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故事擱置了半個多世紀，她是納粹軍官的猶太妻子

編者按：

伊迪絲·漢恩是在奧地利快樂成長的猶太女孩，她夢想成為大法官，卻在納粹入侵那天早早結束了自己的青春。親朋離散，家族崩毀，伊迪絲被迫前往勞動營從事極不人道的體力活動，並不得不隱姓埋名，在德國人中周旋生存。

當伊迪絲遇到一個喜歡她的“純種雅利安”男人，很難說清楚究竟是因為渴望愛情，還是活下去的本能，讓她同意與他步入婚姻。與納粹軍官結婚，真的能拯救自己嗎？還是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當年的細弱聲音

過了一段時間，洋蔥買不到了。我從勃蘭登堡市立醫院紅十字會的護士同事之間的談話中聽到，元首需要洋蔥製造毒氣征服我們的敵人。不過，我當時——那是1943年5月——覺得倘若能吃到一顆洋蔥，第三帝國的公民會很願意放棄享受毒死敵人的快感。

那時，我在外籍工人和戰俘病房做護理。我的工作包括給所有病人泡茶，把泡好的茶水裝在小推車裡送到他們病床前。遞給他們時，我儘量露出笑容，用愉快的聲音說聲“日安”。

一日，我推著空茶杯回到廚房洗刷，撞見一位資深的護士在切一顆洋蔥。她是一名軍官的妻子，來自漢堡。我似乎聽見她名叫希爾德。她對我說，這顆洋蔥是給自己吃的，當作午餐。她神情慌張，觀察著我的臉色，看我是否看破了她的謊言。

我露出空洞的眼神，以及我的招牌式傻笑，自顧自去洗茶杯，裝作全然不知這位護士為了一名重傷病危的蘇聯戰俘，特地在黑市上買來洋蔥，要讓他在最後日子裡嚐到渴望已久的味道。這兩樁事——買洋蔥和友善對待蘇聯人——無論哪一樁都會讓她進監獄。

跟那些膽敢違抗希特勒的德國人一樣，這位來自漢堡的護士是罕見的例外。在我們醫院裡，更常見的是醫護人員偷竊外籍病號的食物，帶給家人或自己吃。你要理解，這些護士都不是來自進步家庭、受過教育、懷抱神聖使命來看護病弱者的女性。她們大多是來自普魯士東部的農家女孩，生來註定在田地裡、穀場上勞作。倘要逃脫這個命運，她們沒有太多的選擇，做護理是其中一條出路。她們在納粹時代成長，接受納粹宣傳鼓動。她們真心相信，自己作為北歐“雅利安人”，屬於高人一等的人種。她們覺得醫院裡這些蘇聯人、法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波蘭人，是為了給她們做苦力而生到這個世上。從這些低等生物那裡偷一碗湯不是罪過，反而是極合法的行為。

我估計勃蘭登堡大概拘有一萬多名外籍戰俘。他們都在歐寶汽車製造廠、阿拉多飛機制造廠，還有其他一些工廠做工。我們醫院裡的戰俘，大多是在工業事故中受傷。在打造第三帝國的經濟之時，他們被金屬鍛壓機軋爛了手，被燃燒的鍛鐵爐燒傷，被腐蝕性的化學制品潑濺。他們屬於被奴役的民族，自己的國家被征服，束手無助。他們被運走，離別了父母、妻子、兒女；他們渴望家園。我不敢看他們的面孔，害怕看到自己——我自己的恐懼，我自己的孤苦。

在醫院裡，每一種服務都單獨設於專用的樓房。我們護理人員在一幢樓裡進餐，一幢樓裡洗衣，一幢樓裡處理整形外科病員，一幢樓裡處理傳染性疾病患者。無論何種傷病，外籍工人與德國病人都被嚴格地加以隔離。我們聽說，曾經有一整幢樓配給患斑疹傷寒的外籍病人，據傳這種疾病源自被病菌感染的水。在我們這座美麗的歷史古城，擁有如同神來之筆的不朽的協奏曲，我們的水源清潔，食物由政府謹慎地審查、定量配給，他們如何感染這種病，絕不是我們這些頭腦簡單的女孩能想明白的。很多同事認定，這些外國人自己招致這種病，因為他們腌臢的生活習慣。這些護士竟能自欺到如此的地步，絕不承認病菌源自苦力工人被迫接受的不堪的生存條件。

你要知道，我並不是護士，而是護士助理，僅受過做粗活的訓練。我給無法進食的病人餵食，撣去床頭櫃的灰塵，清洗橡膠手套。我們用的不是你現在所見的那種輕薄的白手套，使用一次就丟棄；我們的橡膠手套很厚，很耐用。洗乾淨後，我得給手套內襯撒粉末，方便再次佩戴。有時，我也調配一劑黑色膏藥，抹在繃帶上，做成敷布來緩減病人的風溼痛。我的工作大概就這些，再往醫療方面的事情，我就做不了。有一次，我被調去協助輸血。他們用虹吸管將一名病人的血抽進一隻碗裡，再將碗內的血液抽吸到另一病人的血管裡。我的任務是攪動碗內的血液，以免凝固。攪著攪著，我便覺得反胃，跑出手術室。他們議論道：“格蕾特這個小傻帽，維也納來的小姑娘，沒受過什麼教育，跟清潔工沒兩樣，能指望她有什麼出息？讓她去給在機器裡剁了自己手指的外國人餵食吧。”

我總是祈禱病人不要在我值班時去世。上天肯定聽見了，因為戰俘們都在我輪班之後才死。

我儘量友善地對待他們，努力跟法國人說法語，緩解他們對家鄉的思念。興許我笑得太燦爛，因為8 月的一個早晨，護士長對我說，我被觀察到以過於友好的態度對待外國人，所以要把我調往婦產科。

你瞧，告密者無處不在。正因為如此，那位觸犯禁令買洋蔥給蘇聯病人的護士看到我時惶恐得不知所措。你看，我只是個小傻帽，瑪格麗特，方便起見，被縮稱為格蕾特。我只是奧地利來的、沒受過教育的、20歲的護士助理罷了。就連我也可能是蓋世太保或黨衛隊的眼線。

1943年秋初，我被調到婦產科不久後，醫院來了一位重要的實業家，一輛救護車專門從柏林將他送來。這位病人患中風，需要安寧、無干擾的療養。盟軍自1 月以來不斷轟炸柏林，因此，他的家人和朋友認為，他在勃蘭登堡會康復得更快些。因為這裡天上不掉炸彈，醫護人員無須處理轟炸後的傷殘者，從而他能得到更精心的護理。或許是因為我最年輕，最沒技術，也沒有缺我不行的地方，我就被調離新生兒，派去看護這位病人。

這份工作並不是很愉快。他半身癱瘓，上廁所需要攙扶，需要一小口一小口地餵食，並且總要為他洗澡，幫他在床上翻身，按摩他萎軟的肌肉。

我不跟未婚夫維納詳細地描述這位新病人，因為我覺得這會觸動他的野心，然後他就會開始鑽營，企圖利用我與這位重要人物的密切關係謀求一些好處。維納總是處處想謀取好處。他的經驗讓他知道，在第三帝國，晉升所依靠的是關係，而不是天賦和才能。朋友在高位，親戚有權勢，自己才有發達的機會。維納原是油漆匠，他很有想象力，頗具天賦。在納粹政府之前，除了失業和遊蕩，他的天賦不曾給他帶來任何東西。他曾經在雨季裡露宿森林。但後來生活好轉，他加入納粹黨，在阿拉多飛機制造廠塗料部門當主管，手下管理很多外籍工人。不久之後，他將成為國防軍的軍官、我忠誠的丈夫。但他沒有放下野心——仍然沒有，維納是不會輕易放下野心的。他時刻警惕著，觀風尋隙，尋覓路子爬上那個位子，在那裡他終於收穫自以為應得的回報。維納很浮躁、衝動，總是夢想著成功。我若將這位重要病人的背景悉數告訴他，他就會開始幻想。所以，我跟他僅提起一些事情，但不多。

當這位病人收到武器裝備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Albert Speer）本人送來的鮮花之時，我終於明白護士們如此殷切地將這份工作分派給我的原因。看護職位顯要的黨員簡直是行險。倘若床上便盆摔落，或者水杯潑濺，都可能讓你大難臨頭。為他翻身之時，我可曾翻得太快？為他洗澡之時，我可曾搓得太粗暴？湯水是否太燙、太涼、太鹹？可怎麼辦。還有——天哪——他若再次中風發作，可怎麼好？如果他在我看護時死掉呢？

歷數種種可能犯下的錯，我心內慌恐，悉力將每一件事做得恰好。於是，這位實業家自然認為我工作很在行。一天，我給他洗澡時，他說：“瑪格麗特護士，你是一名出色的工人。雖然年紀輕，你必定已經積累了相當可觀的經驗。”

我用細弱的聲音答道：“哦，沒有的，先生。我剛從學校出來。我只是做好她們教會我的事。”

“那麼，你之前從未看護過中風患者……”

“沒有，先生。”

“真讓人意外啊。”

他每天恢復一點點，他的聲音漸漸地不再那麼含糊。他必定對自己的康復有了信心，因為他的情緒變得很好。

有一次，我給他按摩雙腳時，他說：“跟我說，瑪格麗特護士，勃蘭登堡的居民怎麼看待這場戰爭？”

“哦，我不曉得，先生。”

“但你肯定聽見人們議論……我對民眾的意見很感興趣。人們怎麼看待肉類配給政策？”

“都挺滿意的。”

“他們怎麼看待來自義大利的新聞？”

我能承認自己知道盟軍登陸的訊息嗎？我敢嗎？我敢不承認嗎？“我們都相信英國人最終會被我們打敗，先生。”

“你男朋友有在東部前線的熟人嗎？這些士兵的家信裡寫了什麼？”

“哦，先生，男人們可不寫打仗的事，因為他們不想讓我們擔心，還有他們也怕不小心洩露重要軍情，敵人有可能擷取郵件，那麼戰友們都會有危險。”

“你可曾聽說蘇聯人是生番，吃人肉？你可曾聽說他們吃自己的小孩？”

“聽說過，先生。”

“那麼，你相信嗎？”

我決定冒一下險：“有人相信的，先生。可我琢磨著，要是蘇聯人吃自己的小孩，那就不可能有那麼多的蘇聯人了。”

他笑了起來。他的眼神親切、風趣，舉止溫和。他甚至讓我覺得有點像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患中風時，我也照顧了他多年……那麼多年前的事，那是另一個人生。在這位顯要的實業家面前，我漸漸地放鬆了一些警惕。

“護士，你說，元首如何才能使他的人民幸福？你怎麼想？”

“我的未婚夫說，元首愛德國人民如同愛妻子，所以他自己沒有妻子，以便能夠盡全力讓我們幸福。那麼，如果您能見到他，先生，興許您能告訴元首，如果他能給我們派發一些洋蔥，我們會非常非常幸福的。”

他聽了覺得很有趣，說道：“你是我的良藥，瑪格麗特。你很直率、善良，有真正的德國女性的靈魂。跟我說，你的未婚夫在前線嗎？”

“還沒有，先生。他有專長，所以他的工作是為空軍部隊準備航空器。”

“啊，很好，很好，”他說道，“我的幾個兒子也是很不錯的年輕人。他們眼下也工作得很出色。”他給我看一張兒子們的合照，都高大英俊，身穿制服。他們已經在納粹黨內身居要職，是重要人物。他很為他們驕傲。

我說道：“你若有親戚做教皇，自己就能輕易做大主教。”

他遽然收斂誇耀的口吻，細細地打量著我，說道：“我看你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姑娘。我看你實則是很聰明的女人。你是在哪裡接受的教育？”

我的胃一陣緊揪，喉嚨突然乾燥。

“我奶奶常說這句話，”我一面說著，一面為他翻身，開始擦背，“好像是我們家流傳的一句老話。”

“我回柏林時，準備帶上你，指定你為我的私人護理。我會跟你的上司說的。”

“哦。那可太好了，先生。可是，我和未婚夫打算很快就結婚，所以您看，我不能離開勃蘭登堡——兩地分居不太好！可是，還是很謝謝您，先生！謝謝您，這是我的榮幸！無上的榮幸！”

到了換班時刻，我向他道晚安，走出病房，只覺渾身寒戰，腿腳顫抖。我搨了一身汗，滲透了衣服。我對換班的同事解釋說，是因為幫病人運動他健壯的四肢而出汗的。而實際上，這是因為我險些被拆穿了偽裝。哪怕僅僅流露絲毫細微的智力——引用一句奧地利普通女孩不可能學到的文學或歷史——簡直如同男子的割禮，足以將我的真實身份暴露無遺。

我和維納住在城東阿多拉飛機制造廠工人宿舍區。回家的路上，我一遍遍地告誡自己，往後要更加謹慎，深藏所有流露智力的跡象，保持空洞的目光，緊閉嘴巴。

1943年10月，紅十字會護理分隊派給我一份殊榮。勃蘭登堡市政府組織群眾集會，每個工人組織須派遣一名代表。不知為何緣故，資深的護士俱無法出席，所以我被派遣為護理分隊代表。我揣測她們不願參加慶典，是因為聽說德軍在蘇聯、北非、義大利潰敗（雖然我不曉得她們如何得知這些訊息，鑑於德國電臺不報道真實的戰事，況且，大家都知道偷聽蘇聯電臺、英國廣播電臺、美國之音或者瑞士的貝羅明斯特電臺，其罪狀幾乎等於叛國）。

維納很為我驕傲。我能想象他如何跟阿多拉的同事吹噓：“我們家格蕾特是祖國真正的愛國者！她們當然都會選她，毫無疑問。”我的維納，真有幽默感，對於生活裡這些小小的反諷“別具慧眼”。

為了這個重大的節日，我慎重地穿戴起來。我穿上紅十字會護士制服，將單調的棕色頭髮梳成自然樸素的髮型，不用髮夾、不搽髮油，不夾髮捲。我不用化妝品，也不佩戴首飾，只戴了一枚細小的金戒指。戒指鑲嵌一丁點鑽石，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我個子矮，不到一米五。那時候，我的身材還好看，但我穿上寬鬆的白色長襪和圍裙掩蓋身材。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人可不想在公共場合引人注視。讓人看著順眼，是的；乾淨，是的。但最重要的是，樸素，不招人注意。

結果，這次集會卻不同於往年的場面。沒有喧鬧的鼓聲、震耳的行軍曲，不見漂亮帥氣的年輕人身穿制服、手揮小旗。這次集會有一個指定目的，就是滌盪去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戰役潰敗後在德國瀰漫的戰敗情緒。8月裡，海因裡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被委任為內政部長，受命行使這項職責：“重振德國必勝的信念！”一個又一個演講者鼓舞我們積極、更積極地工作，支援英勇的前線戰士，因為我們若戰敗，納粹上臺前幾乎每個德國人都曾經歷的可怕的貧窮就會捲土重來，我們就會失業。我們若吃膩了每晚不變的燴湯——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宣稱，在這個進入“全面戰爭”的國家，以這麼一道菜為晚餐，最適合體現國民自我犧牲的精神——那就應該提醒自己，戰勝之後，我們會像國王一般享受盛宴，喝真咖啡，吃細白麵和整個雞蛋烘焙的金黃麵包。我們被告知，我們須盡一切努力，在工作上跟進生產效率，揭舉我們懷疑包藏異心的人，尤其是偷聽敵人電臺、“極度渲染”德軍在北非和義大利戰敗訊息的人。

“天哪！”我想著，“他們開始擔心了。”

自視為“世界的主子”的納粹開始動搖了，開始顫抖了。我覺得頭昏眼花，無法喘息。我的腦中不自覺地浮現一支老歌。

噓，我想道，唱太早了。噓。

那天夜裡，我和維納將收音機調到英國廣播電臺。我祈禱德軍前線失利的訊息意味著戰爭即將結束，意味著我很快就能放下偽裝。

但我不敢跟人說我的希望，連維納也不說。我藏起喜悅，讓聲音微弱，讓自己不起眼。形如不在。沉默。這些是我當時養成的習慣，浩劫存活者稱我們所經歷的這段時間為“潛艇”（U-boat）。我是納粹死亡機器之下的猶太逃犯，匿伏在第三帝國的心臟。

多年後，我與弗雷德·比爾結婚，安全地在英國生活，我卸脫這些習慣。現在弗雷德去世了，我也老了，不能控制記憶的衝擊，又重拾起這些習慣。我坐在這裡，像現在這樣，和你一起坐在這家我最喜歡的咖啡館，對著內坦亞城的廣場，靠著大海，在以色列土地上，然後，熟人過來寒暄，說道：“我說，比爾女士，戰時在德國與納粹黨員一起生活，假裝自己是雅利安人，隱藏真實身份，隨時怕被揭穿，那是怎樣的感覺？”我的嗓音就變得細弱，惘惘然，無所適從。我答道：“哦，我不曉得呢。我想我不記得了。”我的目光開始遊離，失去了焦點。我的聲音恍惚，遲疑，微弱。這是來自勃蘭登堡那些日子的聲音。那時，我29歲，是就讀於法律系的猶太學生，我的名字列在蓋世太保的通緝名單，我偽裝為愚昧無知的21歲護士助理。

當你聽見這個微弱的聲音，從那個時代傳來，黯淡、遲疑，你一定要體諒我。你要叫醒我：“伊迪絲，大聲說！說你的故事。”

這段故事擱置了半個多世紀。

我想，是時候講出來了。

摘選自《納粹軍官的猶太妻子》

《納粹軍官的猶太妻子：大屠殺中的一個倖存奇蹟》， ［英］ 伊迪絲·漢恩·比爾 / ［美］ 蘇珊·德沃金 著，翁海貞 譯，新星出版社202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