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古代官府不作為，連民間也學壞了

釣魚執法的英文是“Entrapment”，這個詞取代“Decoys”和“Inducements”，最早用作法律術語，是在1899年美國聯邦法庭審理“人民訴佈雷斯德”一案中。1915年，美國聯邦法院在“吳偉訴美國”一案中，第一次接納了被告的申辯（吳偉），同意將中國勞工非法引入美國。

但釣魚執法的歷史遠不止這一百年。

在我國，最早使用類似手段的是衛嗣公。衛國是春秋時第一個崛起的準強國，國土面積狹小，夾在晉、齊、魯、宋、鄭之間，謹守周公“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指示，以邊貿立國，所以對市場秩序非常看重，生怕管理邊市的“關吏”刁難客商，斷了財路。

《韓非子》裡記載，“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吏苛難之，因以金，乃舍之。公謂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汝因遣之。’吏大怒，而以嗣公為明察。”衛嗣公派人假扮客商透過關口的集市，遇到守關官吏的刁難，拿出銀子打點一番，這才放行。衛嗣公找到這名官吏，問他是不是某天，有位客商路過這裡，送了銀子，你就讓他通行了，其大恐。

第一位將“釣魚”手段付諸實施的皇帝是隋文帝楊堅，而且是用於治吏。《隋書》記載，“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視內外，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

楊堅性情猜忌，怕官吏貪贓枉法，就私底下派人去送錢帛，誰收了，斬立決。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顯州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官員都中了隋文帝的“計”。他還曾派柳彧“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這種“釣魚執法”的手段簡單直接，卻成績赫赫，面對的風險高，鋌而走險者自然就少。當然蒙冤的亦不少。

楊堅的性格，顯然使“網”收得過細了，大魚小魚乃至蝦米都一起捕上來，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發起火來，當庭杖責，有人一天捱了四次，險些喪命。唐太宗李世民對他有一個評價，一日李世民問房玄齡、蕭瑀：“隋文帝何如主也？”房、蕭二人回答：“隋文帝勤於為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

唐太宗說：“你們雖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當然，李世民也幹過釣魚執法的事兒，顯然是受了隋文帝的影響。他秘密派遣親信故意去行賄要害部門的官員，其中，“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唐太宗立即派人把這個司門令史給抓了起來，準備殺一儆百。

民部尚書裴矩知道此事（民部改稱戶部是在唐太宗去世之後，貞觀末年，此時仍叫民部），勸諫道：“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百姓，是《論語·為政》中的話。唐太宗聽了，頓時明瞭，並把這件事通報給在朝的五品以上文武官員，還把裴尚書表揚了一番。

後來，又有官員上書“請去佞臣”，唐太宗就問“佞臣為誰？”，上書之人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佯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讓太宗佯裝發怒試探官員，是引誘他走“釣魚執法”的老路，唐太宗於是說了一段很有名的話，迅速搶佔了道德高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

明清時，釣魚執法的情況越發普遍，這與地方治理模式有關。明清時地方官員流轉很快，原則上一個知縣一般就幹滿三年，吏部三年一次京查，要麼升、要麼貶，更多的是調任，這也是為了防止腐敗。但地方官對地方的情況就很難摸熟摸透，加上佐官人數不多，不過就縣丞，主簿，縣尉等幾位，大部分工作只好倚靠本地的吏。

吏沒有上升通道，屬於三代不能參加科舉的賤籍，一些吏連薪水都沒有，比如捕役和快手合稱捕快，幹著最危險的抓捕，得到的就只有工食補貼，還不提比他們還要慘的幫役、白役，這些人怎麼生活？靠釣魚執法。

釣魚執法，首先要找對魚，就是那些有錢有糧但無權無勢的人。找到之後，就找個外地無賴假裝討飯，到魚那裡去裝逃荒的窮苦人，要求收留。魚要是動了惻隱之心，果真收了，或者起了貪念，以為可以白得個壯勞力，第二天，衙役準到，先扣上一頂窩藏逃犯的大帽子，想摘下來，就看魚肯出多少錢了。這種方式，被稱為“活釣”。

還有死釣。找一具無名屍體，餓殍最好。趁天黑把屍體拉到魚家門口。第二天不等天亮，衙役們就去敲門，有屍體肯定有命案啊，這又是一頂大帽子，想摘下來，還是得花錢，這就是“死釣”。

第三種是針對旅人的。窮家富路，出門在外的客商身上總少不了銀子，衙役們找一個煙花女子扮成離家出走或迷路的良家，客商要是一時把持不住自己，馬上就會有人找上門來，說客商拐帶良家婦女。衙役隨後就到，連唬帶騙，把錢要下來，大家一分。這叫“放鴿釣”，也就是如今所說的“仙人跳”。

上行下效，衙役們這麼幹，地方精英們自然也不會放過機會。地方治理往往要倚靠地方精英，拿了功名的，積攢了田產的，統稱為縉紳。按照瞿同祖先生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的歸納，在鄉土中國，現職、退休或罷黜的官員，舉人以及正式或捐納的生員等，都可以劃歸縉紳之列。在鄉間“保甲制度”的框架下，這個人群的權力不小，收稅、治安、仲裁、文化，都要靠他們。

這些地方精英維護自身權威的手段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壟斷民間宗教活動的祭祀權，比如在徽州的黟縣，祭祀一定是由村內幾個大戶輪流“坐莊”的，外人無從插手，在天津也是一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皇會。媽祖信仰在清朝中期已經廣泛分佈於沿海、沿河地區，加上興起于山東的泰山女神信仰體系，兩相融合，就形成了娘娘信仰，這是天津民間宗教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娘娘的祭祀活動，就是皇會。

直隸一帶，本就民間宗教繁多，有興起于山東的羅教，奉無生老母，還有興起於清中期，薊縣人羊宰發起的在理教，奉觀世音菩薩。民間信仰多雜糅，信羅教和在理教的，同時也信娘娘，地方精英中也存在這種情況。這本來沒有什麼，但教多，秘密結社就多，在天津最著名的結社，就是長青會，而偏偏地方精英是很喜歡參加結社活動的，這也是擴大自身權威的一種手段，和如今的“圈子”沒什麼區別。

長青會的縉紳們，是要負責籌備皇會的。籌備是要花錢的，娘娘的寶輦要錢，各鄉的會有放河燈的、抬槓箱的、敲法鼓的、爬杆的……哪一種，都需要錢。錢從哪兒來？要地方集資，說白了，就是地方精英帶著人去收一道不是稅的稅。總有人不交，尤其是外地客商，我又不信娘娘，憑嘛交這錢？收不上來怎麼辦？做局。

做局最常用的方法，恰好是跟衙役學的“死釣”，趁夜，弄個“抽白麵兒”（吸毒）的，或者“死倒兒”（屍體）放在店門口。第二天天不亮就去敲門，先扣一頂殺人越貨、搞黃賭毒的帽子，給錢就摘帽，還是不給，那就算被賴上了，唱蓮花落的把店一圍，大肆宣揚，或者當地的惹惹（混混）湊上去非要吃一份例錢，買賣就算是徹底沒法幹了。這並非我的杜撰，是做田野調查時聽會里的老人們說的，如今雖然沒有“在理”（信在理教）的，但家裡擺著觀音菩薩像的依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