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仰韶人崇拜的神靈，描繪在他們的彩陶上

仰韶人｜與神同在

器晤 3N3N

我們期待獲得

關於

仰韶人精神生活方面

更多的新資訊

特別是

信仰方面的資訊

考古對仰韶的瞭解，經歷了近100年的時光。從發現仰韶村，到發現雙槐樹，我們並不能說考古已經完全得知仰韶文化的所有關鍵資訊，也不能說對已經獲得的資訊都有了恰當的解釋，或者說我們還在誤解中反覆說道那些不夠完善不夠成熟的結論。

就考古發現的現狀而言，我們遠不能說已經對仰韶瞭如指掌。半個多世紀前大家在討論半坡和廟底溝的文化特徵時，就覺得掌握了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可是後來的發現卻不斷改變著已有的認知。近些年發現的那些仰韶城址，就已經足以讓我們重新評價仰韶的社會程序了。剛剛提出的“河洛古國”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顛覆了關於中原中心論的認識。

河南鞏義河洛鎮的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後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超大型聚落遺址，一些學者建議命名為“河洛古國”。發現仰韶文化三重大型環壕城址，出土大批仰韶文化時期豐富的文化遺物。李伯謙認為“河洛古國的地理位置和所處時代太重要了，伊洛匯流後在這裡匯入黃河，遺址呈現出的景象與內涵，契合了《易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記載。”李伯謙說不排除雙槐樹遺址是黃帝時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國的醞釀階段。他將距今5500～5000年這一階段，稱為黃帝時代或五帝時代。在這個時代，有了雙槐樹遺址這樣的重大發現，這裡就是黃帝文化的核心所在，它是這個時期的都邑遺址。無論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及所處時代無不凸顯了其在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應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黃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王巍也認為“雙槐樹遺址的重要考古發現，實證了河洛地區在5300年前後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的代表性和影響力，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也表明以雙槐樹遺址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確確是黃河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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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發現引出的這一番新認識，無異於重返仰韶文化時期的“中原中心”論，無異於是說仰韶文化中期已經開始邁入文明門檻。即便如此，我們依然還不能說仰韶文化再不會有更重大的發現了，

以為

最重要的中心城邑已經找到了。其實河洛古國的定名本不必如此著急，現在找到的也未必一定就是都城遺址，也不能確定就是唯一的都城遺址。新的發現，仍然可以期待。

在我自己的心裡，一直儲存著一個大疑問：我們在許多地點已經發現了諸多廟底溝文化大房址，平面為五邊形的大房址，面積可以大到200多甚至是500多平方米，可是至今卻沒有見到與之匹配的大型墓葬。這樣的墓葬一定會有，只是暫時還沒有線索。設想一當發現了這樣的墓葬，一個時代的文化發展高度才可能得到更全面的揭示。試想良渚文化如果不是發現那些大型墓葬，不是發現了那些隨葬的精美玉器，我們對良渚文化的瞭解又怎麼會有現在這般清晰？雖然在西坡遺址也發現了一批比較重要的墓葬，但感覺等級還不夠高大，隨葬品也不夠豐厚。相信與大房址相對應的大墓葬，在廟底溝文化時期是一定存在的，我們要耐心等待它面世的時刻。

我們期待仰韶大型墓葬的發現，還有另外一個因由，是希望由此獲得仰韶人關於精神生活方面更多的新資訊，特別是信仰方面的資訊。

關於南北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趙輝有過反覆探討，他說“南方環境良好，資源豐富，社會安定，等級分化明顯，中間階級數量最多，在穩定的狀態下，手工業發展得早，水平也高，社會更宗教化。北方資源條件不如南方，社會分化不那麼明顯，是一種金字塔型的社會，動盪不穩，戰爭、暴力的現象突出，政治、軍事都緊緊圍繞生存，更世俗化。兩者之間有融合和借鑑，八方輻輳的中原地區尤其具有一種靈活的態度，最後中原在廣泛聯絡、交流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成為現今世界整個東方體系的源頭。宗教不發達、工商業不發達、血緣為主的家長制等特徵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影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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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自然條件好，社會更宗教化。北方資源不如南方，宗教不發達。這樣的比較研究結論還有需要斟酌，一方面是我們獲得的資料有侷限，另一方面是我們對現有資料的理解也有侷限。就北方的紅山文化而言，那樣的神權現象體現的宗教不可謂不發達，南北分論這個問題可能還存在辯證的空間。

宗教信仰表現的主要形式神靈崇拜，我們需要由史前藝術的解讀獲得瞭解。我曾經說過：史前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我將史前白陶、彩陶和琢玉藝術，視為史前造神運動中興起的三次藝術浪潮，藝術在傳播中使得信仰獲得大範圍認同。

南方白陶上頻繁出現的飛翔神鳥和獠牙神獸，是8000年前高廟人創造的神靈，是當時高廟人普遍的信仰。

高廟文化白陶器 （湖南桂陽千家坪）

高廟文化白陶紋飾 （湖南桂陽千家坪）

高廟文化白陶紋飾 （湖南桂陽千家坪）

東南和長江中游玉器上精緻的獠牙神像，是4000多年前良渚人和石家河人分別創造的神靈。雖然這可能只是社會上層的信仰，卻也一定是代表了平民的意志。

良渚文化玉器神面紋 （浙江餘杭瑤山）

大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北天門石家河）

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北天門石家河）

大石家河文化玉神面 （湖南澧縣孫家崗）

黃河流域及鄰近區域的彩陶，也只有彩陶，主要指仰韶彩陶，我們習慣上一般沒有將它歸入信仰範疇進行研究，或者只是少有選擇地進行了研究，其實它也全都是造神運動中的藝術作品。最近的研究確認仰韶文化彩陶至少流行魚紋與鳥紋主題，由於大多數紋飾都是以幾何形的象徵圖形出現，它們遠沒有被研究者認知，所以人們不易認定仰韶人的主要崇拜物件是魚神與鳥神。

仰韶文化彩陶鳥紋幾何化軌跡示意圖

仰韶文化彩陶鳥紋變化脈絡示意（華縣泉護村與陝縣廟底溝，據石興邦）

仰韶文化彩陶魚紋頭部的擴充套件示意圖 （除註明者均大地灣出土）

在仰韶人透過彩陶表現的信仰圖景中，我們還發現了日神與月神崇拜，日與月的化身是飛鳥和蟾蜍，彩陶上不難見到它們的影子。除了鳥、魚、蟾蜍之外，仰韶彩陶上擬人的動物神像還有豬。甘肅西和縣西峪鄉下坪村新出土一件深腹陶罐，屬半坡文化晚期，器腹黑彩繪大幅面的四眼神面，也可能表現的是四面神像。神像半睜著眼睛，斜翹著雙眉，大張著鼻孔，額面繪花朵樣圖形，表情肅穆莊重，氣場威嚴神秘。神像眼睛似魚紋之眼，鼻孔又似豬。由口腔內的痕跡可知，原本應有鑲嵌的牙齒，或者帶有獠牙。仰韶這種大幅面的神面像是首次發現，感覺非常震撼，這個發現提示我們，現在所能認知的仰韶其實距離真相與全貌可能還很遙遠。

仰韶文化彩陶器及神面紋 （甘肅西和）

如果以下坪村發現的神像重新檢索舊有彩陶資料，我們又會有一些新發現。神像的魚紋之眼和豬鼻形陶塑與彩繪過去是見到過的，陝西臨潼姜寨等遺址有半閉式魚眼，姜寨等遺址發現有豬面彩陶，高陵楊官寨有豬頭陶塑，而甘肅天水師趙村遺址也見到豬面形神像陶塑，後者與下坪村的神面彩繪創意完全相同。

在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彩陶上發現過神面像，山東兗州王因和江蘇邳州大墩子遺址都有同類構圖的神面彩陶。神面繪雙旋眼，眉心繪花朵形，這個花朵形與下坪村的神面像所見非常接近。再看看過去出土的那些殘碎的彩陶片，上面留存的區域性紋飾，也都包含有神像的影子，其中就有多例類似的花朵形構圖。

大汶口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彩陶上其實並不少見構圖簡略的神面紋，有時就出現在權杖類器具上。最簡略的神面有時只表現眼形，很容易被我們忽略。

仰韶文化彩陶權杖上神面紋 （甘肅西和寧家莊）

仰韶文化彩陶眼形紋 （陝西華縣西關堡）

仰韶文化彩陶豬面紋 （陝西臨潼姜寨等）

仰韶彩陶上的神面像有時簡化為幾何紋，或者還會出現豬鼻形構圖，這種雙重屬性的意象也值得研究。魚和豬被仰韶人取作神靈的造像原型，應當是具有深意的，而魚和豬之間出現的合體藝術創意也非常值得研究。想起處在淮河之濱的雙墩文化中，陶器上不僅見到大量繁簡不一的魚和豬形刻畫，有的魚刻畫在“十”字形上，表明這不只是藝術，而且更是信仰。特別是雙墩也見到豬和魚紋合體刻畫，可以想象在不同的考古文化之間，在信仰上也自有相通之處。

雙墩文化陶器刻畫魚紋 （安徽蚌埠）

現在看來，我們對良渚文化玉器表現的信仰篤信不疑，但對彩陶上的信仰卻視而未見。這樣一來，自然會明顯左右我們對仰韶文化精神文化層面的判斷。

與人同行的動物們，天上的飛鳥，水裡的游魚，還有同在屋簷下的豬，被人奉為神靈，都曾經給先人帶來無盡的慰藉。

我們注意到趙輝說過，“由於中原社會在性格上是一個務實的社會，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鞏固軍事首領的世俗權力都是最直接的目的，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圍繞這個目的而設。……在對待宗教的態度上，中原社會似乎是僅僅將其作為鞏固加強世俗權力的手段之一，卻不允許宗教和自己並駕齊驅，出現一個凌駕整個社會之上的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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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社會的神權制度，我們的認知還有提升的空間，如果深化了對彩陶意義的認識，對仰韶整體內涵的認知也一定會有很大改觀。

史前，新石器時代，是一個藝術時代。史前藝術的真諦，是信仰認同，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仰韶時代，仰韶彩陶，沒有理由被排除在信仰範疇之外。一些新發現與再發現，讓人確信仰韶的真面目，部分的還掩藏在面紗之後。這面紗會一點點揭開，仰韶的真相會越來越清晰。

在談及文明探源的複雜性時，我寫過一篇短文發表在《光明日報》

4（

連結:

考古人在幹什麼

）

，眾多學科的考古學者經過十多年的合作，努力追尋中國文明的源頭，但是這個源頭似乎還那麼遙不可及。

源頭在召喚，其實在探源學者的眼中，各自眼裡的源頭處在並不相同的方位。我在自己的短文裡是這樣表述的：

文明的出現，經過了漫長的孕育過程，放寬一點視野，在中國，這個過程經歷了：人類社會產生與發展，由婚姻組成家庭，由氏族社會進入等級社會；發明農業種植和家畜飼養業，從採集遊獵經濟轉入農業和畜牧經濟；發明建築技術，由自然洞穴居所進入人工建築居所，由時常遷徙進入定居生活；因血緣氏族形成聚落，又因部落聯盟築城而居；城邑居民因生活出現分工，因貧富形成等級，因社會複雜化導致邦國建立；逐漸形成埋葬死者的墓葬制度，信仰祖先神崇拜，這是史前造神運動的開始；發明製陶技術，烹調水準提升；發明煮鹽，有了基本的調味品，促進了體格健康；發明釀酒，主要用於信仰祭祀儀式；藝術由萌芽到發展，刻畫和雕塑藝術漸趨成熟，彩陶奠定了跨越史前至歷史時期的藝術傳統，這是由造神運動掀起的藝術浪潮；琢玉由裝飾器轉向禮器製作，將造神運動推向又一個高潮，這是東方獨有的文化傳統；中心城邑出現，宏大的治水工程見諸實施，建構起初級國家管理機構；最後發明文字，發明冶金術，人類終於走出混沌，文明誕生，王權與神權結合，國家出現。

我還表達了這樣一種想法：“考古學研究的目標，過去關注較多的是物質文化，是陶器、石器之類，討論的是文化傳播、進化和發展模式，後來開始關注經濟形態，關注環境、人口、資源與消費，資源影響到消費，影響不平等現象出現，影響到文明與國家的形成。人們因共同利益聚集到一起，又因不同利益分化為階層，社會結構模式提升，國家與文明出現。關注文明形成，梳理文化傳統，成為考古人一個重要的科學課題。”其實這是不夠的，有關精神文化的建構，信仰認同的研究，我們多少有些忽略了。我們忽略的恰恰可能是比物質文化更重要的東西，是更能體現文明特質的所在。

註釋：

1 新華社：《“河洛古國”掀起蓋頭，黃帝時代的都邑找到了？》，新華每日電訊，2020年5月8日。

2 趙輝：《中國考古學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探索歷程》，在上海博物館的講座，2017年2月26日。

3 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文物》2006年8期。

4 王仁湘：《一把手鏟讓古今沒有距離》，《光明日報》2018年5月30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