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宋代筆記文集中對宦官的記載

官修史書在成書的過程中，因先天佔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和旁徵群書的能力，具

有體量磅礴，涉及周詳的特點。但由於正史體例的限制和編修者採摭標準的存在，

正史或私修史書只能展現廣大宦官群體的部分面貌。宋代大部分的文士在從文從政

之時，會將自己所見所聞和感悟期冀以隨筆的形式著錄成書，因此宋代文士的筆記

文集汗牛充棟且包羅永珍，其他不被正史收錄的宦官形象或行為事蹟和文士個人對宦官闡發的言論也散落在這眾多的史料筆記中。

因為宦官和儒臣在政治身份上的天

然對立，使得宦官在大部分文集中的形象依然是負面且罪惡的，儒臣對宦官也充滿

著防備和攻擊，兩者雖有時會保持著良性互動，但與大部分的敵對時間相比，終究

是寥寥可數。

北宋存在的大量

“閹將”因其在歷史上的特殊性，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其 實，在北宋也存在著一批與“閹將”相對應的“藝文宦官”。他們好儒學、懂詩書、 善繪畫、追求文人風趣，“以文人自居並竭力型塑自身文人形象，成為兼釆宮廷、 文人趣味且雅好書畫鑑賞的群體。”同時，因為大部分文人恥於將宦官書畫收於本 人的文集中，所以藝文宦官的事蹟僅見於官修畫譜、書譜和少量的私人文集中。

一、北宋前中期的宦言書寫

宋代自宋太祖開始就對宦官有著嚴密的防範，《宋史

宦者傳》序言說：“宋世 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為後。又詔 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孺為貨鬻者論死。”至太宗朝，也一直遵守著“不 欲宦官干政”的祖宗家法。因此，北宋筆記文集裡有關宦官的記載多是宋世嚴防宦 官的言論和行為。

可是，如果細細觀察北宋文集中有關宦官的記載，會發現仁宗朝是一個轉折點。

自仁宗朝開始，防備宦官的

“發聲主體”由皇帝變為了士人。

其中，

“各種複雜的原因

“

之一是為宦官監軍。例如，就有宦官臨陣脫逃後還 反誣武將投降的事情發生。《東軒筆錄》記載三川口之戰，正當大將劉平急需兵馬 增援請救於監軍內臣黃德和之時，黃德和見宋軍有敗退之勢便“畏懼不敢前，而更 拒以他語”氣劉平和、石全孫被俘，黃德和回朝後還誣奏兩將降賊，最後還是御 史文彥博指明瞭黃德和按兵不救與劉平、石全孫不降的真相。

這樣，伴隨宦官在士大夫心中的形象和地位一落千丈而來的，是士大夫對宦官

言論上的彈劾和政治上的全面打壓。司馬光的《凍水記聞》記載，大臣認為三川口

戰敗是因為

“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請旨罷免宦 官監軍之職。仁宗同意了他的提議，第二天便有都 知請求罷免監軍的宦官。呂夷簡此舉既能夠證明自己與宦官界限分明，不存在私人 交往請託，又能將其他的宦官拖入這場政治旋渦中，使自己獨善其身，連士大夫都 稱讚呂公的謀略。

士大夫除了對宦官進行政治權力上的打壓之外，對其死後或可獲得的哀榮也不

遺餘力的否決。嘉祐中，內臣麥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軍功在身，皇帝特賜其鹵簿。

對此，司馬光反對道：

“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功大勳而贈以一 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為法。”他認為麥允言一內臣，平生無赫赫之功死後卻得一 品贈官，賜以鹵簿，此舉有違禮法，更不可為後世效法。

宋朝政府允許宦官蔭補子孫，是作為保障和延續宦官自身既得利益的重要手

段。為了打破宦官累世代際性傳遞權力，從而形成宦官權力集團的可能，臺諫官同

樣也會諫止皇帝起用內臣之子尤其是權宦之子。範祖禹在其《論宦官劄子》中力陳起用內侍之子將會有殆害無窮的後果。他認為漢代四百年和唐代三百年的天下皆因

宦官而亡。

範祖禹極言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對朝廷造成的嚴重災禍，即使萬死也無

以謝天下。同時對皇帝召用其子的行為擔憂極瘁，認為一旦李憲、王中正之子得以

入侍，王中正和宋用臣將會權勢再起，希望皇帝能外逐宵小，內逐權宦，方使天下

安寧。

但是，應注意到在士大夫與宦官的關係還沒有陷至冰點的仁宗朝及之前的真宗

朝，也有部分宦官和士大夫保持著較為良好的交往關係。

二、北宋末年的宦官書寫

北宋宦官的權勢地位隨著徽宗的即位發展到了頂峰。徽宗寵愛童貫，使童貫以

宦官身份官至太師領樞密院事，位極人臣，這種情況在此之前絕無僅有。梁師成也

深受徽宗寵信，官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宦官權力不斷膨脹，與之相伴而來的是其挾勢弄權與無惡不作。童貫與蔡京相

互勾結，在徽宗的指示下大興土木，修大內、建景靈宮和元符殿，又趁花崗石之役

在民間四處搜刮，巧取豪奪，致使民不聊生。梁師成廣受賄賂，賣官鬻爵，氣焰囂

張。楊散和李彥在民間大肆搜刮民田、檢括公田，強徵賦稅。對於眾多宦官為非作

歹的各種行為，士大夫自然不能忍受。於是在朝堂上就有諫官引漢唐故事，力陳宦

禍。

陳禾以

“不惜碎首”的方式勸諫皇帝禁用宦官，但換來的是宦官利益集團的打 擊報復。士大夫對宦官厭惡情緒的表露不止於廟堂，即使當時士大夫與宦官及其利 益集團在政治力量上存在巨大懸殊，在政治鬥爭中經常落敗，士大夫群體也會在觸 手可及的生活場景中，利用一切機會表現出對宦官的鄙視和嘲諷。

士大夫彷彿對與宦官存在聯絡的一切事物擁有天然的反感。宋朝士大夫認為，

閹人乃

“善逢迎”之人，“逢迎”是宦官最具代表性的特質。那麼只要一個人沾染 上這“宦官氣質”，就會成為被嘲諷的物件。楊存中為北宋將領，在多場戰事中有勤王救駕之功， 被人號為“髯閹”遭人鄙視，就是因為士大夫存在逢迎之人等同於內宦的刻板印象。

宋朝士大夫認為

“不交近習”是自身完美人格和君子形象的重要表徵。

或許是對北宋末年的朝局和自身處境的深度失望，觸發了文官的追古情緒

“範 純夫為諫官，東鄰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由此，可看出在士 大夫的理想盛世裡，宦官必須無條件的屈服於文官的威嚴之下，文官應該擁有對宦 官壓倒性的控制能力。

三、藝文宦官的歷史書寫

由於宋代宦官特別是北宋宦官在戰場上的卓越表現，使得能征善戰成為宋朝宦

官的群體特徵之一。宋朝與鄰國西夏、金國和遼國之間的戰爭幾乎貫穿著整個宋朝，

現實的因素導致無論是官修正史、私修史書還是宋人筆記文集裡的宦官記載多是有

關

“閹將”征戰的內容和因“閹將”衍生的議論。學界有關北宋宦官研究的重心也 多在討論北宋“閹將”、內侍制度和宦官政治等等。

實際上，在文教用興、藝術文化大發展的北宋還存在著一批優秀的藝文宦官。

北宋對宦官實行

“外朝化”的管理制度，宦官在政府運作過程中扮演著多樣化的外 事角色，如裴愈前往江南搜訪、求購歷代的名家書畫，劉承規總領史官編修《冊府 元龜》等文化專案，這證明他們具備與之相配的文化水平。

部分宦官在社會重文風氣影響下和內在期望文化身份得到社會認同的驅動下，學經史、善繪畫，藝術水平

之高已與文人別無二致，他們擁有較高的詩作、繪畫水平，有些甚至能與當時的進

士、名家相提並論。瞭解藝文宦官的面貌和與他們相關的歷史記載，有助於我們更

加全面的瞭解北宋宦官群體和歷史書寫加之於他們的影響。

北宋的部分宦官不僅能鑑賞、繪畫，更能吟詩作賦、著錄文集，富有成就。他

們的詩作或為當下心境的反映，或為歌頌人主和朝局。

他們的繪畫物件也多是與文人取向相同的花鳥、墨竹。可以說，眾多藝文宦官的

出現不僅是宦官自覺主動接受文人雅趣、與之交流互動的結果，更可以被解讀為宦

官在文教盛世中的一種

“立身之計”。他們自身擁有較高的知識文化水平，憑藉自 己的藝文“身份屬性”來拉近自己和士人的距離，並且將詩作和文集作為展現自我 志向抱負或投主求榮的途徑之一，以此得到皇帝的賞識，獲得高位。

無論是因為外在重文環境的影響薰陶，還是宦官內心對文士身份和人主恩賞的

渴求，亦或是宦官自身飽含對知識和藝術審美的興趣追求，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在北

宋的歷史上的確存在一批知識和藝術水平較高的宦官。

但是，宦官的藝文形象並沒

有被所有型別的歷史文字接受，這些唱和詩詞、繪畫丹青的形象多被正史淡化或隱

去，其中最多隻留有片紙隻字的概括性詞語，我們只能在少許計程車人文集和詩文匯

刊中找尋到對藝文宦官事蹟的細緻描寫，這充分說明了歷來被認為書寫較為公正的

正史，仍舊是不公正的。藝文宦官作為北宋宦官群體的另一面向，在史官和絕大多

數計程車人筆下多被忽視，藝文宦官對知識審美的基本追求，也被當時的歷史書寫所

限制和遮蔽。

宦官群體作為由許多個體彙集而成的

“集合體”，其形象本應是多面化的。但 是，宦官和士人作為爭奪政治資源的對立群體，兩者會互相擠壓對方的政治發展空 間。因此，在現實因素的考量下，士人作為歷史的控制人和主筆者，便將歷史書寫 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在文字上極力抹去宦官文氣高雅的一面，從而使宦官群體呈現 出單一化、臉譜化的形象。

在為政治服務而存在的正史中，宦官因其特殊的生理身份，也通常處於被利用、

被書寫的位置，最後淪為歷史書寫的工具。史筆對違法作惡的宦官大加貶斥、言辭

激烈，彷彿宦官是一切罪惡之源。但是，從客觀、公正的角度評價，宦官群體中雖

存在不少

“為惡之徒”，但他們罪不至為整個時代的失敗買單。以童貫為例，自國 變之後，童貫便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士人將他視為導致北宋滅亡的首因。

從此

，

自文人筆記至實錄正史，童貫的一系列行為被放大、被審視、被批判，他的藝文行 為或其他形象被隱去，留在主流記載中的只有為害朝綱、貽害萬年的種種惡行。童 貫可被稱為歷史上眾多宦官記載中的典型或縮影，在幾千年的歷史記載中，宦官一 層又一層的負面形象互相疊加重合，最後塑成和固化了 “宦官禍國”的歷史印象。