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力角度，剖析民族與民族主義，兼論資本主義為何誕生於歐洲

嚴格意義上講，民族與民族主義，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

然而現在的許多網友，卻常常將兩者混同，這個現象，在中國古代史領域，尤為嚴重。

一些人聲稱，民族主義是貫穿古今的，並此為依據，對宋元明清的歷史進行解構。

而另一些人則強調，古代沒有民族，只有忠君，不能以今天的觀念強行代入過去。

一、民族

大家好，我是熱帶榕樹，

上文提到的不同觀點，一旦在網上發生碰撞，其結果會如何，相信大家心裡都有數。

以個人旁觀過的幾場辯論為例。

正方往往會站在民族角度，毫不吝惜對衛青、霍去病、朱元璋，甚至是陳友諒等豪傑，送上無數溢美之詞。

而反方這時候，大機率會拿朱元璋承認元朝正統，漢武帝重用匈奴人金日磾說事。

當然了，類似過程，其實也並不是很重要。因為無論怎樣，這種辯論，到最後都會演變成人身攻擊的。

所以，古代史中，與民族相關的戰爭和王朝更迭，到底該如何剖析判斷？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以前文章中，也曾做過一些簡單的總結，概括起來：

“古代當然是有民族的，但是絕對沒有民族主義。”

為什麼要這麼說？首先我們來看民族。

什麼是民族？按照現在比較常見的定義：

“民族是指在文化、語言、歷史上，與其他人群在客觀上，有所區分的一群人。”

從這個角度入手，最晚從秦漢開始，華夏在中原地區的大一統民族構建，就已經基本成型了。

而且，這種所謂的“民族”定義，並不是作為後人的我們，拿著今天的概念，硬生生套在古人頭上的。

根據《新五代史》的記載，有個名叫張礪的大臣，曾拒絕遼國的招攬，理由是：

“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

大家看到了吧，他所用的理由，並不是儒家傳統的忠孝，而是很純粹的民族觀念。

還有崖山海戰後，元軍曾在巨石上鐫刻“鎮國上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字樣。

到了明朝，文人趙瑤為此憤憤不平，於是作詩一首，曰：

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

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這也是非常典型的，從民族方向入手的敘事方式。

否則張弘範生平從未在宋朝出仕，也沒有像後來的吳三桂那樣數易其主。

崖山海戰

如果古代根本不存在民族和民族意識，那麼從儒家忠君角度看，他無論如何也是不應該被指責的。

類似案例，古籍上比比皆是，這裡就不多舉例了。

總之，民族不但在古代客觀存在，而且古人主觀上，也是普遍抱有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

當然了，本文講到這裡，有些網友可能就要提出異議了。

要是古代真的有民族意識，那麼明朝立國後，為什麼要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

按照民族主義的邏輯，元朝作為北方的征服者，就算不按個“偽元”的稱號，起碼也得在輿論上大肆批判吧？

然而歷史並非如此，朱元璋在《登極詔》中，高度讚揚忽必烈，所謂：

“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

洪武三年，明軍北伐大獲全勝，俘虜元皇子，群臣請求殺之，朱元璋又斥責道：

“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奈何為此浮薄之言？”

甚至於明朝帝王廟中，還長期祭祀忽必烈、木華黎等蒙古君臣，直到嘉靖年間才最終廢止。

此類種種，近代著名學者錢穆先生，就曾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中，總結道：

“所謂民族大義，光復漢唐舊統，誠千載難逢一機會，而明初諸儒似無此想。”

所以，這是為什麼？翻閱典籍，古人不是有民族意識、民族感情嗎？

這怎麼到了元明更替這種大事上，反而個個都不講民族敘事了？

當然，任何看似不合理的現象，其背後肯定都是有內在原因的。本文開頭曾說過：

“古代有民族，但是沒有民族主義。”

這兩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弄懂了其中的區別，就能明白古人的邏輯。

要知道，民族自古有之，而民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至今也不過200多年曆史而已。

二、生產力

所以，講了這麼多，什麼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民族的區別又是什麼？

為了更好地解釋清楚這個問題，本文想先就古代的生產力和生產模式，進行論述。

我曾看過一些穿越小說，主角不管回到哪個時代，都熱衷於打貴族，分土地，建立理想社會。

穿越到周朝，就把矛頭對準周天子。

穿越到漢唐，就把矛頭對準門閥豪強。

小說不用太考究，隨便看看圖個樂當然沒問題，但事實上，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完全行不通的。

比如西周至春秋，當時的生產力是什麼樣的？很多人可能都知道，集體勞作的井田制麼，那為什麼要實行井田制呢？

很簡單，生產力太落後了，只有在公有土地上共同勞動，大家才有可能活下去。

當時缺的是土地嗎？不是，那時候的中原，開發程度和今天的西伯利亞差不多。

零零散散的城市星羅棋佈，一出門，四面都是荒原。

這種情況，在史料中還有個專屬名詞，叫作“隙地”，例如《左傳》記載：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巖、戈、錫。”

這條記載出現於春秋末期，而且宋國和鄭國，又地處開發程度很高的中原腹地。

由此，大家應該也能夠想象，當時的世界是什麼樣了吧？

那個時候民眾缺地嗎？根本就不缺，真正稀少的，反而是生產工具。

如果生產力沒有根本性的變化，就算真有穿越者，把貴族們都打倒了，生產資料也是不可能平分的。

最後還得集體勞作，不然根本無法生存。

那麼要是把時間線，再往後推一些呢？

西周、春秋不行，等到自耕農已經大量產生的漢唐，可不可以把豪強門閥，都取締掉呢？

這個問題，我以前在“宋朝以後，華夏武德為何衰敗”的影片中，專門講過，這裡再簡單提一下。

的確，自從鐵犁牛耕普及以來，井田制日漸瓦解，土地私有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這個知識點，估計大家多少也是有所瞭解的。

鐵犁牛耕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越來越多的人，不願意繼續在公田上接受盤剝，於是紛紛跑出去開墾私田。

這個階段，貴族和地主，對平民的人身控制，確實被削弱了很多。

那麼我們能不能就此認為，自戰國後，自耕農就是社會的主導力量，是最先進的生產關係呢？

顯然是不能的，原因也很簡單。

雖然從戰國至唐代，小農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但商品交換受限於生產力，仍然很脆弱。

典型案例，在現代社會，由於貿易的發展，完整的生產體系，往往是以國家，甚至是大洲為單位的。

得益於先進的科學技術，哪怕是衣服、日用百貨等低價值商品，也能在經歷了數千公里的運輸後，以很便宜的價格出售。

因此單個的縣或市，根本沒必要什麼都造，只要發展少數支柱產業，就能過上富裕的生活。

社會分工促進生產力提高，各區域因地制宜，深耕一兩個領域，本來也符合社會的發展趨勢。

然而這種模式，在古代是完全行不通的。

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賢良文學在《鹽鐵論·通有》篇中，專門從成本方面，論述了非高價值貨物，不可進行遠端貿易的特性。

畢竟古代社會沒有現代的技術、產業鏈和基礎設施建設。

舉個比較形象的例子，一個地方木頭100錢，另一個地方木頭1000錢，兩地相距較遠。

這個差價，成長於工業革命後的人們，可能會覺得是個發財的良機。

但是漢代商人要敢下手，木頭100錢，運費說不定得10000錢，賠的血本無歸。

因此至少在宋朝以期，中國的商業是呈區域化特徵的。

各地難以從外界獲得所需產品補充，於是基本上每個郡縣，都要搞一套完整的生產體系。

這也就是東晉葛洪，在《抱朴子》中記載地方豪強：

“僮僕成軍，閉門為市。”

東漢《四民月令》，記載強宗大族經營專案包羅永珍。

從農耕、畜牧、漁業、林業、染織、釀造、冶金、水利、軍工、到各種手工業什麼都有的根本原因。

分散的自耕農，無法進行全產業生產，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豪強大宗才代表著更先進的生產關係。

總而言之，相比於西周的井田時代，漢唐貴族對平民的控制能力，確實有所下降。

但是所謂的“有所下降的控制能力”，從絕對值上看，仍然非常強大。

當時很多平民，對豪強完全是人身依附關係，類似於簽了賣身契的那種關係。

基本上祖祖輩輩，子子孫孫，從衣食住行，到身家性命，都被人完全掌控。

現代人所熟知的，那種主家錢給少了，或者受委屈了，立馬就能跳槽的僱傭關係。

直到宋朝，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漸普及開來。

南宋學者胡宏，在《五峰集》中，曾用一句話對比古今社會結構，所謂：

“主戶之於客戶，皆齊民。”

講的就是這種變化。

類似情況，其實在古代歐洲，也是差不多的。

雖說中西方文化不同、地理環境不同，演化出來的制度、思想，也差異巨大。

但是所謂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物質具有第一性。

兩個文明的差異就算再大，也絕不可能脫離自身的生產力水平，去構建過於超前的制度。

羅馬時代的奴隸制就不說了，很明顯具有集體勞作，以及人身依附的特徵。

至於中世紀的城堡莊園，歐洲歷史學家對此的研究分析，更是多如牛毛。

比如貝內特的《英國莊園生活》中，就曾總結道：

“這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是中世紀農民生存、遷徙、安身立命之所。”

好了，講了這麼多，肯定有人已經開始懵了，本文不是要討論民族和民族主義嗎？

現在用了這麼多篇幅，論述生產模式，貌似多少有些離題了吧？

其實不然，因為從唯物主義角度看，民族觀念作為意識，必定是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上的。

古代的生產模式是什麼樣的？集體勞作，人身依附。這種情況下：

第一，任何王朝，除非亂世出流民，否則人口流動的規模和數量，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普通的平民，大機率一輩子，都不會離開自己的村子。

別說是進城市了，可能十幾裡地以外，其他村子是啥樣子的都沒見過。

那麼你說這種環境下成長出來的人，是共情自己的宗族多些？還是共情民族多些？

第二，當各郡縣，都掌握完整生產體系時，地方豪強的勢力，必然非常強大。

反映到現實中，就是宋朝之前的任何朝代，都要依賴強宗大族，才能有效動員。

最直觀的案例，比如戰爭，隋唐府兵制的起源，宇文泰的詔書就提到：

“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劉邦遷徙戰敗的六國後裔至關中，其目的，根據《史記》記載，就是：

“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

這個論點我在以前的影片中，曾詳細剖析過，這裡就不多贅述。

當然，商鞅變法之後的秦朝是個例外，這個以後再講。

那麼，從以上兩點，能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古代雖然存在民族意識，但是，受限於生產力，民眾對此的接受度，肯定是遠遠不如鄉土宗親意識的。

北方或許還好點，南方有些情況特殊的區域，甚至是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

一個連村子都沒出過的古人，或許能夠共情隔壁村的人，勝過共情遊牧部落。

但是指望他們，為了這些不熟悉外姓人拼命，自然也不太現實。

其次，相信很多人也看出來了，在宋代以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豪強大宗，明顯更有力量。

朝廷要正常執行，必須得依靠他們，與他們深度繫結。

所以，作為地方勢力，豪強大宗是更關心鄉土利益？還是更願意將力量無謂地消耗在外地？

這些貴族或許也有民族意識，但想動員他們，民族大旗顯然是不夠的。

由此，本文就可以正式開始談論民族，以及民族主義的區別了。

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古代當然是有民族的，古人也有樸素的民族意識和情感。

但是受限於客觀條件，這種意識形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相對次要的，弱於鄉土意識的。

且在當時，最能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地方豪強，其生產生活方式，也不支援民族敘事。

所以，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才更適合古代的實際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早期的西方世界，利用宗教，完成了文明共同體的初步構建。

最早是多神教，後來演化成了更先進的一神教。

當然，無論是多神教還是一神教，從來都沒有將民族，作為招攬信徒的門檻和障礙。

而華夏，則發展出了孔孟之道，儒生們或許會強調華夷之辯，但也認同：

“入華夏則華夏，出華夏則蠻夷。”

大方向上，還是鼓勵邊遠部落，透過學習禮樂，成為周禮世界的一部分的。

綜上所述，東西方的古典意識形態，都是非常普世的。

畢竟第一，當時的民族觀念還不強大，人口流動也少，民族矛盾較容易調和。

第二，朝廷重點籠絡的物件只是豪強，不包括，或者很少顧及廣大民眾。

當利益合作，僅由上層少數人主導時，民族差異帶來的衝突，也會被極大彌合。

為什麼元明交替，滿朝上下不講民族意識，反而將之視為普通的王朝更替？

為什麼作為德國人的葉卡捷琳娜女皇，能得到俄羅斯人的效忠與擁護？

原因就在於此啊。

三、民族主義

講到這裡，本文還剩最後一個問題。

上文所述的，樸素、古典的民族意識，是在什麼時候，以什麼形勢，上升為民族主義的？

法國大革命

答：變革發生於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從此，政治規則被徹底改變。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性質，現在的歷史書籍，一般將其定義為資產階級革命。

或者說得再具體些，就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打倒了腐朽的封建王權，建立了近代化國家。

對於這段歷史有所瞭解的網友，可能還知道，大革命前，歐洲大陸存在三股力量。

國王、地方貴族、市民階層。

與華夏的先秦時代相似，中世紀的歐洲也實行分封制。

因此國王與地方貴族的關係，我們還是比較好理解的，具體對照周天子與諸侯，就能明白了。

所謂的國王，名號聽著很唬人，但實際上能夠管轄的地區，非常有限。

各地方的領主們封邦建國，大多都擁有獨立的財政、武裝力量，實力不容小覷。

歷史書上的名言“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即描述此事。

君主甚至只能叫得動直系領主，其命令在更廣闊的國土上，毫無約束力與威嚴。

三顧力量，已經講清楚了兩個，那麼剩下的市民階層，又是怎麼回事？

他們是歐洲文明史上，獨有的群體，本文需要多花些筆墨，對其進行描述。

所謂“市民階層”，從字面上看，就是城裡人的意思。

中世紀歐洲市民階層

當然，歐洲的城裡人，與華夏文明宋朝以後，普遍出現的市民階層，有著巨大的差異。

根據歷史學界的共識，大約在公元12-13世紀，歐洲的生產力逐漸得到了發展。

比如《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就曾對進行總結：

“在此階段，封建制度和商品貿易同步發展，地主開始有足夠的剩餘產品出售了。”

商業興盛的結果就是，很多地方開始出現常設集市。

這些集市不斷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前來謀生，於是又演變成了手工業與商業中心。

這就是歐洲中世紀城市的雛形，按照《西方社會史》的統計，其中比較傑出的代表。

如巴黎、米蘭、威尼斯與佛羅倫薩，在13世紀中期，人口超過了8萬。

而倫敦、巴塞羅那、科隆等14個城市，在同時期人口也超過了4萬。

這些城市人口，來自四面八方，從事各行各業。

但卻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正在逐漸脫離領主，成為沒有人身依附關係的自由民！

這個階段的發生的事情，有點類似於古代中國，井田制崩潰後，農民們紛紛逃離公田，開墾私田的情況。

歐洲貴族治下的民眾，大量逃亡，湧入城市。

德國曆史學家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記載了一句古代諺語：

“城市空氣使人自由。”

而比利時學者亨利·皮郎，更是在《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中，高度概括道：

“這事實上成為了解放農奴的途徑。”

最後，三股力量中，國王聯合市民階層打垮了地方貴族，大大強化了中央集權。

而市民階層，又發動了法國大革命，將國王推上了斷頭臺，建立了近代國家體系。

此時，古典的、樸素的民族意識，正式成為了民族主義。

其具體過程，大致如下。

在大革命爆發前，中世紀的歐洲雖然支離破碎，諸侯割據，但在意識形態上，大家還是有明確的效忠目標的。

按照基督教“君權神授”的說法，國王的統治合法性，是由上帝授予的。

因此理論上，在經過了教會的認證後，法國的路易家族，應當獲得境內一切臣民的服從。

這種統治體系，或許遠遠沒有古代中國的郡縣制，那麼嚴密、強大。

但它至少是存在的，且是邏輯上能完美自洽，經過了長時間實踐，被絕大多數人認同的。

然而當市民階級，用武力掀翻了國王和一切舊貴族後，問題就來了。

城裡人的經濟模式和特點，決定了他們追求“平等、自由”，反對包括“神權、君主”在內的一切束縛。

可問題是，君主在的時候，所有人效忠的物件，是一個具體的自然人，這非常清晰明瞭。

等君主沒了，大家又該效忠誰呢？原有的國家體系，必須得全部推倒重構。

這個階段，西方出現了很多思想家。

他們提出，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所以，大家都該效忠人民。

話聽上去，非常的偉大，先進，鼓舞人心，那麼，誰才是人民？

和君主不同，人民是一個非常寬泛的詞語。

法國本土人算不算人民？殖民地上的有色人種，算不算人民？

還有一些有爭議的，緣邊的地區，比如阿爾薩斯-洛林的居住者，算不算人民？

如此，既然提出要效忠人民，那就必須先把人民的邊界劃分出來。

否則全世界各地，隨便跑進來幾個人，都能自稱是法蘭西的主人，秩序不立馬就亂套了？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相信大家也能夠猜到了。

市民階層以語言、文化、習俗、歷史，界定人民的範圍。

原先次要的、被忽略的民族意識，從此邁入世界舞臺中心，最終變成了民族主義。

當然，這僅僅是直接原因。

如果從生產力角度剖析，歐洲中世紀末期的那些城裡人，都是從哪兒來的？

上文已經講過了，他們大多是從各個諸侯的領地裡，逃出來的。

由此可知，第一，新興的市民階層，來自五湖四海，過去人口極少流動的格局被打破了。

當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時，不同語言、習俗的碰撞，幾乎是難以避免的，民族矛盾再也難以被掩蓋。

第二，市民階層從屬性上講，是普羅大眾，生產力的發展，終於讓平民擁有了強大的力量。

於是在近代國家，群眾運動，逐漸替代豪強政治和精英政治。

而當群眾與群眾相互碰撞時，自古就存在的民族意識，也就理所當然地變成了最有號召力的思想武器。

本文最後，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古代中國的宋朝。

可能有人要問，中世紀的巴黎、米蘭，還不到10萬的人口，算什麼呀？

北宋時期，我們不也誕生了數量龐大的市民階層嗎？

首都汴京上百萬的居民，差不多頂十幾個歐洲城市，這還不算地方上，泉州、杭州等一系列商貿中心。

繁榮的宋朝商業

照此來看，中國的生產力，早在公元10世紀，就已經到達了近代國家的臨界點。

那麼進入資本主義的，為什麼是歐洲？而不是中國？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答。

新的階層代替舊的階層，必然要經歷革命，而革命，一定是極端殘酷的。

只有最驍勇善戰，不怕犧牲的團體，才能贏得勝利，開創屬於自己的新世界。

不幸的是，古代中國新興的市民階層，完全不具備這些美德。

他們或許很有錢，但是普遍懦弱無能，圓滑機巧，總之，就是沒有武德。

比如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談論徵兵標準，開篇就是：

“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

古代中國的市民階層，是在強大郡縣制的保護下誕生的。

他們不需要直面強敵，因為有官兵維持穩定。

他們不需要持劍經商，因為有衙門進行裁決。

再反觀中世紀歐洲，由於沒有強大的最終暴力，每一座城市的發展，都要經歷殘酷篩選。

沒有現成法律，市民階層就自己制定規則，選舉執政官。

沒有安全保障，市民階層就自己組建軍隊，對抗地方貴族的稅收，以及無處不在的土匪。

他們能在國王、貴族的宮殿裡，闡述連橫合縱之術，影響天下格局。

也能在最貧窮荒涼的偏遠地區，白手起家，建設家園。

甚至於很多時候，還會遊蕩於貿易路線附近，毫無底線地客串最兇狠的強盜。

安逸的農家後院，只能誕生肉質肥美，任人宰割的雞鴨。

而危機四伏的廣闊森林，卻往往生活著窮兇極惡的老虎與餓狼。

先進的郡縣制，居然會在千年後，對宋朝的轉型產生影響。

不得不說，這可能就是歷史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參考資料：

《史記》

《左傳》

《鹽鐵論》

《抱朴子》

《登極詔》

《五峰集》

《新五代史》

《四民月令》

《紀效新書》

《西方社會史》

《經濟與社會》

《現代世界體系》

《英國莊園生活》

《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

《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