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禮，只有一種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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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腳踏車的鈴聲、弄堂的吆喝聲循序漸遠，牆壁上的字樣“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褪了色。時間倒退回六十年前的上海。

教室裡，一位老師開始依次點名：“楊小蘭，楊小蘭，楊小蘭？”聲音變得急切，其他學生也轉頭向後排望去。但本應坐著楊小蘭的課桌前空無一人。她缺席了。

燈光暗了下來。

這是舞臺上的一幕。舞臺下，約30餘人坐在席間，領上齊齊繫著紅領巾，仔細一看，竟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此刻，人們神情肅穆，不少正拿起手絹拭淚。

今天是他們的小學同學楊小蘭的葬禮。

儀式現場，人們神情肅穆，不少正拿起手絹拭淚。受訪者提供

此前，身患胰腺癌的楊小蘭獨自一人在家中病逝，年僅61歲。她出生於上海德仁裡，一生未婚，沒有繼承人。在遺囑中，她指定小學同學們為其料理後事，並囑咐將房產捐贈給上海福壽園，請福壽園今後“每天在墓前獻鮮花”、“進行老墓維修翻新”。

而福壽園也決定要給楊小蘭策劃一場正式的告別。作為福壽園最資深的葬禮設計師之一，衛蒨承擔了這一任務。在瞭解楊小蘭的故事之後，她說，“要不，就辦一個‘最後一次同學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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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為葬禮設計師之前，衛蒨記憶中的葬禮只有一個模樣：空曠的殯儀館，逝者穿著壽衣，和照片一起放在正中央，被花圈環繞，“全掛著白色的布，幾個人在做法事，你就感覺瘮得慌。”

13年前，衛蒨經朋友介紹來到上海福壽園應聘，從未接觸過殯葬業的她原本有些忐忑，到了門口，心忽然落下來—— 一眼望去，陽光灑滿林蔭道，彩色風車佇立在鬱金香叢中，“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原來墓園也可以和公園一樣漂亮。”

工作環境打消了她對殯葬業的傳統印象和顧慮，“不是那種陰森森的”。原本從事婚慶行業的衛蒨覺得，自己或許可以試試。

剛開始這只是一份工作，真正讓她留下來的，是與客戶接觸的過程——她發現“自己所做的事情真的能夠寬慰別人”。

她記得，有位老人生前最愛去西湖散步，生病住院的時候還向孫子許諾，“等病好了帶你去一趟”。兩天後他猝然離世，親人流淚講起這個細節，語氣中滿是遺憾。後來，衛蒨在葬禮現場還原了湖景：用道具製作小橋、池塘，在綠汪汪的水中放入乾冰。來賓入場後，眼前是煙霧繚繞的“西湖景色”，耳邊是蟋蟀和蟬鳴，“當時大家都眼前一亮，覺得很震撼，也很感動。”

“同樣是操辦人生大事，為什麼葬禮不能是溫馨的、美麗的？”

加入這個小眾職業後，衛蒨有了自己的理想——“去殯葬化”，透過好的設計消除人們對葬禮的恐懼，對遺體的恐懼，“我希望讓家屬覺得心裡安慰，我的親人其實還在，他至少活在我心裡。”

衛蒨在介紹葬禮設計創意。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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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蘭的一生，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她出生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從小在弄堂長大，獨生女，未婚未育；退休前在一家筆莊工作，社會關係簡單，最親近的朋友是曾經一同生活在德仁裡的小學同學。她“愛打扮”“愛漂亮”，會將心愛的旗袍和首飾珍藏在銀行保險櫃中；善於儲蓄和投資，甚至在美國股市都得到過不菲的回報。身邊人評價她“外貌很出挑的，性格也比較要強”。

61歲那年，楊小蘭被診斷出胰腺癌，感到時日無多的她決心儘快安排好身後事。據小學班長陳健回憶，“她那個時候已經不能提筆寫字了，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用很虛弱的聲音念給我們聽，她念，我們記。”

遺囑統共千餘字，歷數各項資產及今後用途，縝密、清晰。同時，由於沒有繼承人，楊小蘭還在遺囑中做出了一項令人訝異的決定：將唯一的房產贈予上海福壽園有限公司，條件是在50年期間，需維護、修繕她的墓地，每天獻上鮮花。

受到捐贈的福壽園也打算給楊小蘭舉辦一場特別的葬禮，這個任務交給了衛蒨。當聽到這個故事時，衛蒨的直覺告訴她，楊小蘭身上有一股精緻而要強的勁頭，“這是一位典型的上海lady”。參與策劃的另一位葬禮設計師高春霞評價，“她是上海的女兒”。

策劃時，衛蒨試圖尋找更多關於楊小蘭的細節，融入到這場即將到來的告別儀式中。

從小學班長陳健那裡，衛蒨瞭解到，楊小蘭一直和小學同學們保持著緊密的聯絡，是同學們輪流去醫院送飯、照護，陪伴她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年。同學們甚至和銀行“打了快兩年的官司”，只是為完成她的臨終囑託——“將銀行保險箱裡的旗袍、首飾，及父親的懷錶取出，一同落葬”。

支撐“上海lady”楊小蘭晚年生活的，是她和同學們互相信任、互相關照的情誼。根據楊小蘭的個人特點，衛蒨和團隊定下了儀式的兩大元素：“老上海”和“同學會”。

葬禮現場。受訪者提供

說來簡單，要辦一場老上海味道的同學會並不容易，衛蒨和同事用佈景為來賓創造出沉浸式的感受。

酒店門口，舊磚紋桌布再現了德仁裡石庫門。走進禮堂，上方貼著“上海市寧三小學”的字樣，旁邊擺放著老式腳踏車、唱片機，還有曾一起生活的弄堂的巨幅黑白照片。

禮堂前方的舞臺被佈置成了一間教室，燈光打在一張張普通小學生的課桌上，上面放著課本，還有雞毛毽子和水彩筆；黑板上寫著“好好學習 天天向上”，旁邊點綴著粉筆畫的音符。

來賓都繫上了紅領巾，一一落座。陳健還記得當時來到現場的感受，一切回憶都湧上心頭，“就好像真的回到以前大家一起上學的時候一樣。”

這時，上課鈴響了，同學們吵吵鬧鬧地跑進來，坐到課桌前。然後便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老師”開始依次點名，喚的卻都是臺下年逾花甲的來賓的名字。沒有人說話，現場變得分外安靜。

當她叫到“楊小蘭”，學生們朝後排望去，燈光聚焦處，是空曠的課桌，是那位註定缺席的同學會主角。所有人的情緒幾乎都在那一刻迸發，衛蒨感到眼眶溼潤，空氣中都是啜泣的聲音。

儀式結束時，同學們站到臺上，手牽手唱起了五十年代的童年歌謠。

“我們的楊小蘭同志，如果在天有靈，知道有這樣一場告別儀式，應該也心滿意足了。”一位同學代表上臺發言時說道。

葬禮現場。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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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蘭的葬禮已經過去五年了，參與者仍記憶猶新。班長陳健出席過不少這樣的場合，相比那些“生硬地讀著逝者生平”的葬禮，他反覆說，“這個很好的，很有新意的。”

在福壽園工作13年，衛蒨認為，中國殯葬行業正面臨著新舊交替的時刻。傳統的葬禮模式流程固化，儀式往往成為過場，很難看到“人”。“你感覺不到每個人有什麼區別，可能參加到最後都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他度過了怎樣的一生。”

憑著對中國殯葬行業的瞭解，衛蒨逐漸分析出那些記憶中“雷同而恐怖”的傳統葬禮來自何處。一方面，葬禮背後通常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悲劇，家屬在倉促之間，無暇顧及儀式的策劃。因此多數葬禮只是遵循“老規矩”完成必要流程，比較類似。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普遍忌諱談論死亡，殯葬業缺乏社會的關注和推動，始終停滯不前。書籍中記錄的古代喪俗到現在還能一一對應。而古代喪俗多為驅邪祈福，往往給參與者留下“恐怖”的負面印象。

衛蒨觀察到，這類葬禮很多時候並不符合家屬的心意。“他們沒有經驗，關於這方面的資訊很匱乏，不知道葬禮還可以有別的形式。而且很多客戶還做不了主，只能聽家族長輩的意見。”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穿一樣的壽衣？壽衣不好看也不合身，千篇一律。穿旗袍也好，穿職業裝也好，人們應該可以有穿自己喜歡的、適合的衣服道別的權利。”她覺得，葬禮是人生最後的儀式，幫助找回人們記憶中的人，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

好的葬禮還有一層重要的功能——它可以成為一次生命教育的課堂，而這是避諱死亡的中國社會中人們普遍缺少的一課。

在職業生涯中，衛蒨遇到過不少主動放棄生命的逝者，理由可能是“和女朋友分手了”、“考試考不好”，其中有的年僅十五六歲，人生戛然而止。也是在這樣的葬禮上，家屬的情緒會尤其激動，“有的父母會嘶吼、跪地大哭，甚至當場暈倒。”

高春霞記得一位年輕女孩的葬禮。她熱愛攝影，以此為業，卻一直不被父親認可。但當她去世之後，為了幫策劃團隊製作影展，父親拿出了厚厚一沓攝影集，足有20寸高。原來在女兒生前，他一直在悄悄收集、列印她的作品，並以此為傲。女孩母親哭著提出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問題——“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她？”

衛蒨相信，好的葬禮能透過“走心的設計”，讓人意識到，“一個生命離去會給身邊人帶來怎樣的痛苦，也看到他活著的時候創造過怎樣的美好，不要輕視生命。”當人們可以直面死亡、談論死亡，這或許意味著珍惜生命的開始。

葬禮現場細節。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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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衛蒨發現人們對葬禮的態度正在悄然改變。

有的人會主動找來，希望提前舉辦生前追思會，“想要活著和大家道別，沒有遺憾地離開”。

有的人會在遺囑裡早早設計好葬禮的細節——自己生前喜歡拍照，因此告別儀式要辦成一場攝影展，還要求來賓要一起唱歌、朗誦，“不可以悲悲慼慼，大家要開開心心，要笑著走。”

越來越多的家屬對葬禮提出細緻的、個性化的要求。“北方人一般喜歡那種氣勢磅礴的，儀仗隊一排排走著正步，南方人一般喜歡小清新的，有一點溫馨在裡面。”衛蒨說。

對待這些個性化要求，衛蒨慎之又慎，在策劃方案時，她都會對自己和同事說，“忘掉你之前做過的所有（葬禮）”。她和團隊通常會和家屬溝通兩到三次，每次數小時，瞭解逝者生前的喜好和經歷，從而將個人特質融入儀式細節。

策劃了近千種告別，衛蒨常常絞盡腦汁，她笑著抱怨自己“睡覺、吃飯、走路，時時刻刻都在想，給熬出了一頭白髮”，但還是盡力不重複過去的設計。

在她心裡，獨特，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一個不同的葬禮，它闡述了逝者的故事，也闡述了一個家庭的故事。”

在同為設計師的高春霞心裡，好的葬禮讓一群人得以圍繞死者分享共同的記憶，也為人們創造了更多的聯結。

高春霞曾接待過一位70多歲的香港女性客戶，她執意到上海為家人舉辦葬禮。原來，她一家本是上海人，上世紀九十年代赴港發展、留港生活。近兩年她的丈夫、女兒先後病逝。“落葉歸根”，她想將家人骨灰帶回上海落葬。這一決定讓她和留在家鄉的親朋好友重新熟絡起來。“由於客戶上了年紀，我們都是和她侄子、外甥溝通，讓他們幫忙提供一些影片素材，蒐集、掃描照片等等。她每次來也都是侄子接送。”高春霞回憶。

2009年至今，福壽園團隊已操辦葬禮已上萬次，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常規葬禮，僅有不到10%會選擇定製。

楊小蘭無疑是幸運的那一個。關於她的最後時刻，人們記住的不是哭喪、壽衣或披麻戴孝，而是禮堂旋轉樓梯上漫天飛舞的紫色蝴蝶，還有她打陽傘穿旗袍斜倚著微笑的照片。在人們對她的描述中，出現最多的形容詞是，“愛美的”。

每一次想起都是快樂的。

欄目主編：王瀟

文字編輯：王瀟

本文作者：夏傑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