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展現了哪些傳統文化？

文化的定義多種多樣，甚至多達上千種，目前並沒有一個統一而廣泛適用的定義。韓東屏在《文化究竟是什麼？》一文中梳理了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定義，將其總結為：文化是人類創造力的果實。

在此我將文化理解為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包含有人類創造的物質及精神財富。

《覺醒年代》展現的文化空間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各類民俗及精神價值等，嚴格意義上講文化空間應當歸屬於精神性社會空間。

在此，我將文化空間單獨列出，分析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展現了哪些傳統文化？

“過年”：文化認同與心裡寄託

“過年”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象徵符號系統延續至今，包含有動詞和名詞兩種屬性。其動詞意義是指為過年而做準備，包括

置辦年貨，貼春聯，包餃子

等，而名詞意義則是指“過年”的各種風俗行為。

俗話說“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過年已經成為中華文化影響下的個人心靈寄託與歸屬，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覺醒年代》第十四集對“過年”場景地描繪，從文化空間方面實現情感和情緒地傳遞。

該敘事單元以全景拍攝李大釗和趙世炎看望長辛店工人為起點，李大釗對工人說“過年好啊，一起去吃餃子”，這從心理層面拉近了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緊接著導演採用並置時空的方式，展現同一時間內陳獨秀一家寫春聯、貼春聯、掛燈籠、放煙花等風俗。

知識分子與底層工人同屬於中華文化影響範圍，是對文化身份的認同

。陳獨秀總結一年來的收穫，提出“六大喜事”，而這正是中國新年所共通的習俗，無形之中拉近了觀眾與該劇的心理距離，實現情感共鳴。

在另一空間中，李大釗為長辛店工人送來年貨，與工人一起卸年貨，包餃子，唱樂亭大鼓。包餃子這一行為是中華文化中的風俗和儀式，

既是物質條件富裕的象徵，又是植根於文化血脈中的行為習慣。

劇中下餃子的鏡頭貼近現實生活，具備強烈的代入感和體驗感。正反兩方面鏡頭展示李大釗與工人一同包餃子，是對現實生活的模擬，力求真實可信。

工人葛樹貴所說

“富人叫過年，窮人叫過關”

是對當時社會環境的反映，也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真實寫照。

“歡歡喜喜熱熱鬧鬧”是過年的一種氛圍，而戲劇空間在真實“過年”環境中更能引發共鳴，使觀眾產生文化認同、身份認同。並置時空下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各處於不同情景中，陳獨秀過著上層知識分子的小康生活，而李大釗則處於底層工人的生活情景之中。

這一敘事空間豐富了陳獨秀作為“父親”“丈夫”的人物形象，而李大釗則是“工人之友”的進步知識分子。

“過年”既是結束也是新的開始，由此故事情節進一步發展，“新文化運動”持續發酵，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父子關係緩和，北大改革穩步進展。

“溫良”：一種心靈力量

正如金庸在《書劍恩仇錄》中所論及的“謙謙君子，溫潤如玉。”謙虛溫良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儒家文化對於君子的理想要求，是一種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過程中，溫良成為我們獨特的精神品質和辨別依據。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禮堂闡述中國人的精神，是對“溫良”這一品質的闡釋，能夠為中華文化濡染下的群體所認同。

此敘事單元實現觀眾產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此敘事空間內，伴隨戲謔的音樂節奏和嬉鬧聲，

攝像機全景拍攝辜鴻銘的兩位僕人出場，二人端著茶壺和煙具分站在講臺兩旁

，而後辜鴻銘拄拐入場，立於講臺中央，黑板上“中國人的精神”六個大字成為背景。

在回答“溫良”這一精神品質時，鏡頭在辜鴻銘和眾多老師、學生之間切換，展示他們之間的問答與對話關係，而不是單方面講授。

辜鴻銘提出溫良什麼？

“溫良不是溫順，更不是懦弱，溫良是一種力量，一種同情和人類智慧的力量。”

中國人生活在心靈生活中，是一種情感生活；中國人能夠將心比心，以己及人，顯現出體諒和照顧的特徵；

中國人能夠實現心靈與理智的完美和諧。辜鴻銘的這番論斷深入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在戲劇空間中延伸出中國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文化空間中講述中國人的特徵，引發觀眾共鳴和共情。

中國傳統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一種證明該敘事單元深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觀眾透過演講實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得以傳遞和昇華。

在此敘事空間內，辜鴻銘“堂堂正正中國人”的形象得以豐富和飽滿，

區別於劇情前期封建守舊，擁護帝制的迂腐文人形象，辜鴻銘是一位有著文人風範的愛國人士

。

辜鴻銘與學生互動過程中，個人情感與環境得以相互轉化和融合，創造出情景交融的空靈意境。這也為陳獨秀等人邀請辜鴻銘參與克德萊談判一事做好情節鋪墊，辜鴻銘並非不通情理的反派人物，而是能為北大而戰，為中國而戰的文學大家。

家國情懷：舍小家，為大家

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同構”觀念源遠流長，是中國古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誠然，這種家國觀念有其弊端，但在當今社會環境之下，倡導家國情懷對國家和社會地穩定發展大有益處。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無數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是一種使命擔當。

而在《覺醒年代》中家國情懷貫穿始終，知識分子、工人階層、民族資產階級及農民階層都體現出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懷和維護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覺醒年代》第三十三集，陳獨秀看到被羈押的愛國學生後，心情鬱結，返回家中後向妻子和孩子道歉，

表示自己投身革命可能顧及不到家庭，甚至會給家庭帶來災難

。

在此敘事單元中，陳獨秀面對眾多被捕學生不能無動於衷，想要為國家做點什麼，但這可能會給家人帶來麻煩、災難，甚至是生命危險。

“舍小家，為大家”的家國情懷不辯自白。

作為符號化的人物，陳獨秀以一種鮮活的形象出現在觀眾面前，而不僅是一個歷史人物。鏡頭切換至陳延年和陳喬年，兄弟二人作為劇中青年代表，同樣要立志要為國家獻身。

陳獨秀與兄弟二人既是父子，也是為國家而奉獻的“同道中人”。兄弟二人同樣做出道歉，他們或許不能為父母盡孝，不能顧及年幼的弟弟妹妹，一切為了國家。“敬酒”這一行為擁有多重含義，可表示祝賀、感謝、道歉等。

在此空間中的敬酒是對於自身理想的表露和堅持，同樣也是對於家人的道歉。

陳獨秀作為革命人的形象得以豐滿，“拋妻棄子”並非本意而是為革命所做的犧牲。

陳延年與陳喬年兄弟二人也在逐漸成長，父子三人做好為國犧牲的準備。該敘事空間為陳獨秀遊藝園撒傳單被捕做鋪墊，推動故事情節的進展。

父子三人的對話在文化方面傳達出“保家衛國”價值觀念，同時將自身的崇高理念與理想寄託於酒中

，彰顯著宏大的敘事張力，極具審美意義與文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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