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掌故51」太原“胡”說

日前L君咎詢：“所謂‘幷州胡’，是今人新說？還是史乘有載？”並直陳其見：“多聽說，‘胡’乃是古人對漢族之外其他民族的泛稱，是族稱名。以‘幷州’地名而名族稱，稱‘幷州胡’，鮮見得很。”似乎在提示，所謂“幷州胡”可能是今人秀語，原本是向壁之言。

是啊，他的詫異，他的質疑，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出於對太原史事的探討，對太原歷史文化的切磋與交流，更出於對知識和文化的敬畏和慎重，遂作文陳述於後。

所謂“幷州胡”，既非今人即興之說；也非時下研究太原歷史文化，所產生的新認識、新觀點；更非什麼新成果。而是早見於史載的一個有關於太原歷史的民族稱謂。史說，西晉元康九年（299），晉國儲君（後來的第三位西晉皇帝晉懷帝）的老師“太子洗馬”江統，憂國憂君，透過匈奴左賢王劉猛對晉國的背叛，深深預感到，三國魏時曹操引入幷州太原郡一帶的“匈奴五部”，有可能是禍國亂政的隱患，必須給予高度警惕，積極防範。否則會動搖國本。他發出“戎狄將亂華，宜早絕其源”的警誡之言。

行事認真，忠於司馬晉國的江統為引起皇家和朝廷的重視，把自己防範於初萌的預測，作《徙戎論》上疏，疏文曰：“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鹹、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谷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為寒心。……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國。”

這是我見到的最早提出“幷州之胡”“幷州胡”的史載。此載此論給我們傳遞了幾個魏晉時期的資訊。其一，“幷州胡”之稱，最晚在西晉時，已經見載於史；其二，“幷州胡”是專指曹操引入塞內，安置幷州以太原郡域為主的“匈奴五部”；其三，“匈奴五部”中勢力最大的左部帥左賢王劉猛，於晉初叛晉，反出塞外，連結外虜，還寇幷州太原；其四，近期又發生了右部郝散之的變亂；其五，入塞幷州太原郡環周的“匈奴五部”，經過近百年的繁衍，“戶至數萬，人口之盛”超過了西戎；兵力之強盛，倍增於氐族、羌族，已構成對國家的嚴重威脅；其六，西戎、氐、羌等民族，不屬“幷州胡”之列。

這六個資訊，和本文最有關係的便是：“幷州胡”見載於史，不是今說，更非今人秀語；“幷州胡”專指“匈奴五部”，不包含其他民族族群；“幷州胡”，建安二年（215）至元康九年（299），近九十年間，約四五代，生息繁衍於幷州太原郡環週數縣，已與當地漢族，或其他民族，有了生產、生活乃至血緣上融合。它已經不是過往的匈奴人，也不是純粹的漢族人，而是冠之以“幷州胡”的新族群。魏晉時的幷州，下轄6郡之多，而“匈奴五部”，四部分居於太原郡，只有最小的南部三千餘落，分居於司隸所屬的河東郡蒲子縣，但在史載上一直把其歸之於“匈奴五部”，隸在幷州之屬。所以，從概念和史記隸屬的準確性來講，這個“幷州胡”，實實在在應該是個“太原胡”了。

對於“胡”的詮釋，不僅古今不同，而且在古代的不同時期，也有著不同的解釋。國家最新出版的大型訓詁工具書《故訓彙纂》便訓為：“胡，匈奴也。”它的依據是《文選·鮑照〈出自薊北門行〉》之李周翰注，以及《陳林〈為袁紹檄豫州〉》之呂延濟注。更早的釋注，則見之於《周禮·考工記·序》：“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這裡的“胡”，是東漢大儒鄭玄引鄭司農注：“胡，今匈奴。”可見，把“胡”釋為“古人對漢族之外其他民族的泛稱”，至少在兩漢之前，是錯誤的；在三國魏晉時，是不準確的；進入北朝，逮至北朝後期，出現了對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個民族，泛稱“五胡”之後，胡的概念擴大化，釋之為“漢族之外其他民族的泛稱”，才有了一些道理和依據。

綜上可知，出現在魏晉時的“幷州胡”，乃是古稱匈奴為“胡”，這個大概念下的一個小概念。至於有專述曰《幷州胡，那是粟特人在山西》的說法，實在是有欠周全與慎重。簡潔地說，“五胡亂華”“五胡十六國”之說出現之前，“幷州胡”“幷州之胡”，就是內遷“匈奴五部”的專稱或別稱。即便是地處幷州之外的匈奴（除河東郡蒲子縣），也不包含於內。諸如西戎、鮮卑、烏桓、羌、氐，當然更在其外了。至於粟特人，在魏晉時期是否成批來到山西，乃至太原，似還須進一步探索、研究，說“幷州胡，那是粟特人在山西”，確是太唐突了。

文行至此，還真有些“太原‘胡’說”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