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不僅愛畫畫，還有個專注於收藏的大風堂

張大千（1899—1983）的古畫收藏與其創作相輔相成，觀其收藏，不僅令人讚歎其見識與深厚的實力，更能理解其繪畫發展軌跡。

張大千的古畫收藏入行頗早，第一張可考者購於1920年，乃在重慶購得之倪瓚《岸南雙樹圖》，受到業師曾熙（1861—1930）讚賞，更加立定志向。大千的老師曾熙、李瑞清（1867—1920）一門喜愛明末清初石濤、八大一路的繪畫作品，因此大千早年以臨仿此路風格者最多，甚至以作假聞名。1921至1930年間，他曾在上海先後出版了《石濤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仿石濤山水金陵勝景》《仿石濤山水冊頁》《大風堂藏畫》《大滌子山水冊》《大風堂原藏石濤和尚山水集》等畫冊，這些是大千最早出版的古字畫收藏圖錄。

出版不但能增加其收藏品的曝光度，還有助於建立其學術名聲與影響力，是其一生樂此不疲之事。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基於對古畫的興趣及對畫派傳承的研究，張大千逐漸擴充套件了自己的師法物件。從黃山畫派上溯元四家之倪瓚、王蒙，直入宋、元。而始於1941年的敦煌之行，更是他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突破傳世絹素的年限，直取唐人精髓。不過，隨之而來的鉅額旅費，使他不得不於1943年底將其收藏的194件編印成《大風堂書畫錄》第一集，並於次年三月中旬在成都舉辦古書畫收藏展，展出170餘件作品，寓意甚為明瞭。《大風堂書畫錄》並未附圖，而是以文字記錄古書畫尺寸、題跋、用印及自家評語，採傳統木刻版線裝，迄今並未影印。另有《大風堂名跡：第一集》於1947年在上海出版，收12幅古畫，由紅粉知己李秋君題簽。如今，吾人最為熟悉的大風堂收藏，當屬1955至1956年在日本付梓的《大風堂名跡》四集（圖1）。此時大千去國已久，蜀郡舊藏遭劫，印行者乃選自行篋，“以視舊藏，百未逮一”。

《大風堂名跡》（1978年臺北聯經出版社影印再版）

儘管如此，還是能從這四集精選中看出些端倪。第一集收錄唐代敦煌佛畫以至清初惲壽平的38件繪畫，第二集為石濤書畫專集40件，第三集為八大山人書畫專集40件，第四集為歷代繪畫精選40件。石濤、八大書畫專集可見曾、李二師對於大千的影響，大千對兩家著力極深，而所藏宋、元、明、清畫跡幾乎遍及名家，實屬難得。比較可惜的是，《大風堂名跡》集並未包含其書法收藏。另外，還有單獨發行的珂羅版影印件，透過日本先進的印刷技術，滿足親友索求之需。

張大千於《大風堂名跡》序文中自言：“世嘗推吾畫為五百年所無，抑知吾之精鑑，足使墨林推誠，清標卻步，儀周斂手，虛齋降心，五百年間，又豈有第二人哉！”如此大的口氣，也需要雄厚的財力來支援，儘管他嗜畫如命，且自豪擁有“敵國之富”，但在後半生雲遊四方、海外接產時也時常捉襟見肘，“往往手揮巨金，瓶無餘粟，家人交怨不之顧也”。除了定期舉辦畫展出售作品，張大千在各地的古字畫交易中都有代理人。在北美地區，中介者莫過於同為鑑賞家的至交王季遷（1906—2003）以及同門師侄方聞（1930—2018），二人再透過其人脈擴散到其他藏家如顧洛阜（JohnM。CrawfordJr。）、艾略特（JohnB。Elliot）與沙可樂（ArthurM。Sackler，一譯賽克勒）手上。如今，這些大風堂故物四散於各大博物館或私人手中，下文將先按《大風堂名跡》書中編號次序，再列其他未收者舉例，以饗讀者。

收錄於《大風堂名跡集》之名作選粹

尋找董源

第一集，No.3

（傳）董源《江堤晚景》軸

大風堂遺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研究董源風格，對於張大千的畫藝是至為關鍵的轉機。1938年，張大千在北平玉池山房初見《江堤晚景》便念念不忘，直到抗戰勝利後返回京城，才以巨資購得。然而，最初此幅並無名款，重灌整理時才在樹幹上發現偽添之“趙幹”，又經過一番考證，大千才將此幅大青綠山水定為董源。張大千一生見過的董源作品及各代臨仿本不下十件，幾可媲美董其昌“四源堂”，也讓他在探索南宗筆法的過程中不斷集大成，融會貫通；而正是《江堤晚景》華麗的設色與筆法影響了張大千心中的董源形象，他一生臨摹過至少三次全本，區域性臨寫不下數十次。雖然學界目前的看法傾向《江堤晚景》非董源所為，但無損作品的質量，畫心四周滿滿的題跋，也是大千請親友觀賞後的見證，上有溥心畬題詩塘，下有好友葉恭綽、龐萊臣、吳湖帆、謝稚柳觀款，大千自己也借用趙孟頫語評此圖：“若以人擬之，是一個無拘管放潑底李思訓也。”它確實對大千心中的董源形象影響甚巨，也是其生前唯一一件“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的名跡。

舍宅購畫

第一集，No.5

（傳）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卷

故宮博物院藏

1946年，在原定購買北平某王府的前一夜，張氏得知一批清宮舊藏散出，其中包括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及董源《瀟湘圖》，在令人目眩的巨跡面前，他當下決定舍宅購畫，不足者急致電友人代匯金條。該手卷為五代畫家顧閎中奉南唐李後主之命暗訪權臣韓熙載家中，以圖代證其奢華無度的荒唐生活。在傳世這件南宋摹本中，細緻地描繪了宴會上彈絲吹竹、清歌豔舞、主客糅雜、調笑歡樂的熱鬧場面，又以精準的造型刻畫了主人翁超脫不羈、沉鬱寡歡的複雜性格。全圖以屏風隔扇巧妙將空間分割成五個段落，在連環場景中描繪宴會的各種細節，加以斑斕色彩，著實令人目不暇接。無怪乎張大千收到至寶未久，便請篆刻名家頓立夫施印一方“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鈐印其上。

《韓熙載夜宴圖》的故事性很強，大千常向親友展示說法，眾人聽得津津有味。然而它與《瀟湘圖》待在大風堂的時間都不長，大千避地香港急需週轉時，它們曾入銀行當抵押品，最後為了移民南美，大千只得忍痛割愛，以極低的價格讓藏於陳仁濤，後歸故宮博物院。

第二集，No.34

石濤《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札

區域性，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大千一生收藏石濤書畫無數，曾有藏印“大千居士供養百石之一”，堪稱石濤專家。在他收藏的石濤精品中，此札《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在美術史中佔有關鍵位置。此札原是李瑞清舊藏，1920年清道人去世後歸徒兒大千所有。張大千得此札，如獲至寶，不但參得石濤書法真味，還能透過書風來判斷作品真偽，甚至作偽本混人耳目。此件信札為石濤耳順之年的本體行楷字，率意天真，可見石濤書由隸入楷，介於鍾繇與倪瓚之間。該札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石濤寫給同宗的八大山人朱耷求畫，可佐證兩人的交遊，文中還提到石濤自己的身體狀況等生平細節，並能據以推斷出他的生年為1641年，更正以往年譜（《石濤上人年譜》）的錯誤之處。不過，由於大千曾戲作一本《寄八大山人乞畫大滌草堂圖》（日本永原氏藏本），造成不小的風波，直到1960年方聞發表論文論證真偽，石濤生年之爭才大抵平息。

身後留下待解之謎

第四集，No.4

（傳）董源《溪岸圖》軸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1938年大千因抗戰返鄉，在桂林遇到徐悲鴻，徐氏不但僱船帶他下陽朔遊覽風景，還讓他欣賞一幅名為《水村圖》的古畫。大千見此圖“驚奇不已……必欲攜之入川”，原因是他發現破舊的絹素上竟有董源名款。此幅墨色筆法晦暗的隱居山水，便隨大千入蜀，後經謝稚柳考證，改名為董源《溪岸圖》。此圖山石表現隱晦，層層烘托疊染，筆墨皴法幾乎無跡可學，與點景人物屋宇、水紋勾勒之精細形成對比。畫史載董源山水有兩種風格，除了瀟湘一脈以披麻皴表現“緩坡”，尚有一路絕澗危境、幽壑荒迥之“絕壁”，而《溪岸圖》正屬後者。

不過，由於《溪岸圖》在明初入內府後便消失於收藏家視野之中，除1939年徐悲鴻在金農《風雨歸舟圖》邊跋上提及與大千交換藏品之事，直到1956年《溪岸圖》才在《大風堂名跡》第四集中正式亮相。此外，張大千收藏《溪岸圖》近30年，但他對此幅的關注遠不及《江堤晚景》，未有公開評論，才引發後來古原宏伸、高居翰等學者的懷疑。經過1999年的世紀大辯論及後續討論，目前眾人能接受無論《溪岸圖》是否為董源畫作，它都是中國繪畫史上早期的一幅傑作，年代約為10世紀。

假想敵的傑作

第四集，No.31

董其昌《王維詩意圖》軸

1621，私人收藏

董其昌是中國書畫史上繞不開的書畫與鑑賞大家，張大千自豪其鑑賞功力為五百年來無敵手假想敵就是董其昌。其實，張大千對傳統用功之深，遍學古人，主要便是受董氏“集大成”思想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始，張大千就對董其昌下過一番功夫，不但熟讀其畫論，還認真臨摹過董其昌的作品。大風堂藏《王維詩意圖》為董其昌1621年成熟之作，全幅以渴筆線條皴擦樹石，營造心目中的王維面貌。畫上雖題王維《積雨輞川莊作》詩，卻挪用了元代倪瓚的“一河兩岸”式構圖。王維在董其昌的“南北宗”論中有著重要的南宗始祖地位，董氏在早年創作中便鎖定王維為目標，力圖重現其風神。董氏此圖用筆如針，惜墨如金，使畫面充滿潔淨之感，而他將傳世王維《江山雪霽》中的山形化圓為方，點畫布置入元人山水中，亦是另闢蹊徑，入古出新。

第四集，No.9

趙佶《竹禽圖》

北宋，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張大千旅居各地，唯定期往返日本購買畫具材料，也在此整理古畫重灌，在日本訪得的名中，便有宋徽宗《竹禽圖》。此卷流傳有緒，南宋入高宗內府，元代經趙孟頫鑑藏，明初由晉王朱棡收藏，後歸項元汴。宋徽宗雅好丹青藝事，尤擅花鳥，繼承北宋崔白以來的寫生風格，在朝培養許多畫院能手，提倡一種典雅、充滿詩意的新繪畫風格。此幅描繪一雙白腰文鳥駐足於崖石邊的青竹梢上，顧盼回眸，含情脈脈。寫意與工筆並陳，水墨與設色兼備，尤其以生漆點瞳，更添神采。畫家不僅具備對自然觀察入微、精密描繪物象的寫生技巧，也實踐了他所提倡的內在人文精神。張大千於花鳥畫多粗筆寫意，來自陳淳、八大一路之大寫意風格，然而他並不偏廢，時在精細入微處敷彩設色，顯見對此亦有參悟。

其他未收之名作

王羲之《行穰帖》卷

區域性，東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張大千1957年在香港購得王羲之《行穰帖》。世傳王書墨跡僅存摹本，久居深宮內府，一般人無緣得見。此《行穰帖》為清宮舊藏唐摹本，著錄於《石渠寶笈》，內容為“足下行穰”15字殘語。雖名氣不如《蘭亭序》，然而其草書筆畫厚實，不顯鋒稜，有雄渾圓融之氣；乾隆御題讚賞王字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姿，後段還有董其昌草書長跋數段，其中“此卷在處當有吉祥雲覆之”一段，書來同樣痛快淋漓。

張大千跋王羲之《行穰帖》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大千收得該卷時，正受眼疾之苦於東京治療，展玩之際稍解煩憂，讚歎之餘還認出後跋中一段四行小行楷為清人孫承澤所書，便提筆考證論述，並書入藏原委。為表重視，大千特地委託京都便利堂印行限量珂羅本，分送同好。《行穰帖》曾在日本漢學家西川寧家中存放半年，西川氏於1963年在《書品》發表《新出の行穰帖》一文，此帖方漸為人所知。

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傳》卷

區域性，北宋，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黃庭堅書法對於大千書風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1919年，張大千在上海拜曾、李為師學習書法，初以《石門頌》《瘞鶴銘》等北碑書風為主，氣勢雄邁，清道人又推崇黃庭堅，自然成為門生學習的物件。張大千在吸收曾、李精髓後，又參山谷筆意，逐步形成自己一波三折的“大千體”。大風堂收藏的黃庭堅書法質量均佳，所收山谷書跡如《伏波神祠》《贈張大同》及《廉頗藺相如傳》，皆是大字精品，各有千秋；尤其《廉頗藺相如傳》，乃傳世最長的山谷手卷，其狂草氣勢磅礴，充分表現出黃庭堅的個性與北宋書法尚意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卷尾並無名款紀年，全憑大千於題簽書“山谷老人草書藺相如廉頗合傳，大風堂長物”。如今，學界公認此卷為黃庭堅真跡，約書於紹聖二年（1095）。

文∣巫伊婷，臺北人，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圖∣本刊資料室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1。Marilyn & Shen Fu ，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

2。大風堂編，《大風堂名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3。黃天才，《張大千的後半生》，臺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

4。傅申，《不負古人告後人——大風堂的收藏》，《張大千的世界》，臺北：羲之堂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第38—39頁

5。傅申，《上崑崙尋河源：大千與董源——張大千仿古歷程研究之一》，《張大千・溥心畬詩書畫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臺北故宮博物院，1994年，第67—122頁

本文刊載於《典藏·古美術》2019年4月刊。

原標題：《吾之精鑑，五百年間豈有第二人：大風堂收藏名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