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編譯｜災害的社會後果：個體和社群的變化

災害的社會後果：個體和社群的變化

摘要：

本文回顧了過去十年對災害影響的研究，集中在三個主題上：地方與人的恢復之間的差異，區分短期和長期恢復軌跡的必要性，以及政府角色的變化和它如何加劇了恢復中的不平等和產生了造成更大脆弱性的反饋迴圈。本文透過審查美國的研究來反映大多數關於災害的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但如果研究有助於我們對災害及其影響的經驗和理論理解，本文也將世界各地的災害研究包括在內。最後，本文討論了隨著氣候變化的發展，更嚴重的災害不可避免，並呼籲社會科學家發展新的概念和使用新的方法來研究這些變化。

作者簡介：

Mariana Arcaya，麻省理工學院城市研究與規劃系

Ethan J。 Raker，哈佛大學社會學系

Marry C。 Waters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

編譯來源：

Mariana Arcaya， Ethan J。 Raker ， & Marry C。 Waters。 （2020）。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Disasters：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6， 671-691。

本文作者：從左至右依次為Mariana Arcaya， Ethan J。 Raker和Marry C。 Waters

一、引言

社會科學家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災難。災害本身是作為一種現象被研究的——它們是如何發展的；它們是如何被定義的；個人、機構和政府如何對它們做出反應；以及它們是如何結束的。學者們還研究了災害的根本原因以及災害對地方和倖存者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除了探索災害本身的性質、原因和後果之外，學者們還利用災害來更好地理解其他現象。災害有時被認為是外生衝擊，使一些倖存者，暴露在創傷中，暴露在新的社群中，以及暴露在對一系列個人結果有影響的風險和資源的其他有意義的變化中。除了揭示特定的暴露是否會導致特定的結果外，災害還暴露出社會程序和不平等現象。

儘管無法預測下一次災害究竟會在何時何地發生，但災害是經常發生的，因此提供了經常性的研究機會。氣候變化正在增加極端天氣和氣候災害的可能性。

本文從三個重要的主題來回顧過去十年對災害影響的研究。首先討論了研究地方的恢復與研究人的恢復的區別。其次回顧了基於短期和長期研究的災害恢復的結果。並從個人在身心健康、死亡率、社會經濟和社群重建等方面的軌跡來進行研究。第三，本文回顧了隨著災害成本的增加以及美國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變化，政府和社會對災害的反應的方式也在不斷變化。最後，本文討論了該領域未來應該採用的方法和途徑，以及未來研究應該進行的研究，特別是考慮到人為的氣候變化。

二、術語的定義

子領域的術語定義和首選術語隨時間推移而變化。危害是指有可能成為災害的持續環境風險。當危害成為現實，或發生與天氣有關的危險事件或物理事件，涉及廣泛的社會破壞和損失時，就會發生災害。災害發生的地點決定了是否被視為災害。

Tierney（2019）追溯了社會學研究中災害概念的歷史。認為災害是在災害發生時發生的離散事件的觀點已經被認為災害是一種社會過程，其成因和影響都可能是很長時間的，其本質是社會性的，而不僅僅是環境或自然事件的觀點所取代。過去，研究者區分了自然和技術災害。技術災害被認為是人類造成的，而自然災害則是由環境或自然界產生的。這種區分常常被打破，因為人類機構參與了所有型別的災害。

脆弱性和復原力的概念越來越多地被用來理解災害的社會根源，而不是物理根源。正如Tierney（2019）所指出的，脆弱性的概念既包括遭受危害和災害的負面影響的機率，也包括一些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難成功渡過恢復過程的可能性。學者們將脆弱性的社會屬性與脆弱性的地點或物理方面區別開來。最近的研究強調，社會脆弱性是交叉性的。位置和社會脆弱性也可以相互交叉和加強。研究人員通常使用人口和住房特徵來操作脆弱性。

復原力的概念也被廣泛用於社會科學和災害的工程研究中。定義和衡量社群對逆境的復原力有很長的歷史，這個概念從主要描述社群承受、吸收或從衝擊中反彈的能力發展到也包含了系統適應不良事件、在不良事件後蓬勃發展、甚至從不良事件中獲益的能力的概念。學者們試圖確定與復原力相關的能力，包括預防、預測、吸收、適應和改造災害的能力。然而，一些學者質疑一個試圖將靜態抵抗和動態適應這兩個固有的矛盾屬性結合起來的概念是否有用。另一種批評指出，在描述性的抗災系統概念中缺少關鍵的社會科學概念有可能使我們討論和部署資源以面對災難的方式非政治化。McLaughlin & Dietz （2008）認為，任何關於脆弱性的理論都必須考慮到歷史和它是如何塑造社會結構的，以及人類機構和文化是如何塑造對如何應對風險和災害的理解的，並且應該考慮歷史和文化是如何定義社會邊界的，從而形成誰被認為是脆弱的類別。VanLandingham（2017）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論點，即新奧爾良的越南社群的文化和社會屬性使他們具有抗災能力。

最後，風險的概念及其識別、定性和治理與災害的研究相交。近幾十年來， Beck等理論家認為，全球化和技術發展以及複雜性導致了非常不同程度的風險，Beck（1992）首次稱之為“風險社會”。切爾諾貝利和福島等災害表明，風險和災害的管理不能侷限於民族國家內部。Rosa等人（2013）認為全球風險需要新的社會理論以及新的評估和治理方法。

三、災害的後果：對人和地方的關係

災害研究是跨學科的，涉及社會和自然科學。社會學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研究災害對社會群體和社群的影響，以及社群或地方資源對恢復的影響。對社群的強調一直是社會學對災難後果的重新探究。

然而，災後社群發生了什麼是一個與受影響的個人和家庭發生什麼不同的問題。使用社群層面而非個人層面的資料得出關於個人的結論是一種生態謬誤，在災害研究中尤其危險，因為災害可能會刺激大規模的遷移，使流離失所的倖存者無法被納入災後社群的資料集。管理性撤退是否是最好的選擇，人們是否應該留下來，並以一種使他們對未來災害更有彈性的方式進行重建。

一篇關於災害後果的文獻考慮了自然災害後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大多數研究的是國家內部的差異。研究表明，自然災害改變了受災地區的人口狀況。颶風過後，各縣經歷了人口增長的縮減，Logan等人（2016）將他們的發現解釋為支援災後移民過程，該過程促使弱勢群體遷出，並使社會弱勢群體被困在原地，並稱之為“分段撤退”。其他人認為，對社群的影響基於災害的型別；社群人口統計學，即當地的社會經濟水平；和時間跨度。Seltzer & Nobles （2017）認為，隨時間推移，人口的變化可能會因為遷入和遷出移民的不同生育率而進一步複雜化。

社群層面對災後變化的研究超出了人口統計學的範圍。災害影響了社群的組織生態，研究記錄了災害破壞與當地營利性和某些型別的非營利性機構的集中度增加之間的聯絡。Pais & Elliott （2008）將增長機器的理論應用於災後恢復，認為災害將地方轉變為恢復機器，在這個機器中，增長聯盟、商業利益和政治行為者利用恢復資本來促進不平衡和不平等的恢復。

鑑於住房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災害引起的當地住房市場的變化是重要的（Comerio 1998）。自然災害對住房存量的影響是對出租房、老房子和人造房屋的過度破壞，同時也為新開發的住房單元創造了條件，可能會增加總存量。不同的災害案例對住房單位的破壞程度也不同。此外，保險範圍的差異會調節災後住房恢復的結構。經濟學家表明，在易受災地區和災後地區，房屋的售價都比較低。

從長遠來看，災害還是可以振興地方經濟的，特別是當災害傷害了物質資本而不是人的時候。然而，受損地區的長期生態後果取決於災害的型別和嚴重程度，取決於災後投資和決策的方式，以及災前條件，當損失超過一個地區的重建能力時，災害會造成貧困陷阱。

Curtis & Schneider（2011）表明，自然災害在未受災害影響的縣有溢位效應。Howell & Elliott （2019）的研究表明自然災害的損害導致縣級財富不平等的增加。未來的研究將受益於更多的確定性，即被抽樣的受訪者受到了自然災害的損害，從而將直接影響與僅僅居住在發生災害的地方的影響區分開來。

更多的研究還應該關注生活在這些受影響地區的人們，以提出一個基本的問題—倖存者會怎樣。Abramson等人（2010）為個人的恢復制定了一個有用的多學科概念框架，即恢復的社會生態模型，其中有五個關鍵措施：住房穩定、經濟穩定、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和社會角色適應。下文中回顧了一些單獨維度的研究，但本文認為，未來的研究應該把康復的所有方面放在一起研究。

儘管一些研究發現，災後的不良心理和身體健康問題往往是合併的，但大部分關於災害和健康的文獻只關注心理健康。大量研究表明，災害會增加不良心理健康結果的風險，大多數倖存者似乎都能抵抗嚴重的不良影響。Norris等人（2002）發現，在他們審查的160個樣本中，有109個有PTSD的證據。社會弱勢群體發展不良心理健康結果的風險增加。卡特里娜颶風的證據表明，經歷災害會影響自評健康、頭痛和偏頭痛症狀，以及哮喘等問題，至少在災後的頭幾年。災害還可能透過改變倖存者的鄰里環境影響身體健康結果，如BMI。

自然災害影響教育成績和成就。Kousky（2016）認為，災害透過三種方式影響學校教育：破壞或關閉學校，影響學生的家庭生活，以及導致長期缺課甚至輟學。定性研究表明，儘管災後發生了變化，但學生的復原力特別強，大學生仍然表達了返回學校的真實願望。

經濟學對個人層面的經濟恢復進行了深入研究。Groen & Polivka （2008）發現，卡特里娜颶風使災後人員的勞工市場參與度降低了3。5%，失業率上升了6。3%，而且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Deryugina等人（2018）發現，從長期來看卡特里娜颶風倖存者表現出強勁的經濟表現。此外，卡特里娜颶風對居住地點有特別大的影響。在對卡特里娜颶風過後的醫療保險受益人的研究中，Deryugina和Molitor（2018）發現，搬到死亡率較低的地區是降低死亡率的原因，但它並沒有減少醫療保健支出。

四、災後後果的時間維度

一些研究測試了不同時間點的災害影響，提供證據表明短期趨勢不能可靠地推斷為長期趨勢。長期以來，研究人員一直將災難的後果概念化，認為它是隨著時間推移而展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結果。最早的一些關於災難的社會學研究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災難所帶來的社會變化遵循特定的模式。然而，目前的研究已經擺脫了將災難恢復的時間線視為由不連續的階段組成的概念，而是敦促將重點放在災前條件上，以瞭解災難恢復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展開的；探索災難影響是如何出現和持續的；並利用高質量的縱向資料，詢問短期影響是否可以被長期推斷出來。

在人口方面，經歷過災前人口和住房單位下降的社群往往會在災後經歷更嚴重的下降。與此相關的是，個人層面的研究表明，災前控制是災後結果的有力預測因素，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擴充套件災前和災後。

研究表明，在災難中倖存下來，可能會在短期內增加經歷後續壓力或創傷的風險。人口健康在短期內也會受到影響，對死亡率有一階的間接影響。心理健康問題，通常在事件發生後不久開始，但可能長期存在。其他研究表明，創傷後應激障礙在事件發生後5至10年內，在不可忽視的災難倖存者中持續存在。Paxson等人（2012）表明，在他們的低收入母親樣本中，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續存在創傷後壓力症狀，並記錄了災難後心理健康的各種軌跡。一些倖存者甚至表現出延遲上集的模式，這意味著他們可能在剛發生的時候沒有表現出症狀，但在後來出現了症狀。

要想清楚地瞭解災害對個人的影響是如何長期變化的，需要進行高質量的縱向災害研究。目前存在一些特殊的個人小組研究，包括海嘯災後和恢復研究（STAR）、卡特里娜颶風倖存者的復原力（RISK）研究以及基督城健康和發展研究。從STAR專案中，我們瞭解到大量關於個人層面的人口後果，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背景下。STAR專案顯示，家庭組成和親屬關係對死亡率很重要，在兒童死亡率相當高的情況下，生育率上升，子宮內暴露的兒童平均個頭較矮，但後來趕上了他們的同齡人。從RISK研究中，我們更多地瞭解到災害對美國城市居民的影響，特別是對弱勢群體的影響。RISK研究表明，災前的健康功能是災後心理健康的重要預測因素；住宅搬遷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產生矛盾和複雜的影響，包括社群貧困的減少；身體健康的重要措施也會減少。

在社會經濟恢復研究中，最近的證據表明，災害可以給個人帶來短期的經濟風險，但也可能帶來長期的經濟利益。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災後 “反彈前進”，經濟復甦的社會成本也不清楚。

行政資料來源無法確定諸如更高的收入甚至更長的壽命等措施是否表明全球從風暴中復甦，特別是因為它們無法說明倖存者在災後前進時的權衡。研究表明，經濟適應與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沒有關係。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災民在災難中倖存下來後，為尋找工作而搬家，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是有代價的，研究人員指出，這些移民在他們的新地方缺乏歸屬感。災害是否以及何時會成為貧困陷阱，還是會將人們推向比其他情況下更好的經濟軌道，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對地方的長期研究也是需要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會對災害做出反應和適應。這些適應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從更新和改善基礎設施到實施減災政策。學者們在研究災害對地方的短期和長期後果時有幾個考慮。首先，對於什麼是短期與長期，文獻中幾乎沒有一致的意見。第二，研究中存在巨大的異質性。第三，時間的設想應該包括災前時期。

五、作為反饋迴圈的災害的自然和社會反應

由於氣候變化增加了與天氣有關的災害的頻率和強度，長期的適應和變化可以產生反饋迴圈，使各地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受到未來災害的影響。雖然自然災害在歷史上被認為是隨機發生的，首先是 “上帝的行為”，後來是 “自然的行為”，但我們現在知道，環境退化、社會條件以及城市政策和規劃決定決定了自然災害的可能性和嚴重性，並促成了自然災害產生自然災害的機會。越來越多的文獻研究了災害本身如何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並作為政治、人口、生態、社會和建築環境條件的決定因素，與自然危害交織在一起產生自然災害。此外，政府應對災害的方式和災後計劃會增加不平等。

首先，災害可以透過產生溫室氣體排放而促進氣候變化。溫室氣體排放的災害透過退化生態系統使未來的氣候相關災害更有可能發生。自然災害調節是由健康的生態系統提供的一項服務，也可能被沒有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的災害所危害，如地震和海嘯。

其次，災害可以改變城市發展的機率和受影響地區的房地產價值，對未來同一地區再次遭受自然災害的損失產生深遠影響。在房屋回購計劃或建築規範的變化中，災後氣候適應工作也可以改變房地產的價值。災後規劃決定使一些學者認為，災後恢復和撤退是美國適應氣候變化的過程。

第三，災害可以幫助鞏固發生災害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重現這些制度中固有的不平等，並影響未來對自然危害的脆弱性。一項研究表明，美國一半的救災物資可能是基於政治考慮而不是真正的需要分配的。

因此，災難反應既是由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形成的，也有助於加強主導的經濟和政治體系。在獲得更多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援助的縣，財富不平等的增長速度更快，與損害程度相似但援助較少的縣形成對比。隨著氣候變化在美國各地造成更大的破壞，政府支付給受害者的金額將上升，由於它是根據財產價值和以前的財富不平等地分配，它將增加不平等。

正如這些例子所顯示的，不公平和私有化的災難應對措施可能因此使一些地區和人口更容易受到未來災難的影響。

六、總結

本文從三個主題回顧了災難的後果和恢復的軌跡：（a）地方和人的恢復之間的差異，（b）區分短期和長期恢復軌跡的必要性，以及（c）政府角色的變化以及它如何加劇了恢復中的不平等，並創造了造成更大脆弱性的反饋迴圈。就一而言，社會學家對社群和隨時間推移的個人問題的關注，導致了對地方和鄰里的恢復的研究。這些研究強調了社群凝聚力、社會資本和經濟投資的作用。社會科學家們得出結論，災難重塑了地方，但也為強大的利益集團提供了一個機會視窗，使他們能夠為自己的利益，塑造災難恢復過程的不平等。

災後心理健康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完全決定性的。由於對短期結果和男性健康結果的關注，文獻中出現了滑坡，因此本文傾向於認為心理健康是災難的主要後果。

此外，對心理健康的研究將從更多的社會學視角中受益。社會學家應該透過整合社群、政府和社會層面的分析來解決這些心理健康的軌跡。未來對心理健康軌跡的研究應該包括對社會網路和社群嵌入的測量。

最後，人們已經開始研究政府援助和塑造災後恢復的計劃的作用。緊急援助的私有化，向企業和地方政府而不是向個人傾斜的援助，以及向人提供的援助的不平等分配，在個人和地方之間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公共和私人保險、政府緊急貸款和援助系統不僅會增加不平等，而且會透過破壞社群復原力、扭曲房地產開發成本，甚至促成進一步的氣候變化，播下下一次災難的種子。

七、氣候變化和未來災害研究的問題

早期的《社會學年鑑》關於災難研究的文章關注的是如何定義這個子領域、它的術語和它的研究範圍。在最近的評論中，Tierney（2007）在她的標題中總結了她對該領域的建議：“從邊緣到主流？處於十字路口的災難研究”。她認為，這個子領域已經與主流社會學隔絕，應該更多地關注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域，比如社會不平等和社會變革。在本文看來，災害研究領域已經按照Tierney建議的方式發展，解決了更多關於災害及其後果對社會分層、社會變革和社會不平等的貢獻的基本社會邏輯問題。

災難帶來了強有力的方法論挑戰，隨著災難變得頻繁和嚴重，它們將影響社會學家研究的所有領域。社會學的所有不同子領域都會發現他們的研究受到氣候變化和災難及其後果的影響，而災難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之間的分歧也會減少。

本文倡導在該領域跨學科的觀點，因為災害在其起源和影響方面本來就是跨學科的。本文認為，在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中，很有必要採用社會學的視角。氣候變化將從根本上影響所有人類社會，其方式我們才開始衡量，範圍也只能想象。這種正在發生的全球變化將帶來更多的災難，社會科學家需要對這些災難進行研究，從而產生有助於指導氣候適應工作的發現。

在氣候變化的條件下，災害變得更加強烈和頻繁，社會學家應該調整當前的脆弱性和復原力的概念類別，也許還應該重新審視災難的概念。從本質上講，氣候變化要求我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來思考什麼是危險，什麼是對危險的脆弱性。社會學調查的一個成熟領域是人們對災難主題的心理模式，以及它們如何發展、改變和影響行為。

對災難的研究表明，人們頭腦中關於災難發生時的模式往往是錯誤的。最具破壞性的誤解之一是，人們在災難發生後的行為是自私的、無法無天的謬論。正如Clarke & Chess （2008）所說，政策制定者和應急計劃者的錯誤假設，即恐慌和暴力會導致災難的發生，這種假設充斥著精英們的計劃和他們在災難中的行為。當精英們以這種方式行動時，他們可能會創造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最後，我們是否需要另一個術語，也許是災難，作為概念化巨災的一種方式，因為氣候變化改變了人類經歷的規模？Quarantelli（2000）區分了災難和災害。他將災難定義為比災害大得多，恢復期長得多，需要更多資源。未來的研究應該考慮到災害的規模和影響，併為我們在氣候變化時代所面臨的新現實開發新的術語和模型。

編譯｜黃 勇

稽核｜林陌聲

終審｜李致憲

Political理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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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ThePolitical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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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頂刊編譯｜災害的社會後果：個體和社群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