開啟的中國走向早期近代化的歷史程序。這一程序在清朝沒有斷裂，而是一直在延續。

明末中國早期近代化轉型過程一度遭遇挫折，國家與市場/社會博弈白熾化，導致萬曆皇帝親政後出臺了財政治理新形態——內官稅收體制。這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的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這一稅收體制的出臺表明明末中國社會仍缺乏制衡皇權的力量，無法建立強有力制衡皇權的近代政治體制。因此，在明朝滅亡以後，中國歷史的走向是建立起一個新的王朝國家。在這一過程中，李自成和張獻忠皆以失敗告終。清朝則以“迴歸”與“重建”成功地完成了新舊王朝的鼎革。更重要的是，在王朝鼎革之際，“死的沒有拖住活的”，中國早期近代化的歷史程序沒有斷裂，而是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清承明製成為清朝“正統性”與“合法性”的來源，集中表現在清朝入關後，幾乎立即宣佈遵行明朝《會計錄》的財政稅收定額。明朝萬曆年間，《會計錄》只有一部，即《萬曆會計錄》。此後，清朝在明末戶部尚書畢自嚴規劃編制的《賦役全書》基礎上，於全國編制訂正《賦役全書》，從而奠定了中央集權財政貨幣化稅收的堅實基礎。順治十四年（1657）清朝頒佈《賦役全書》雲：“綱舉目張，匯成一編，名曰《賦役全書》，頒佈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為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成規。”由此可見，清朝以承襲明朝賦役—財政改革定製穩定政權。

既往學界研究集中於清初賦役政策與制度，尤其是對於清朝一條鞭法改革的研究已相當深入，卻忽略了清朝所承襲的明朝賦稅內涵的重要變化。根據筆者對《萬曆會計錄》的整理與研究，張居正審時度勢的財政改革，基本點有二：一是以白銀作為統一的財政會計計算單位；二是以白銀作為統一的稅收形態，形成了走向貨幣財政的兩個統一，中國從以實物和力役為主的傳統財政體系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近代財政體系轉型。明朝改革的核心是從賦役制向賦稅制的轉變，既是制度變遷也是財政體系轉型，更是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這是中國早期近代化程序的重要內容。認真辨析清朝繼承明朝相關文字的內涵，可見清初的“迴歸”具有特殊意涵。清代接續明末編撰的《賦役全書》，加大力度推行中央集權的賦役貨幣化改革，是明朝財政貨幣化過程的延續，也是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的延續。

清朝建立的重要前提是明清之際已出現的農業經濟和早期市場經濟並存的二元經濟結構，此時建立在自給自足農業經濟基礎上的舊的貨幣與財政制度已被破壞殆盡。清初的“迴歸”是在從農業經濟向早期市場經濟轉型中的“迴歸”，是在二元經濟基礎上賦役國家向賦稅國家轉型過程中的“重建”。清朝的制度選擇，是在這樣一個基本前提之上繼續改革前行。清朝透過“攤丁入畝”等措施，建立了從賦役制向賦稅制推進的貨幣財政制度，同時建立了適應二元經濟基礎的銀錢復本位的二元貨幣制度。二者相輔相成，標誌著清朝比較妥當地處理了國家與市場/社會的博弈關係，延續了明朝啟動的經濟轉型過程和走向早期近代化的歷史程序。

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第一波，標誌著全球近代化的歷史變革開始推進，是全球走向近代化的歷史程序的一部分。明清鼎革之際，存在著17世紀的“全球危機”，即全球共生與共時性的經濟衰退、政權更迭、社會動盪，中國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市場的大衰退自16世紀末開始啟動，直到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滅亡，仍沒有結束，持續時間在半個世紀以上，至清朝康熙年間，即17世紀結束之時，才逐漸緩和與消解。

清朝的選擇是基於當時國際國內情況做出的合理選擇，但更重要的是，清朝沒有脫離全球近代化的歷史程序。一般而言，學界關注較多的是清初的海禁和遷界，阻礙了對外貿易的發展，至康熙帝重新對外開放，中國市場才與全球市場連線起來。而且學界往往侷限於對白銀輸入中國的探討，卻忽視了清初引進銅材鑄幣也是與國際市場接軌以解決明末白銀危機的重要舉措，這是清初並沒有完全脫離全球市場的證明。

在經過明末短暫的與全球市場分流之後，清代中國依然參與了全球近代化潮流，與全球近代化是大合流而非分流。清朝極大地發揮了傳統大一統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優勢，在某種程度上收復了中央集權國家對於貨幣的壟斷權，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中強調了國家主導，並不遺餘力地平衡市場銀錢比價以掌控市場，使得中國在全球市場中仍然佔據重要地位。仔細辨析清朝“迴歸”與“重建”的具體內涵，清朝沒有脫離明朝開啟的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的軌道。就此而言，清朝也沒有脫離全球近代化的歷史程序。

獨特的早期近代化經驗

財政對國家和社會的歷史轉型演進過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西方經驗而言，財政對於西方國家從中世紀到近代轉型具有重要作用。熊彼特說，稅收不僅有助於國家的誕生，也有助於它的發展。他認為稅收不但有助於現代國家的誕生，更是現代國家發展的推動力量，所指就是中世紀晚期西歐從家財型國家轉向了稅收國家。在此基礎上，劉守剛從財政型別進行分析，認為從西歐歷史來看，現代國家的成長過程，實際上伴隨著財政從家財型向稅收型的轉型。而從“財政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家財型財政向稅收型財政的轉型，也推動了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

“市場經濟”概念來自西方經濟學，產生於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但西方“市場經濟”的概念，所指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文提到的明代市場經濟的萌發，則特指早期近代市場經濟，或稱早期市場經濟，與之對應的概念是傳統自然經濟。自然經濟的產品不是為了交換，或者說主要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本身需要而生產的。早期市場經濟的產品則是為市場交換而生產，交換的媒介是貨幣。明代賦役——財政改革，全面推行貨幣稅收，是市場經濟作用的結果，使得農民必須將農產品帶到市場上去賣掉，換回白銀以繳納賦稅。不僅如此，明代還全面推行以銀代役，使得勞役向賦稅轉化。物物和人力交換是傳統自然經濟的交換特徵，貨幣經濟是使用貨幣進行交換的經濟，而交換是在市場上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貨幣經濟就是早期市場經濟。

明代白銀貨幣化崛起於市場，是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體現了市場經濟萌發，突出了市場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將之稱為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清朝建立以後，雖然存在政治體制不變的種種侷限性，但是全面吸取了明代傳統財政中央集權制向財政分權制轉變、地方財政體制逐步形成的經驗與教訓。清朝一方面確立了中央集權政治與財政體制，戶部為全國財政稅收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重新確立了國家鑄幣權，意味著重新擁有貨幣的壟斷權。清朝發揮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的優勢，力圖以國家“看得見的手”主導市場“看不見的手”，透過進一步的田賦與錢幣治理——攤丁入畝的財政貨幣化改革和建立銀錢復本位的銀錢並行制，建立了符合二元經濟過渡期的財政與貨幣雙軌制度——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貨幣制度和財政制度。這改變了明朝因對白銀貨幣失控，不能建立銀錢並行制度，從而導致貨幣壟斷權喪失殆盡的被動狀況。

清朝編訂的《賦役全書》開啟了貨幣財政的制度化發展程序，成為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過渡的標誌性成果。其既宣告了傳統賦役制度的終結，也標誌著近代賦稅管理的開端，或者說啟動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財政數字化管理。“迴歸”與“重建”形成兩條主線，相輔相成。轉型期的新舊雙重屬性，決定了清朝的實用理念，從而使得改革程序沿著這兩條主線在不斷深化，推動了從賦役制向賦稅制的平穩過渡，形成了新的發展格局。由此，中國的近代化轉型進入新的階段，奠定了一個強盛中國的基石，這是中國獨特的早期近代化歷史經驗。

　修正以前的認識

長期以來，概括中國近代化歷史程序的主流研究，存在如下問題。第一，不少研究明顯地受到“西方中心論”影響，從西方歷史經驗出發，以全球化開端於西方大航海，中國“捲入”了全球化，或以西方資本主義或西方商業革命為參照系，不能擺脫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經驗研究中國獨特的近代化歷史發展道路；第二，研究大都以1840年為起點，明顯地受到了西方衝擊—反應論的影響，沒有將此前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列入考察範圍。因此，目前對於中國近代化歷史程序的起源問題，尤其是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發展程序的探討尚顯不足，缺乏將中國近代化的歷史程序置於長時段的全面綜合考察。因此，重視人類文明發展史的統一性和多樣性，選取全球史視野下的明代白銀貨幣化作為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的起源和過程進行探討，旨在強調中國具有自身獨特的近代化歷史發展道路，是有意義的。歷史事實證明，各國近現代化道路千差萬別，不存在“標準的”近現代化模式。中國具有獨特的近代化歷史程序，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即早期近代化階段和近代化階段。從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起源到鴉片戰爭，是早期近代化歷史發展階段；鴉片戰爭以後，是中國近代化歷史發展階段，這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化歷史程序的兩階段論。

發覆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發展程序可見，研究明代白銀貨幣化開啟的中國早期近代化，不僅提供了一個新的歷史解釋正規化，更重要的是可以發現一個解讀轉型期歷史的關節點。將明清鼎革的歷史置於從傳統至早期近代轉型定義的歷史時期，明清中國從傳統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轉型，是從特定的中國本土歷史經驗提煉出的中國近代化歷史程序理論。從明清鼎革的中國本土歷史發現的傳統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處於經濟全球化第一波之中，“死的沒有拖住活的”，也無關“民族”“文化”。清承明制的“迴歸”與“重建”，是繼承也是變革。中國國家與社會的早期近代轉型過程沒有斷裂，中國近代化發展程序仍然在延續，而且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外，中國與全球近代化發展的大合流趨向，也沒有發生分流。

歷史表明，斷代史不是斷裂的，中外近代化歷史程序也不是分隔的，肇始於明代的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是曲折的，但是連續的，在清朝前期並未停頓，是全球近代化歷史程序的一部分。中國近代化歷史程序的兩個階段，具有不同的階段特徵。直至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才被動地進入了工業革命後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那已經是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國由此結束了自身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但是，明清中國早期近代化歷史程序的這段歷史，不應被遮蔽和遺忘。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專案“明代中國白銀貨幣化研究”（17FZS057）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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