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專家：從紐約、倫敦來看，怎樣的城市才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

究竟什麼樣的城市才稱得上“具有世界影響力”？從紐約、倫敦等城市來看，高度開放是一個普遍特質。一座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不僅要自身強大，還要與世界緊密相連。

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也是上海最大的優勢。近年來，在一系列制度創新加持下，上海在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領域取得了積極成效。

2021年，上海口岸貿易總額10。1萬億元，同比增長15。4%，繼續保持全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突破4700萬標準箱，同比增長8%，連續12年位居全球第一；上海機場年貨郵吞吐量達436。6萬噸，同比增長8。47%，一躍超過歷史高點。

噸位決定地位。對外開放的流量有助於上海打造國內大迴圈中心節點、國內國際雙迴圈戰略連結，也有助於上海加快建設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

“具有世界影響力”，一方面意味著城市規模要大，在經濟指標、人口指標等方面保持領先；另一方面要求強化城市核心功能建設，包括全球資源配置功能、科技創新策源功能、高階產業引領功能和開放樞紐門戶功能。

放眼全球趨勢，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必定是開放的高地、創新的高地，追求全球資金、技術、資料更大限度的彙集以及高效配置、增值。這就要求上海在強化開放四大功能的過程中，進一步把握、順應和利用人才流、資金流、技術流、資料流等關鍵要素流動規律。

比如，順應全球經貿規則新趨勢，以制度型開放強化上海城市功能。

所謂制度型開放，主要是指由以往“邊境開放”逐步向“境內開放”的拓展和延伸，構建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相銜接的國內規則和制度體系。

從國際動向來看，全覆蓋、寬領域、高標準已成為國際經貿規則的“基本條款”。全覆蓋就是規制重點從貨物貿易轉向服務貿易和服務業開放；寬領域就是從“邊境”措施逐步轉向“邊境內”措施；高標準就是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三零原則”，還有競爭中立、原產地規則等極限標準。

在這一大趨勢下，改革與開放高度交織、融為一體。我們必須充分用好改革系統整合的有力工具，一手抓全週期的制度型開放系統整合，將管理與服務真正融合，做到“有管理的開放”；一手抓國內與國際制度對接，在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和實現內外貿一體化的程序中推動內外融通。

又如，在全球化時代，一國（或地區）國際貿易的地位不僅取決於“硬財富與權力”，即空間疆域內的財富和權力，還取決於“軟財富和權力”，即符號性存在的財富與權力。

制度型開放所涉及的規則、標準、管理等內容，正是“軟財富和權力”的集中體現。我們要有意識地依靠與貿易規則、營商環境、產業標準等相關的“第五生產要素”競爭優勢，來逐步搶佔國際貿易中的優勢地位。

近年來，上海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截至2021年底，累計牽頭制定國際標準115項，主導制定國家標準4039項，釋出實施地方標準996項。特別是，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上，“上海標準”發揮了重要支撐引領作用，在重大裝備、工程、技術、產品方面實現了標準“軟聯通”。

同時，以人民幣計價的“上海價格”和“上海指數”持續擴容，“上海油”“上海金”“上海銀”“上海銅”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廣泛使用，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等基準利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也不斷完善，上海期貨交易所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上海正在實現從跟跑、並跑到領跑的蛻變，正在努力構築城市功能新優勢。

再如，抓住重點領域、關鍵機制，實現小切口、大突破。

一方面，率先開展服務貿易“邊境”後規則的改革試驗，聚焦競爭規則、智慧財產權、政府採購、環境標準等核心議題大膽先行先試，充分整合上海經濟的獨特優勢和國際最高標準的合理因素，探索形成高水平的新型經貿規則。

另一方面，率先建設數字貿易國際樞紐港，依託浦東打造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示範區，在外商獨資醫療機構、生物資源科技研發的投資、市場調研和管理諮詢領域開放先試先行。

此外，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還需處理好開放與安全的關係，包括在金融風險防控、公共衛生應急、城市安全以及生產等重點領域建立相匹配的風險防控體系，充分發揮外商投資安全審查機制的防火牆功能，切實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盛壘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薛澤林）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夏斌

本文作者：盛壘 薛澤林

題圖來源：李茂君 攝

圖片編輯：邵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