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港珠：可親可敬的農民兄弟（一個出生在香港的北大荒人回憶錄·二十六）

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於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後，自願來到黑龍江墾區，在八五六農場四分場二隊任農工、養雞飼養員、副排長。後考入黑龍江八一農墾大學農學系，1965年畢業分配到友誼農場，任生產隊農業技術員。1973年調入紅興隆科研所，從事小麥育種工作。主要參加選育的高產多抗春小麥新品種“墾紅六號”（十二人中排名第三）獲黑龍江農場總局1990年科技進步一等獎、黑龍江省1992年科技進步三等獎；高階農藝師，1990年入選《黑龍江農墾人名錄》（第530頁）。1990-1992年主編並一支筆總撰50萬字的《紅興隆科研所志》，獲1993年黑龍江省地方誌書評選專業志書優秀獎。1993年榮獲國家農業部頒發的“長期堅持農牧漁業技術推廣工作，做出了成績”的榮譽證書和證章。

十一、可親可敬的農民兄弟

慶幸的是我並沒有因為上面的事而引起職工的反感。反而讓我沒想到的是，在我愛人因工作調動搬家，離開十一連以後發生的幾件事情：

我是在1972年底搬家離開十一連的。大約是在1974年春節，我原來所住房東錢大娘的兒子錢萬祥，手裡提著約有五六斤重的一塊肉，找到我在兵團三師師部的家。他說：“大妹子，以前你老幫助我，借給我錢花，送我土豆、洋白菜和柴禾，那時候我沒有錢沒法還你，現在我有了還給你。1967年春節你借給我的十元錢，4月份借的兩元錢，7月份借的三元錢……一共五十六元錢給你，你查查！這塊肉是俺家自己殺的年豬，送給你過年吃吧！”我想起了這個老實又有點窩囊、被他奶奶看不起的農民，他自己身體比較單薄，個子不高，又瞎了一隻右眼，在連裡是幹不到什麼好活兒的。他妻子又不會過，比較懶，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女兒。

那時他經常生活過不下去了，就向他的母親求助，可每次都遭到他奶奶的一頓數落。我在一旁看見了，就把連裡分給我的土豆、菜、柴禾等送給他。以後他有了困難了，就直接找我借，三元，兩元，五元，八元不等。我看他可憐，所以只要我有我都給他，可我從來沒想過要他還。我更萬萬沒想到，這些我早已忘記的陳芝麻爛穀子，卻被他這個沒有文化的農民，一筆筆記得那麼清楚。我說：“老錢大哥，這些錢當時我就不是借給你的，而是你困難我送給你的。我的條件也比你好，這錢無論如何我不能要。”

他說：“如果那麼做，我就成了沒有良心的人了。當初我跟你說的就是借錢。”雖然他沒有文化，雖然他還瞎了一隻眼，雖然他的穿戴總是髒兮兮的，可是我被他那句話“如果那樣做我就成了沒有良心的人了”深深感動了，這就是中國的農民！

大約是在我離開十一連的十五年之後，1987年的一天，當年給姚克輸過血的老職工趙成吉的兒子趙曉海來到我家，他非要給我們免費打傢俱，他說是為了感激我在他父親困難時經常幫助他家，他現在學了木匠，要來報答我們。老職工趙成吉家比錢萬祥家還可憐，他的眼睛長得又細又小，還總有分泌物，人也長的乾巴瘦，所以職工給他起外號叫“趙瞎雞”。

他從山東逃荒到東北，妻子又死了，給他留下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艱辛地帶他們長大。我在生產隊時只有大兒子趙曉海剛剛參加隊裡的勞動。他給姚克義務獻了血，我當時在醫院什麼東西也沒給他。只是在他父親困難時，我也像幫錢萬祥那樣幫助過他家。今天他居然要來報答我，我勸不下他，只好依了他。他從我們家每年從管局木材廠裡買回的燒火柴裡，檢出一大堆可用的木料，給我的三個孩子每人打了一個讀書用帶書架的寫字檯，從此我家有了傢俱。

大約是2010年，我在天津接到一個來自北大荒的長途電話。電話裡一個蒼老的聲音：“老姐呀，太想你了，快回來看看吧！要不然見不著了，我是張禎呀！我是從管局電視臺你兒子那兒問到你的電話的。”原來他就是四十多年前，天天拿著兩米的木弓和我一起跑遍萬畝地的地號員兼統計員張禎。那時他天天跟著我們播種機，幫助往車上扛種子和化肥，天天統計播種進度。原來他已得了重病想見見我，卻沒有說出來，不久聽說他病逝了，我沒能滿足他最後的要求。

2014年6月，又接到原來在科研班一起幹活的劉桂君和她的丈夫老村長的兒子、連隊副指導員沈桂生的電話，他們說：“崔技術員，咱這兒也實行農村城鎮化了，我們家搬進了管局的小洋樓裡了，快回來看看吧！咱這變化可大了，我們都想你啊！”原來他也是去找我大兒子要的我的電話。感謝他們，幾十年了還都想著我。

這些人就是我們可敬又可愛的農民兄弟。我從來也沒有後悔過在那個連隊呆了六七年，因為他們讓我瞭解了中國真正的農村，懂得了農民為什麼可敬又可愛，也懂得了農村和農民的複雜性，這是我在第二次上的社會大學所學到的，是任何課本知識中都沒有的。我也要感謝那位給別人設陷阱的張“老師”，他讓我懂得了人不能太單純，人不能有一點私心，否則就可能掉入陷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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