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甘草嶺遺址發現小米 嶺南考古遺址中最早的旱作農業遺存

近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鄧振華研究員釋出了他聯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員，在不久前發掘的廣州市黃埔九龍甘草嶺遺址所進行的植物考古學工作的最新進展。研究發現了距今4600-4800年前的水稻和小米，其中小米是嶺南遺址中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旱作遺存。

研究者認為，甘草嶺小米的發現提供了廣東地區的石峽文化時期明確的粟作遺存證據，“結合福建和江西近年來的植物考古學進展，說明新石器晚期華南地區稻旱共存可能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這對史前農業南傳的路徑和模式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者指出，至於農業南傳的路徑是否包含沿海路線，還是僅有內陸路線，可能需要將來更多的植物考古學工作的證據。

甘草嶺遺址發掘現場航拍照片

2017年9月初至2018年2月上旬，為配合中新廣州知識城獅龍大道市政道路專案建設，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工程範圍內調查發現的甘草嶺遺址展開了搶救性考古發掘。

甘草嶺位於廣州市黃埔區九龍鎮湯村盤銘裡的西邊，與茶嶺隔水塘南北相望。本次發掘共佈設探方（溝）40個，實際揭露面積2900平方米。共清理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戰國階段的墓葬170座；灰坑81個，其中普通灰坑77個，窖穴類灰坑4個。另外灰溝3條，柱洞約40個，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質地的文物200多件。

墓葬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口上部多已被毀，墓坑普遍較小，大部分都是原坑土回填，埋藏較淺。新石器晚期墓葬共有160座，方向以東西向為主，少數為南北向，部分墓葬有兩三個並列的現象。個別墓葬之間或者墓葬與灰坑之間存在打破關係，柱洞基本都是打破墓葬或灰坑。從墓葬隨葬器物來看，以夾砂陶鼎、釜和泥質軟陶豆、盤為主，多殘破，也有幾件質地較硬的完整泥質矮圈足罐，時代特徵明顯。從現場情況推斷，陶器的隨葬可能有四種形式：①下葬時是完整器，但因質地鬆軟，被填土壓碎，此類現象不多；②本身是完整器，下葬時有意打碎鋪在墓底，最多是這類現象；③隨葬陶器都是殘片，不見完整器，數量不少；④有打碎的完整陶器，也有殘片。顯然“碎物葬”的習俗在甘草嶺墓地很常見，這與粵北石峽文化相似。也有極個別的墓葬不見隨葬品。很可惜，由於酸性土壤的埋藏環境，沒有任何人骨或葬具痕跡保留。

甘草嶺出土玉琮殘件

甘草嶺出土石錛

在甘草嶺遺址中，隨葬石器和玉器的墓葬所佔比例不高，此類墓葬規模一般相對較大，伴出的陶器或陶片數量也較多，說明不同墓葬間存在等級差別。石器種類有雙肩石錛、穿孔石鏟和石鉞、鏃等，長條形的穿孔石鏟磨製精美，看不出使用痕跡，估計是作為禮器來使用。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有裝飾類的玉環、玦和工具類的小型錛等。難能可貴的是發現1件玉琮殘件，在施工清表後的地表層中出土，器型小，高僅3。3釐米，圓角方形，壁較薄，厚僅0。5-0。6釐米。殘器兩端各有一鑽孔，是由內向外的單面鑽。由於磨損比較厲害，已無法判斷玉琮表面是否有線刻圖案。無論從材質和造型看，都與石峽文化同類器非常相似。結合典型陶器的特徵來說，良渚文化的餘暉透過粵北石峽文化影響到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廣州是證據確鑿的。

考古專家指出，從陶器的時代特徵來看，甘草嶺遺址與臨近的茶嶺的年代相差不大，與石峽文化中晚期大致相當。墓葬和灰坑當中出土的夾砂陶鼎和泥質陶豆，以及玉環、玉琮等，都顯示出來自粵北石峽文化，乃至環太湖良渚文化的深度影響，從墓葬規模和玉石禮器的等級來看，甘草嶺墓地要遠低於前者，這也是文化傳播影響力漸次減弱的必然結果。

張強祿：小米的發現增加了我們對珠三角早期農業模式認知

小米和水稻遺存的發現，讓人們對於這些被稱作“華南沿海地區最早的農人”的人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此，記者採訪了甘草嶺遺址發掘的主持人、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張強祿。他認為，討論甘草嶺遺址人群的生活，需要將之與當時珠三角地區社會生活的變遷聯絡起來，需要將廣州等地發現的同一時期的考古遺存的資料結合起來看。其中可能藏著早期人類遷移、社會結構變化、生產模式發展等重要的資訊，對於今天我們理解嶺南珠江三角洲史前文明發展的道路有重要的意義。

廣州日報：在甘草嶺遺址中發現的小米數量有多少？

張強祿：不在於多少，在於這個東西的證據是不是確鑿，在於它背後的意義是不是重要。

鄧振華教授他們對甘草嶺的材料做了很多浮選的工作，之前我們溝通的時候他說稻米肯定是有的，可能還有小米，但當時還“拿不準”。到了現在，應該是確定了。

這些年我們在廣州發現了一大批這個時期，也就是距今大約4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其中有比較大量的稻作農業的遺存，現在我們又發現了小米存在的證據。那麼這些稻和粟是在怎樣的一個大的背景下出現的呢？肯定不是那麼簡單的。

而且我們應該也能推測，小米也不止是在甘草嶺才有，旁邊的茶嶺應該也會有，因為兩個遺址的性質是一模一樣的，是同一個人群，無非就是“村子大一點”和“村子小一點”的區別，而在差不多同時期的陂頭嶺遺址也發現了稻米遺存。

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來說，大概在距今5000年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長江下游地區對珠三角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玉石禮器方面，此外還有一部分陶器，如果溯源的話，往上可以追到崧澤文化晚期，更明顯的是良渚文化的影響。所以在這個時期，應該是有一部分人群從那邊來到了珠三角，把他們比較先進的生產技術帶過來。“民以食為天”，人過來，你先得吃飽飯，當時如果你能掌握種植農業，能人工栽培稻米，那你的影響力，你在人群裡所處的等級，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考古學文化上呈現的這種面貌也預示了，和稻米、稻作農業有關的遺存應該會存在，只是發現早晚的問題。而這些年隨著植物考古工作的深入，我們又進一步發現了粟作植物的遺存，這是否透露出這樣的資訊：在當時的珠三角地區，不僅有直接來自長江中下游的文化影響，可能也間接受到黃河中下游考古學文化的影響，早在距今6000年前後在環珠江口地區發現的彩陶遺存，就反映出這種“接力式”文化傳播和影響的存在。

廣州日報：研究者提出甘草嶺小米和水稻等作物遺存的發現表明今天的廣州地區在當時出現了嶺南“最早的農人”，應當怎樣來看這種說法？

張強祿：把我們這些年這些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發現，以及其中不但有稻作遺存，而且有粟作遺存的情況一起來看，可以說已經有了有關珠三角地區早期農業的重要證據。在某種層面上來說，在大約4500年前，在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區域，有一個比較大的時代變化，這種變化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早期農業在這裡生根發芽。

在珠三角這裡有了早期的農業，說明這裡的人口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同時也進一步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它與在此之前，比如五六千年前在環珠江口這一帶的貝丘、沙丘遺址裡體現出來的考古文化面貌是很不一樣的。早期的那些人主要依靠的是採集、漁獵，遺址的規模不是很大。農業出現以後，需要人群定居下來，也推動了更加複雜的社會結構出現。體現在考古上，這時期的遺址規模大了很多，窖穴、灰坑也多，規模也大。

甘草嶺遺址出土圈足罐

目前來說，對於水稻的起源和傳播線路相對比較清楚了。基本上水稻從長江中下游傳播到東南亞地區的中間點，應該就是珠江三角洲。這在考古學文化和相關遺存的年代序列上都能看出來。至於粟作農業的傳播範圍到底有多大，目前可能還說不清楚，相信也會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廣州日報：能否進一步談談早期農業在珠江三角洲生根發芽的意義？

張強祿：早期農業及與之相關聯的定居生活的意義是重大的。我們在考古遺址中看到的那些玉器等禮器，一定是在當時的人們能吃飽肚子以後，有了相對比較多的空閒時間的情況下才能生產出來的。人口增加會導致管理系統變得更加複雜，人群會分層、分化。而人工馴化——無論是馴化動物還是植物會帶來剩餘產品，這讓一部分人可以不必完全為生計奔波，從而促成了管理層、藝術家、手工業者的出現。

甘草嶺遺址

記得有學者曾經提出，這種精耕細作力求靠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的農業模式，可能深刻地影響到後來中國人對於土地、對於生產的認識。在稻作農業中體現出來的這種精耕細作的特點，是不是也存在於粟作農業之中？這裡面或許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東西。

文：廣州日報·新花城記者卜松竹

圖：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廣州日報·新花城編輯：謝育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